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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六四”民主運動老將謝文清/劉曉東

11/15/2014 02:02| 发布者: 郭国汀| 查看: 1144| 评论: 0|原作者: 劉曉東(筆名三妹)

追憶“六四”民主運動老將謝文清叔叔
劉曉東(筆名三妹)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走在廣播電視和新聞部門上千人遊行隊伍最前頭的,是兩臂各挎當年著名電視主播杜宪和张宏民的廣播電視部副部長謝文清。他不但是唯一一位參加這場學生運動的中共高幹,而且他這一抗議行動還是在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首都实施戒严的第二天。謝文清的這一行動和歷史鏡頭引發社會轟動,當時在美國的我也激動不已。
二十五年過去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一鏡頭已在人們心目中淡去。可是 ,當“六四”民主運動二十五週年越來越臨近時,它的影像在我心目中竟越來越清晰,同時,我小時候與謝文清叔叔相處的一幕幕鏡頭也在腦中湧現,令我久久不能釋懷。我深深感到,謝叔叔聲援學生這一行動絕不是一時衝動,而是他酷愛孩子、不平則鳴的性格使然。
謝叔叔是农家出身,河南焦作武陟县人。一九三七年,十五歲初中還沒畢業,就因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潮而參加共產革命,後來一直從事報業新聞工作。他雖然在共產黨內為官幾十年,卻始終保留著農民的淳樸和對底層人民的感情。
我小時候住在新華社宿舍大院中,與謝文清叔叔是鄰居。他在四十年代與我姑姑安若都在老報人李銳麾下一同辦報,而我上初中一年級時與他的女兒謝慶慶是同班同學,就這樣親上加親地,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就像自家孩子。
從小到大,我印象中,謝叔叔家裡總是“高朋滿座”地擺席吃飯,而那些“高朋”都是些大院裡的孩子。到我成人後提起此事,謝叔叔的小兒子三毛也說:“哎呦,來吃飯的孩子成堆成伙的!”我說:“我都結婚了,一次去你家,你家又在擺席吃飯,我一看,一江、二江那哥倆還在你家蹭飯呢!”而我是女孩子,嘴饞但臉皮薄,在謝叔叔家蹭飯只是偶爾為之。他家老阿姨是湖南人,特別會做湖南家常菜,每次都做出十幾樣菜擺滿他家的大圓八仙桌,令人垂涎欲滴。
俗話說,半大小子吃窮老子。像謝叔叔家這樣經常請孩子吃飯,自然會入不敷出。我的小友,謝叔叔的大女兒謝慶慶常對我說:“這個月我爸又付不出阿姨的工資了,我們又得癟一個月。”
要写谢叔叔,就得先写谢家的老阿姨,谢家的孩子和我一致认为,不写老阿姨,谢叔叔的人生也就少了一道亮麗的光彩。謝叔叔家的阿姨可不是一般的阿姨,她是這個家庭中一言九鼎的重要成員。阿姨大名嚴人正,1955年從湖南老家來到北京在謝叔叔家带孩子,1995年去世,在謝家整整四十年,谢家三个孩子都视她为母亲。我從小就知道,阿姨帶大了謝家的三個孩子,为謝家立下了汗馬功勞。她年輕時,謝叔叔給她介紹了一位外交官要她嫁人。阿姨捨不得他家三個孩子,死活不嫁人。阿姨作為家庭成員還跟著謝文清全家常駐波蘭四年。謝家中,只有脾氣耿直的謝叔叔有時敢跟阿姨頂嘴吵架,但最終都是謝叔叔敗下陣來,因為三個孩子都站在阿姨一邊。阿姨在北京生活幾十年,到死都鄉音未改,她操著湖南話數說起我們這些孩子來很是有份量的,孩子們對阿姨從來都是言聽計從的。阿姨也是特愛孩子的那種人,真個是,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如果阿姨不是那麼愛孩子,謝叔叔也不可能三天兩頭地為孩子擺席。小時候慶慶常向我訴苦,說阿姨如何偏向三毛,使她心裡如何不平衡。我總奇怪,人家孩子都是爭父母的寵,唯有謝家孩子是爭阿姨的寵。直到現在我們談起老阿姨還有說不完的話題。老阿姨能在谢家做一辈子,谢家能为她养老送终,表明了谢家待人平等宽厚朴实的品质。
