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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11/27/2011 02:06| 发布者: 郭国汀| 查看: 2949| 评论: 3

                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编按:杨奎松教授是中共体制内较有良知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学者,本文是他的孙文研究专论之一,明显可见孙文对共产党的真实立场与态度。本文相当客观公正,论述有理有据,有较高参考价值,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仍属体制内人物,且身在暴政下,或多或少受到暴政的限制或被迫自宫自限,因此杨教授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学术研究自由,此点读者应当注意。本文特别值得陈尔晋先生精读并评论。


               

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杨奎松 2005年09月12日

众所周知,孙中山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当年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再由孙中山作主,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授予重要职务,而逐渐形成的。在两者关系中,俄国的因素显而易见。问题是,俄国的因素对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容共”究竟是“联俄”的诱饵呢,还是确实看重了共产党人的才干?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好坏,是否也是受到他与莫斯科关系的影响?或者说,是俄国因素的影响多些,还是中共自身政策的影响多些呢?提出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孙中山在世时对共产党问题发表过不少态度大相径庭的谈话,共产党人当年对孙中山的看法和态度也是时好时差。如果我们不注意事情发展变化的经过情形,不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出于一己之角度,抓住一两条线索,对孙中山的言论各取所需,就只好听任立场各异的研究者在那里自说自话,而无所适从。[1]鉴于过去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缺少有针对性的探讨,本文试图依据已经公开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就此做一系统的梳理和考察,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合作”问题的由来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2]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予其间。[3]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中共在上海建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4]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5]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6]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7]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8]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50馀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200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一大”后一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了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进行了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了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9]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进行了沟通。此次就近对国民党进行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列宁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10]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与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作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11]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告诉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着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12]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扬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响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13]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得知马林将转而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陈独秀在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了他们的不同意见。内称: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馀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 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14]
尽管陈不愿在孙陈之间做出选择,但50馀天后,即1922年6月16日陈就炮轰总统府,发动了武装叛变,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的负责人。注意到越飞、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15]

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他们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这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白提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是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他们坚持,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16]

但是,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异常悬殊的状况之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是接受了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17]8月12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急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了张继,说明了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中共中央的会议被迫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故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翟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个别交谈,再做说服工作。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更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

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18]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19]

在说服了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进行了具体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20]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1]他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佩孚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他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的情况时,他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22]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整队的军阀军队的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的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1917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契切林,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23]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24]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它与俄国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两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25]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容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26]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27]用他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28]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马林建议说,国民党应仿照俄共(布)的形式,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建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时,他马上表示了肯定的态度。[29]

自9月初起,孙中山就开始了改进国民党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4日,孙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和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等举行谈话会,一同讨论改进国民党的具体设想。6日,他指定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一个半月后,党纲及总章草案形成,交孙中山审阅后,再交国民党本部集议审查。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范围更大的第二次谈话会,讨论和审议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党纲与总章。12月16日,他再度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和修改宣言草案。在随后任命的国民党本部重要干部名单中,共产党员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30]

经过几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并经由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其中扼要地阐述了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目标,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31]这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以来,第一次公开具体说明自己的奋斗目标。[32]孙中山就此解释说:
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33]
汲取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决定吸收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背景。

但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阐明的三民主义。而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相异趣。其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34]实际上,孙中山所期望的未来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虽然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与同情,并且不惜吸纳共产党员,却坚持不同意在中国另搞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就在其接纳共产党员并通过宣言、党纲仅20多天之后,他就在上海与苏联政府的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他在声明中坚持写上了“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35]可见其必欲区别于苏俄态度之坚决。尽管孙此举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成份[36],但以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之热衷与坚持,和他以往对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之怀疑,此举绝非单纯为了掩人耳目也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看法,言论很多。但最能典型地反映出他这时内心看法的,还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他在广州与达林(A. S. Darlin)的一段谈话。在达林详细地说明了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以及共产党人为何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等问题之后,孙中山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俄国实行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均平主张,或者说更接近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搞的那一套。他怀疑,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方式多半会与现代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Abrabam Lincoln)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口号意义相通。而中国的问题更与西方不同,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因此,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鉴于达林等再三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好处,他的建议是如果俄国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也只能到容易接受均平思想的落后地区去,而不要在城市里直接做试验。他慷慨地表示:“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37]
共产党对孙中山的态度

孙中山的目标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努力创造一个比西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平等一些的改良的社会。他与共产党人的相同点,主要在于他们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敌人和决心用激烈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观念是相同的。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孙中山没有特定的依靠对象,因此也不存在固定的敌人,一切取决于人们是否赞成和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人却是坚持以阶级划线的,他们相信社会上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有产与无产等相互对立的不同阶级,他们是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只能依靠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在革命中实行真正反映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策,坚决与压迫阶级和有产阶级为敌。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他们当然不会接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策主张。恰恰相反,在理论上以及内心深处,他们充其量不过把孙中山国民党看成是俄国二月革命的领袖及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相信或迟或早,他们都要发动十月革命,造成自己的政权。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阶级的代表,是人类的未来命运的主宰,最具远见卓识且最能反映全体人民利益,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政治使命感。[38]由此不难想象,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根本上只是基于实力原则的策略考量,是为了便于推进革命和自身力量的发展状大。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关系,自然会存在矛盾甚至冲突。

陈独秀已是中共党内这时比较看重孙中山和支持加入国民党的一派领导人了。即使是陈独秀,刚刚加入国民党,也明白提出:对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他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
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得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斗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39]

在莫斯科的俄国领导人,毫无疑问比陈独秀等更具政治上的优越感。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当然上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自信已经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俄国,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源泉和力量源泉。特别是刚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战胜了十四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他们中许多人明显地对推动中国革命也充满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按照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他们相信应当帮助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但他们中许多人理所当然地把在中国发展共产党视为他们情感上和政策上都必须争取的目标。更何况,他们在理论上也深信,国民党终将随着中国阶级分化的加剧而走向分裂。推动这种分化,迎接这种分裂,就成为他们对国共关系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期待与政策。共产国际再三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把促进中国阶级斗争作为他们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实在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40]而推动阶级分化,促进阶级斗争,国共关系纷扰不断自不可免。

就在马林1922年夏天从莫斯科拿到共产国际支持建立国共“党内合作”关系的八月指示不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一个明显有些不同的较为激进的决议,以强调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决议告诫说:“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任何一个中心,不论是张作霖的中心,吴佩孚的中心,还是孙中山的中心,都是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要以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要在建立统一国家和争取与苏联结盟的斗争中,“支持那些给予工人阶级以发展和建立组织的充分自由,并拒绝与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的集团。”“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41]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共产国际内部,还是中共中央内部,对马林不满的倾向迅速升高,甚至很快就出现了指责马林右倾的声音。[42]这种批评自然使马林的工作遇到阻力。