記得七十年代初,我從外地回北京探親,一天去找慶慶聊天,聊得太晚就住下了。第二天早飯慶慶做的湯麵,我湯麵剛吃了一半,一直在厨房忙碌的阿姨走出來,手中端著一碗溜鮮魚片,放在我面前,還特別囑咐慶慶:“慶慶,你就不要吃了。曉東在外地不常吃到。”在那個食物奇缺的年頭,阿姨竟像變戲法似的變出一碗清溜鮮魚片,還是只為我一人,把我感動得不行,這使我想起小時候我任性不懂事,把阿姨逼得沒著沒落的一件事。
那是我剛上初一時,正當青春愛美初發期。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把我爸爸的一套我垂涎已久琢磨了多時的西裝偷了出來,那套西裝的顏色和毛料質地都是上品。我跑到謝叔叔家,對阿姨說:“阿姨,你能不能幫我把我爸這套西服改成我能穿的?”阿姨曾跟著謝叔叔全家出過國,見過大世面,她把西裝拿到眼前,手捻著布料,操著湖南話說:“這可是上好的毛料,曉東,你爸可知道你拿了他的西服?”我說:“阿姨,那些事你都不用管,你只管給我改。”阿姨的湖南話更濃重了,說:“改西裝連八級裁縫都頭痛呦,我哪裡會呦!”我跳著腳撒娇不干,把謝叔叔和郭阿姨從另一間屋裡驚動了出來,他們看著這套高檔西服也認為太貴重了,不可亂下剪子。可看我那著急的樣子,他們心就軟了,勸阿姨說:“曉東著急,你就給她改吧。”這時阿姨大喊大叫的湖南話我已經聽不懂了,謝叔叔和郭阿姨都好脾氣地兩邊相勸,我還是擰著性子堅持。阿姨抱著西服走到縫紉機面前往那一摔,說:“改壞了別賴我!”我笑著說:“哪會啊,好阿姨!”那時的我年幼不懂事,只覺得改這套西服不過是只需一個小時的舉手之勞,哪知道那卻是需要六七個小時的技術含量極大的全天候工作。為了阿姨能騰出手來給我改衣服,那天晚飯都是郭阿姨代勞。那天,我在她家吃過晚飯,換上那套改過的西服跑回家,媽媽看到我身上穿的西服竟大呼小叫起來。媽媽上中學時就是靠幫裁縫做縫紉掙學費的,她懂縫紉。她看著我身上那套改過的西服,不停地搖頭說:“阿姨把爸爸的這套西服整個給毀嘍!這可是爸爸最好的一套西服,五十年代初我們去瑞士時做的,那時就一百五十多元一套呢!謝文清家就會一味地順著孩子!”那套西服我再也沒穿過,但我卻一直被謝叔叔家護愛孩子的家風所感動。
謝叔叔家近鄰有一對夫妻是常駐泰國的首席記者,在泰國工作了二十幾年直到退休。由於夫妻長駐国外,家中的兩個女兒楊櫻楊冰姐妹倆自然就成了謝家的孩子。一天三頓飯,全天候由阿姨照顧。直到我成人結婚後才知道,這倆姐妹在謝叔叔家生活吃飯十幾年是從來不付錢的。我猜想,那一準是謝叔叔自己拍著胸脯不要人家付錢,謝叔叔對孩子的事情從來都是大包大攬地兩肋插刀。
一天下午我去找小友慶慶玩,看到剛下班到家的謝叔叔正氣憤地跟郭阿姨講說他在宿舍大院門口與人吵架的經過。原來,每天都有成群的小女孩們在院大門內的一條直通大院的大馬路上跳皮筋。謝叔叔每天騎車到跳皮筋的孩子們跟前都會跳下車推著車繞著走過去,其他的新華社的幹部也都這樣做。但那天一個年輕的阿姨終於不耐煩地騎著車直衝著闖過橫拉在馬路上的皮筋,把皮筋纏帶在自行車上拉了一丈多遠,這群女孩子追著拉住那位阿姨的車就跟她吵了起來。那位阿姨正色告訴孩子們說,以後不許在馬路上跳皮筋。正巧謝叔叔騎車到來,他哪能容得下有人這樣對待孩子,義正言辭地說:“這條大馬路就是修來為孩子們跳皮筋的!新華社的大人到這都要下車,為什麼就你不下車?”這群小女孩子見有大人相助,更嘰嘰喳喳地不依不饒了。那位阿姨吵不過這麼多人,騎著車跑了。謝叔叔回到家還氣憤地喋喋不休,最後又氣憤不過地加上一句:“小娘們兒還長得挺漂亮!”郭阿姨嗔怪地拍了他一下,我和慶慶在旁邊哈哈地笑。
還有一天,慶慶在家興奮地對我講述她們一群孩子如何跟羊坊店一帶的孩子們打架。謝叔叔聽到後對我們大喊,你們這些新華社的子弟不要去欺負百姓的孩子!