为了证明自己的方针正确有效,马林于1922年12月23日再度返回莫斯科申诉意见。他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来四个月时间两党关系的情况,做了十分乐观和充满希望的描述。在他看来,不仅中共从此有了更便利的宣传条件,而且他们可以经常性地自由批评国民党的某些缺点,这种方式已经在国民党内得到了认可。他坚持,任何试图修改几个月前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的指令,“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人,在我看来是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把我们的在中国的策略建立在我们的一般方针和我们的一般立场上”。而应当采取“革命的机会主义”的态度,因为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使存在,也只有与民族主义运动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发展。而他在中国与国民党人密切接触后所得到的切身体会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即使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团体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43]
马林的报告明显受到部分与会者的质疑。维经斯基坚持必须根据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的要求,把教育落后国家共产党开展对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斗争,和发展无产阶级运动作为共产国际特别重要的任务。而在以往的指令中,对此强调得不够。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共有丧失自身独立性的严重危险。马林对此坚决否认,他坚持过去的指令没有修改的必要。他断言,在中国,应当把革命民族主义,而不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应当认识到:“全部问题只在于如何调整同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只有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顺利的发展,才有可能“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44]
对于马林与维经斯基等人的争论,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这时采取了“和稀泥”的策略。这是因为,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前两天,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刚刚开过会议,作出了赞同越飞关于“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建议的决定,并且要求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里支付援助国民党的费用。[45]在这种情况下,刚刚参加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布哈林,自然必须努力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贯彻“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决定精神。但即便如此,他也十分清楚共产国际不能单纯从苏联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他既不反对维经斯基提出的建议,也不反对马林的观点。他的说法是:在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任务是成立工人政党”,二者不可偏废。[46]会议最后形成的文件事实上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决议肯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强调国民党由四种人组成,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共党员应当留在国民党,这大都符合马林的看法。[47]而指出国共党内合作“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却无疑是维经斯基等人的意见。[48]而只要有了后面这种意见,马林在中国的工作就注定会遇到不少麻烦。

一方面强调“全力支持国民党”,赞同越飞和马林关于“必须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49]的观点,准备向国民党提供大笔援助;一方面却坚持要独立地开展共产党的工作,强调共产党要大力组织和争取工人群众,争取“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这明显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任务。如同莫斯科对越飞与孙中山签订声明,只承认它所想要的有关孙中山承诺的那一半,却不支持越飞承认的孙中山想要的另一半一样[50],它所带来的麻烦难免造成莫斯科政策本身的紊乱。因为,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角度“全力支持国民党”,着手将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努力,必然导致国民党中心地位和发展势头的迅速增强。与此同时,又让本来就坚信代表最先进阶级,最反映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也把争取建立强大群众性政党作为自己“重要而特殊的任务”,结果必然会使国共两党因争夺群众而陷入纠纷,以至出现相互抑制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也或多或少地有所意识。马林离开莫斯科后不久,维经斯基等人就开始隐晦地批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方针。他们对马林把中共中央搬到孙中山身边去不以为然,断言中共中央设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并不得不通过政治上的种种让步而交换国民党政府所给予的种种“好处”。他们甚至明确主张,绝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除非孙声明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政治原则,并与张作霖等军阀划清界限。在此基础上,他们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明令马林:“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51]

事情很明显,孙中山为争取苏援而接纳共产党,想要借此发展壮大国民党,便利革命。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却更指望中共自身迅速发展,对要不要“全力支持国民党”意见冲突。这种情况难免不会对本来就极其微妙的国共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马林路线”的失败

虽然共产国际向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提出了发展群众性政党的目标,但这样一种目标最初距离中共毕竟还十分遥远。马林对此更是不以为然,声称:“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250名,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许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中国如此之落后,“要在当前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52]

1923年2月7日,被中国共产党人引为骄傲的京汉铁路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一度颇具声势的北方工人运动一朝倾复。这种情况对那些一心希望独立发展的共产党领导人震动极大,他们因此开始意识到孙中山国民党及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价值。于是,马林的观点终于在党内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正因为如此,马林回到中国不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共产国际一些人“想入非非”了。他异常坦率地宣称:“在中国建立群众性政党,今后许多年内都只是一种幻想。”“如果要在中国采取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这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当前,在中国唯一重要的工作,只有国民革命运动,也“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53]

1923年6月,中共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负责指导会议工作的马林与中共部分领导人之间再度发生争论。开始赞同马林观点的陈独秀,在他起草的决议案中承认:因为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但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和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张国焘,以及北方工会组织的代表则持不同意见。他们坚持:“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的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我们完全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而“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去。[54]
问题是,“二·七”惨案发生之后,党内的情绪已大为改变。蔡和森和张国焘等人的主张没有能够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马林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既然中共几年之内很难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等到中共有条件发展壮大之后再来进行国民革命。既然国民党有充足的政治资源,又具有国民革命的明显倾向,苏联也决定全力支持国民党,中共当然责无旁贷的应当加入国民党,利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协助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并推动它走向反帝革命。总不能因为“怕加入国民党有危险,而留在党外”。更没有必要担心工人群众会因为加入国民党而被扼杀了革命精神,恰恰相反,要想推动国民党走向革命,就必须在国民党大量充实革命分子,培养强有力的国民党左派,从而克服国民党的种种错误倾向。马林最终促使中共三大作出决议:不仅正式批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且没有直接提到任何旨在争取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实际目标。[55]

马林对通过共产党来发展、推动国民党充满了热情。他为此甚至不惜写信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尖锐批评那些对他说三道四的人。他说:“我不懂,为什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是阻止国民革命的发展?”“莫斯科的意向是让党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吗?”实际上,中国“党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它的“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不应凭想象去工作”。“绝对不要为此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在工会的宣传中利用这面旗帜”。因为,第一,许多人“害怕共产主义”;第二,它会“削弱俄国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合作”。“那些希望我们集中全力去建设群众性共产党的人”,恐怕“是完全忽略了事情的实际情况”。[56]

问题是,马林的热情并未能够得到孙中山的配合。在1923年初,广州克复,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本营,重新埋头于军政事务之中,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因此逐渐停顿下来。这不能不让马林倍感沮丧。马林到底还是一位共产党人,在他的观念中,革命只能是像法国以及俄国革命那样,在中心城市宣传和组织群众来进行。为此,自与孙中山接触以来,马林始终都在强调党的组织和宣传的意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利用军阀夺取地盘的革命方式。为此,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在中共的刊物上化名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只会使自己日益背离下层民众的意愿和需要。[57]在孙中山丢掉广州的情况下,马林的这些批评意见确实很少引起国民党人的反感。但在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之后,他却无法再用过去的方式向国民党提意见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5月6日山东临城发生土匪抢劫火车,打死一英国人,劫掠26名外国人。事后,孙中山委任负责外交事务的伍朝枢起草电报,以国民党中央名义致电北京外交使团,要求各国撤销对此事应负责任的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以予中国人民另行建设全国公认政府之机会。对国民党请求列强帮助的作法,马林极感不满。他除了写文章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公开批评这一作法以外[58],还当面向孙中山提出异议。结果,他发现孙中山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对他重提加紧改组国民党工作和加强政治宣传的问题,干脆也一口回绝,坚持一切必须等到军事问题基本上解决之后。[59]

对孙中山态度的变化,马林十分焦虑。他终于不能不转而开始注意到中共的作用。他提出了用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去“引导这个政党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的想法,提出“只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通过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60]马林据此推动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以中央委员会诸委员的名义联名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的国民会议,把现有的各联合会组织成为自治政府。[61]他建议,如果孙中山不能接受这样的建议,“李大钊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其他同志就要着手去把国民党的地方支部争取过来,采取党的这个新策略。”[62]

按照马林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陈独秀等五名中央执行委员起草并向孙中山提交了他们的建议信。信中强调,由于曹锟逼走黎元洪,试图取得总统地位,遭到上海乃至整个北方民众的强烈反对,上海各马路商会已经公开要求组织国民会议解决问题。国民党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公开站出来领导民众的斗争,并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为此,“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以便争取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新的政府,进而建立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国革命的新军队。但在与陈独秀等人的谈话中,孙中山明白表示,他既不会与曹锟等人合作,也不会按照各方建议把国会召来广州,同时也不会支持上海商人的行动,因为他看不出这会有什么结果。他坚持,当前关键的问题,还是要争取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军队。据陈独秀报告说:当他向孙中山提出,在国民党尚未成功地改组并扩大自己阵地之前,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支军队的问题时,孙中山的回答是:“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召开国民会议是不可能的。”[63]