照片一:十三歲時的作者(右)與謝文清長女謝慶慶(1964年春謝文清攝)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當我聽到北京实施戒严的消息後,我就知道,謝叔叔一定會站出來保護學生娃娃的。當年那小娘們兒的美色不能改變謝叔叔護孩子的真情,今日中共政權的坦克機槍也不能改變謝叔叔護孩子的真情。
謝叔叔直言不諱的性格我在文革初期也看到過一次。那是一九六七年五月的一天,慶慶來叫我去她家,說她爸爸從莫斯科回來了。謝叔叔以前每年回國探親一次,但這次卻是作為“紅場事件”的英雄光榮回國的。到慶慶家時,我看到屋裏都是謝叔叔的同事和朋友,謝叔叔正坐在人群中間高談闊論,我進門時正聽到他說道: “在莫斯科從電視看到國內的亂象,紅衛兵沿街打人,闖進百姓人家打、砸、燒,孩子在旁邊哇哇大哭,我真的不能理解為什麼國家被搞亂到這般地步!”
謝叔叔雖然連初中學業都沒有完成,但是五十年代時,他已是住華沙首席記者,也是中國的名記者,這全靠他自學成材。我小時候就常聽他感嘆地說,他經常做夢夢見自己坐在課堂聆聽教授講文學課。其時,他的文字已頗有功底,但他還是渴望上學。我長大後一次在他家吃飯聊天,他問我說:“今天我校對一位年輕記者的文章。我把他的題目 ‘魚背的學問’改為 ‘魚背上的學問’。曉東,你覺得我這個‘上’加得怎麼樣?” 我說:“謝叔叔,加得好。有了這個‘上’,意思就清楚了。”他不無得意地說:“曉東,我是農家孩子,不比你家書香門第,熏也熏出來了。而我就得加倍努力自學。”
謝叔叔於1979年三月外派到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到1983年5月回國,1983年5月升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他和郭阿姨常駐香港,拿雙份工資,國內的一份工資由老阿姨管理。我那時就想,謝叔叔這回經濟大翻身了,再說新華社大院那些蹭飯的孩子都已長大工作了,老阿姨又理家有方,謝叔叔家入不敷出的經濟問題一定不會再發生了,其實並不然。
八三年五月時,慶慶來到我家告訴我她爸爸從香港徹底回國了,回來阿姨就為錢和他吵架。我問: “怎麼你家錢還不夠花?”慶慶說:“爸爸怪阿姨月月把錢花得精光,可阿姨卻說不夠,逼他再給錢。”我說:“你們三個孩子在家只吃晚飯,謝叔叔和郭阿姨兩人工資按說應該夠花。”慶慶說:“何止三個孩子?還有楊櫻楊冰倆姐妹呢。”我說:“那你們都工作了,應該交飯費啊。”慶慶說:“他們都不交飯費,不但吃晚飯還帶中飯呢,星期天也在家吃飯,他們自己的工資都自己乾攢著。”我說:“阿姨應該規定他們交飯費啊。”慶慶說:“嘿,曉東,阿姨那偏心眼兒你還不知道?這就是阿姨的小九九!她有意不讓他們交飯費的。她就是想讓謝鳴和三毛能攢下錢娶媳婦,可是錢從哪來啊?只好逼我爸出啊!”我這才恍然大悟,當時阿姨的心頭肉三毛正跟楊櫻相好,阿姨肯定一個心思為他小倆口兒的婚事做準備呢。我說:“養你們五個大活人阿姨也真夠難的,她月月能玩轉這三百塊錢全靠她會過日子。現在物價那麼貴,我因為是在中美合資公司工作,工資高,我們夫妻收入也三百出頭,一家三口都月月光呢。過幾天我去看望謝叔叔,替阿姨說說話。”