关于在西北或东北建立一支军事力量的设想,是孙中山久已有之的一个梦想。为此,他坚持与张作霖保持密切关系,同时极力劝说苏联政府的代表支持他在西北地区,如新疆和蒙古边境等地建立军事基地。随着1923年5月孙中山得到莫斯科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援助,并愿意与他的代表讨论西北军事计划的消息后,他明显地对坚持广州根据地和发展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64]在极力协助苏联外交代表越飞为孙中山争取到俄国的援助之后,马林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注意到孙中山在军事上的进展,广州根据地的巩固和苏联的支持,马林开始失去耐心了。在他看来,只要孙中山仍然身在南方,他所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控制广东。而军事上越有利,他就越会满足于政治谋略,“而更不乐意与我们接近。”他在给越飞的信中承认 :“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因此,他尖锐批评越飞不该为孙中山争取到200万金卢布财政援助,断言“以前拿钱支持国民党是不负责任的”,“从经济上支持孙在南方的军事计划并无益处,那些计划其实并没有革命意义。”因为过去这200万元对孙中山也许至关重要,但对一个已在广东立足并能驾驭局势的统治者来说,就远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莫斯科继续“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与其为了帮助孙中山控制广东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的腰包,真不如用2万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65]

但到这个时候再来鼓励共产党进一步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与竞争,已经太晚了,它反而会让正在期待苏联援助的孙中山怀疑共产党人蓄意拆台。7月18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人进行谈话时,孙中山突然用英语愤愤地说:
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66]

据马林后来报告说,孙中山当时说到这个问题时情绪显得非常激动,以致廖仲恺和胡汉民等人一个个噤若寒蝉,都悄悄地溜走了。只有马林还留在那里努力为陈独秀做些辩护。但无论如何,孙中山坚决维护国民党,不允许身为国民党员的中共领导人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态度,是再清楚不过了。为此,中共中央在第二天就紧急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严重情况。根据各方汇集的情况可知,不仅孙中山对中共的批评强烈反感,而且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人都表现出同样的情绪。他们甚至怀疑陈独秀等人只是想利用国民党,孙中山委任他为大本营宣传委员长,他却在利用这一职务做同国民党决裂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不能不留在国民党的中共领导人深感为难。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共产党自身的立场,他们无法不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问题,否则就不足以显示其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基于共产国际必须留在国民党内的决议,他们又不能轻易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决定是,继续过去的路线,在批评上避免激烈词句,同时加强有利于国民党的宣传。[67]这样一种方针,显然不可能解决问题。

其实,国共关系中的麻烦,也并不仅仅是国民党人的感受问题,中共自身也困惑不已。仅以中共中央驻地问题为例,马林千方百计把中共中央弄到广州来,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连马林自己都发现这是一个馊主意。在孙中山身边,任何与孙中山意见分歧的言论都难免会引起纠纷,孙中山严厉批评陈独秀,就是因为得知香港英文报纸不满国民党在广州不能管束陈独秀等人言论的消息所致。而与此同时,把中央搬到广州来,原本来是马林想要更有效地通过中共中央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事实上几个月来中共领导人在这方面几乎无事可做。相反,北方政治出现危机,中共反而没有力量去领导和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宣传。

到1923年7月,马林不仅自己灰心丧气,而且也失去了共产国际的信任。眼见在马林的影响下,中共中央转而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自身的发展宣传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国际东方部对这位荷兰人有理由强烈不满。一位在北京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报告尤其能够反映出他们的这种不满情绪。报告称:由于党员全部加入了国民党,“党的工作这里进行得很少。本来它的规模就不大,而近来由于这个倒霉的国民党奸党,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大家都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68]马林成了东方部官员嘴里的“右派”的代名词,自然不足为奇。当得知马林终于要被调离中国之后,一位东方部工作人员忿忿不平地表达了这些人的心情:
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外交人民委员部需要这样,但不要把党牵连到这种事情里去。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同它一起经受种种冒险、病痛、阴谋、欺诈等等。[69]

孙中山的希望与两难

马林在1923年7月下旬离开了中国。步其后尘,莫斯科很快派来了另一位“马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莫斯科给这位名叫鲍罗廷(M. M. Borodin)的新代表的指令当中所提出的要求,与马林路线几乎毫无区别。

在这份由中央书记斯大林签署的指令当中写道:“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70]这意思明明白白,就是鲍罗廷的工作还要像过去一样,以孙中山国民党为中心。如果鲍罗廷只是像越飞那样,纯粹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倒也说得过去,问题是鲍罗廷同时也受命担任共产国际在华南的代表。过去马林只因为帮助越飞做了一些外交性质的工作,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强烈批评,如今鲍罗廷本身就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不得不接受他为自己的代表,其地位之尴尬显而易见。

当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鲍罗廷与马林还是有所不同的。这首先因为他是俄国人,16岁就参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站在多数派一边,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因而不仅政治上可靠,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布)领导人也都有很好的关系。鲍罗廷所以被莫斯科看重并派往中国,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英语很好,曾长期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达12年之久。而且自从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参予共产国际的工作,并负责指导过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的联合战线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私交不错。当加拉罕被受命前往中国接替越飞担任驻华全权代表之后,加拉罕立即就想到了鲍罗廷,把他推荐给斯大林,建议由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以便于他能够全面掌握中国南北方的情况,灵活协调对华外交。

鲍罗廷8月经由中国东北进入中国,先后到达北京、上海,并在上海与张继及陈独秀交换了看法。10月6日,他持加拉罕的介绍信到达广州。鲍罗廷到达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而这个时候,恰值孙中山因为军费所累,试图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馀款,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各国开始发生冲突之际。且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蹂躏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71],这不能不让孙对广东根据地危急形势和争取苏联援助的必要性,更增添了紧迫感。与以往在广州时小心翼翼地不愿与莫斯科扯上关系的情况相比,孙中山这时的态度变得异常坚定。而他格外重视鲍罗廷,还因为他注意到鲍罗廷与马林有很大的不同,鲍罗廷不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缘,而且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之一,受到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对鲍罗廷给予高度礼遇,将有利于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孙中山久经政坛,深知欲寻求外援,实现政治抱负,非要有所凭借不可。他在1922年11月24日给蒋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他的这种心态。他告诉当时急于取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说:要想取得苏援,“必在吾人稍有凭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凭借不可,欲得凭借,则非恢复广东不可。”[72]如今凭借在手,又有苏联外交使团成员到来,他自然会不失时机寻求援助。他不仅要求苏联由海参崴通过海路向广州运送援助物资,而且明白告诉鲍罗廷,只要他还能守往广州,他就一定会与苏联建立起直接的联系。[73]一方面孙中山需要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内外交困的局面,也促使孙中山再度对俄国人的组织宣传方法发生兴趣。而在这后一方面,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老党员,鲍罗廷的现身说法尤其具有说服力。他用亲身的经历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显然极大地触动了孙中山。仅仅接触了短短的两三天时间,孙中山就对鲍罗廷有了很好的印象,并对鲍罗廷所介绍俄国经验深以为然。鲍罗廷到后第四天,孙中山就在双十节举行的国民党党务会议上首次公开以俄国革命为借鉴谈论起国民党的问题来了。次日,他即下令重新启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 “效法俄人”,“以党治国”。[74]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不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到后几天便顺利推动,其个人魅力之大不难想见。