星期天我去謝叔叔家,阿姨一見我就拉著我的手走到慶慶面前,癟著僅剩幾個牙齒的嘴,湖南話更加難懂,低聲說:“慶慶,你別為你調動工作的事情再煩你爸爸了,我也不為錢的事跟他吵了。”慶慶問:“爸爸怎麼啦?”阿姨心疼地說:“你爸爸發燒了。我剛給他吃了退燒藥,休息了。”我說: “這下好了,謝叔叔剛回國,阿姨就給謝叔叔來個下馬威,他只得以發燒來取勝。”阿姨內疚地看了我一眼,沒說話,去了廚房。
我太了解老阿姨老年後的心態,她心中根深蒂固地保留著中國的傳統,她是想要把謝叔叔兩個兒子娶媳婦的人生大事當成自己臨終前的大事來辦。









照片二:謝叔叔全家六口(中間黑衣者是老阿姨)(1966年)
那天吃飯時,謝叔叔談笑風生。我告訴他國內嚴打運動的情況,還不滿地說:“現在都在講法治,我們公司每週的政治學習也都在學法。可是鄧小平自己就不按法律辦事。”他一愣,我說:“謝叔叔,你沒看見人民日報為嚴打運動造勢的社論?頭版頭條用一號黑體字在版頭上印著鄧小平語錄:‘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殺可不殺的要殺’。我在辦公室就說這句話不合法。”謝叔叔點著頭思索著沒說話。我知道,我們這些口無遮攔的年輕人的話對他會有影響,但我是絕無可能說轉他對周恩來的崇拜。他總說:“總理兢兢業業地總是為新華社寫稿審稿,總理是為新華社寫稿累死的。”我說:“我爸爸說,他也為外文局寫稿審稿。那是他的性格,所以老毛說他是諸葛亮的性格,活不長。老毛還說,人家領一個掃帚疙瘩都得通過他批條。那些寫稿改稿的事情對國家人民的命運無關緊要,緊要的是他文革時幫助老毛做惡。”謝叔叔說:“哪裡有的事!文革時他保護了許多老幹部。”我說:“賀龍都跑到他家求他保護,他都不敢保護。‘保護老幹部’是那些崇拜他的人造出來的神話。”謝叔叔痛心地看著我,不置可否地無言以對。
謝叔叔進入六十歲後就更愛孩子了。記得一九八三年夏天,我女兒兩歲時,我的先生王勝林被冶金部借調並外派到約旦當翻譯和總經理助手已經半年,此時冶金部找我談話說,王勝林工作能力強,很受領導重視,所以經冶金部討論同意破例也調我去約旦工作,解決王勝林的夫妻分居問題。我由於女兒在國內沒人照應,一時不能答應。那天隨便去謝叔叔家吃飯聊天,無意中說起了自己眼前的難處,只見謝叔叔眼睛一亮,大喊:“把你的娃娃放在我們家啊!我們家正缺娃娃啊!”謝叔叔這個要求著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說:“這哪行啊,照應一個孩子太累人了,我親媽都不願意給我帶呢!”謝叔叔又激動地大聲說:“我們家三個大人,老阿姨,我,你郭阿姨,宿舍大院裡還有幼兒園,我們三個大活人還帶不了一個娃娃?!”這時老阿姨也操著湖南話說:“慶慶姐弟三人都是我帶大的,你還不相信我的帶孩子經驗?”郭阿姨也接上來說:“兩歲的孩子可以上幼兒園了,我們只不過是下午把孩子從幼兒園接回家而已,不會累著我們的。”三個大人你一句我一句地爭著說服我,可我猶猶豫豫地不敢吐這個口答應他們。我感到這個人情太大了,到時謝叔叔又會拍著胸脯不收錢,這人情我怎受得起?謝叔叔看他們這麼求我我都不吐口答應,便從飯桌前站起來慢慢地走到沙發坐了下來,拍著自己的膝蓋嘆氣地說:“我是膝下荒涼啊!膝下荒涼啊!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給我生娃娃啊!”