鲍罗廷显然擅于发现问题所在。过去,每有外人问到国民党时,孙中山都会以10万乃至20万之数告之。[75]鲍罗廷一来就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3万,缴纳党费者仅有6000,待重新登记时,来登记者才不过3000。即使这3000党员,与党也缺少联系。党“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它偶尔发表的由孙中山签署的有关三民主义目标的宣言,多半只是作为新闻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就一切照旧,党丝毫不能因此而得到发展。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再加上持续战争,或因军费巨额开支造成滥征捐税,或因战争需要大量强制征兵、征夫、征粮,致使“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政权甚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76]当鲍罗廷把这些问题一一分析给孙中山听之后,孙中山也承认问题之严重,因而更看出加强党的工作,以扩大群众影响的重要。[77] 必须集合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个人的力量,革命才有希望,这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交谈后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受命前往上海的廖仲恺在解释孙中山所以必须改组的理由时,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说,孙先生在广州已经历三次失败,“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过去虽曾组织集体入党,但“当时以团体加入之党军即为后日攻总统府之人。可见入党者须以个人,不可用团体也。假使广州方面有相当数目(如有十万党员)之党员,何致得历次失败之结果,党员本在民众之内,果有多数党员,庶足制伏军队,因为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 [78]

党员多,则民众多;民众多,则足以制伏军队。这也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谈话后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而要有效地发展党员,聚拢人心,扩大宣传,实现以党治国的目标,也只能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很快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下令成立了包括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共产党员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根本原因。显然,孙中山这回是真正下决心要模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开始全面改组国民党了。

既要改组国民党,扩大宣传,发展组织,共产党员的作用自然又显露出来。10月25日,孙中山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改组决定之后,马上就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指定了包括中共领导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有鲍罗廷的推举和孙中山的批准,更多的在广州的共产党员投身到改组工作中来了。

鲍罗廷不仅成功地争取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同时也成功地与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领导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不是像马林那样毫不隐晦地贬低中共的作用,否定中共理想的目标,而是向中共党员反复解释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决定性作用和壮大国民党就是为了壮大共产党的道理。他一边不断地与中共党、团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一边经常提醒党团领导人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面向人民”,使所有的工人、学生都迅速觉悟起来,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但这不妨碍我们同时把最革命的人吸收到共产党内来。只有我们才能把国民党变成革命的大熔炉,“从这个熔炉中提取我们自己的党所需要的材料”,为将来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打基础。[79]当然,他坚持共产党人必须步调一致听指挥。他明确提出:“党中央必须把关于纲领的准备好的发言稿发给它的代表,而为了不使我们的计划落空,我们的人必须有组织的发言。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发言甚至不应有任何修改”。[80]

当然,鲍罗廷对国共两党同时具有影响力,并不意味着他能够使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孙中山这时的一段批示中得到清楚的印象。

11月29日,华侨出身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领衔上书孙中山,指陈鲍罗廷时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集会讨论国民党政纲政策,似可见此“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这显示“为苏俄政府所给养”的共产党,正在“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81]

孙中山这时确实在委托鲍罗廷代为起草制定国民党的政纲及党章等重要文件。他也清楚鲍罗廷与共产党人之间有来往甚至会议。但是,整个政纲党章的讨论和修改,很大程度上是由孙中山指定的委员会在负责,最后还要经孙中山亲自审定批准,所谓“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自然纯属子虚。因此,孙中山对此明白解释说:政纲草案等“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

但“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这句话,却清楚地反映出孙中山对共产党的不满。十分明显,注意到鲍罗廷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一心希望得到苏联全力帮助的孙中山,难免会对中共与俄国的关系心存芥蒂乃至醋意。他严厉地指出:以陈独秀为首之“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当然,孙中山并不认为这是俄国人的问题,他反对把俄人与中共相提并论,且因此愈加相信有吸收中共党员入党之必要。他为此特别解释说:“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遏〉,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且又为我晓喻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对)吾党。”“不能以彼往时反对吾人,而绝其向善之路。”但他最后仍旧强硬地表示了他绝不会听任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自行其事的决心,声称尽管陈独秀等已加入本党,但“陈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82]

从孙中山的上述表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味道。他之所以会接受俄国人的干预和劝说,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虽然有欣赏共产党人能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却还是由于“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因为一方面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这实在过于困难。如果说他开始时还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话,那么他这时显然早有领教了。他之所以能够对马林脱口而出地表示:“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就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陷入到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当然,在孙中山看来,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万一逼不得已,他还是能够做出壮士断腕的举动的。他曾经明白告诉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83]

共产党人处境尴尬

孙中山对中共态度两难,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同样也使自己到陷入两难的境地中。

1924年1月下旬,中国国民党召开了它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就其形式和规程都是仿照俄共(布)党的方式来的。事先起草了大会宣言和党章,组织了宣言、党章、组织宣传、党务等议案审查委员会,成立了大会主席团,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从此开始了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事一决的议事制度。其党的总章关于会议制度、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各级职权范围及纪律制裁等项规定,几乎照搬了俄共(布)党章的内容。[84]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了与共产国际近乎一致的解释。共产国际在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根据与代表团讨论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决议,全面阐述了共产国际对于在中国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民主义革命目标的理解。其民族主义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军阀,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同时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其民权主义坚持区别于“天赋人权”说,强调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自由权利;其民生主义主张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85]国民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除了在民生主义的解释上坚持了“平均地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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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郭国汀 4/6/2013 14:43
郭国汀 发表于 11/27/2011 02:06
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此文特别值得尔晋兄精研,杨教授是中共体制内较有良知的学者,也是民国史专家,与杨天石教授比较,我认为杨奎松教授比较正直诚实。他还有一部《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专著在海外出版,其中披露了许多真多的历史史实。
引用 郭国汀 4/6/2013 22:37
中共体制内专家杨天石教授证实中共伪造串改孙文之三民主义的来龙去脉:在“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文中写道:1925年10月7日时任上海国民党第一区党部委员的共党沈雁冰在《中国国民》周刊发文‘苏俄十月革命纪念日’赞杨孙中山的‘民族革命运动政策’时概括孙文的民族革命运动政策,包含了后来的‘三大政策’的全部内容:‘容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与苏俄携手’;‘扶助农工’。12月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发文分析国民党左右派时亦提及:‘联合苏俄’;‘联合工农阶级’;12月4日,国民党中央《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同志之通告》中亦言及‘联俄与容纳共产分子’是‘革命成功之重要政策’。1926年3月12日双料党员施存统首次提出‘三大革命政策’概念:‘团结工农势力,联合苏俄,容纳共产派’。3月30日柳亚子发文称‘联俄’‘容共’‘拥护工农阶级’是总理的三个重要政策;1926年7月6日陈独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首次将容共改为联共:孙中同的‘革命政策’为‘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1926年3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后,蒋介石在广州市国民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时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系增加革命力量,两党合作携手,中国革命前途,有希望成功。”1926年10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首次将‘三个政策’写入决议:‘孙廖之联俄联共和辅助工农这三个政策’。[1]


[1]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97-516页。


引用 郭国汀 4/6/2013 22:41
有关孙文联俄容共的史实:中共一大宣言列举南北政府之罪恶,谓孙中山之政府并不较北京政府为优(37)。孙文指出‘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共则断乎不能’。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洛。[1]陈独秀在《告同志书》中称:‘1922年青年国际代表大林来华,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允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94)。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公开声明:‘我等之加入党,是为有所贡献给本党,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党的运动而来。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策尊重章程及纪律’。孙文屡向国际代表说:‘共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公开批评国民党,共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共,我便要反对苏俄’。[2]
蒋介石对容共在访问苏俄前甚为赞同,考察结果信心全失。其考察报告意见,孙文未予采纳,故于国民党一大后,蒋离开广州返乡,力辞军校校长职,因孙文等极力挽留,始在只办军校不问党政的要求下返广。[3]


[1]王健生,《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卷第94页,正中书局1965年版

[2]王健生,《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卷第94页,正中书局1965年版

[3]王健生,《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卷第108页,正中书局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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