現在我已到了謝叔叔當年的年紀,一想起那場景就會感動得流淚。
那次去謝叔叔家剛過去兩個多月,我還沒有來得及決定是否去約旦,我先生王勝林就被緊急送回國了。原來,八三年十月份時,我爸爸以中國新聞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訪美期間叛離不歸。消息傳出後,爸爸的許多老朋友都或迴避或表示不能接受爸爸的行為。唯獨謝叔叔一家對我們的態度依然如故,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由於鄧小平對我父親叛離講了話,又向全國各單位發了中央文件,在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工作的我的小妹夫殷罡受到公司領導的嚴重歧視,到八五年時殷罡對公司不斷的歧視行為氣憤不過,便想找關係調走。我和他商量說: “咱們去找李慎之叔叔問問,看他能不能把你調到他管轄的美國研究所?”
一個星期天,我和殷罡到了李慎之叔叔家,正巧他一人在家。我本性不會客套,進了他家門就直入主題,向他表明來意,想求他幫忙。看得出來李慎之叔叔對殷罡不感興趣,但很關心我爸爸在美國的情況。並表示他是不會背叛共產黨的,對我爸爸的反叛行為表示不贊同,聊了一會我們就告別了。走出樓來,我對殷罡說: “看李慎之叔叔這態度,你的事沒戲了。”我突然想起,謝文清叔叔家就在旁邊,何不去他家坐坐,正巧到了吃下午飯的時間。
我帶著殷罡一進謝叔叔家,就發現他們家又在忙著擺席。謝叔叔和郭阿姨一見我來,喜出望外,說你們來得正好。還玩笑地說,今天是滿漢全席。看得出來,老阿姨已經不做飯了,只坐在一邊指揮,都是郭阿姨在那裡忙。其實那天招待的也不是什麼重要客人,都是三毛的髮小,十幾年的常吃客,還有一位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三毛的表哥,桌上雞鴨魚肉俱全。
我又直入主題,告訴謝叔叔和郭阿姨,我們是為殷罡的工作調動來找李慎之叔叔的。郭阿姨馬上說:“我們正在招兵買馬,準備辦一個名為“橋”的雜誌社。殷罡到我們這來好了。”那時候調工作非常難,更何況我們還背著父親“叛逃”的政治包袱。可聽郭阿姨的口氣,這不過是舉手之勞的事。我幾次猶豫地提醒她說:“我爸的事情可能會是個很大障礙。”郭阿姨瞪著大眼睛天真地說:“哪裡有什麼障礙,不就是调個工作嘛。我們需要殷罡這樣的人材。”果然,不出一個月,殷罡就成功地調成工作,並在“橋”雜誌社任編輯主任,後來成為中國著名中東專家。這件事使我感到,謝叔叔和郭阿姨根本沒有共產黨那些株連觀念。
一九九四年,離國八年後我第一次回國了。一回國就去看望謝文清叔叔,一見面就對他說:“謝叔叔,我們在海外聽到你六四上街的消息,都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我這幾年退休在家,想來想去,覺得中國不實行民主是不行的。”我說:“那得先把共產黨推翻,它不倒台,就搞不成民主。”他仍然對我的話不置可否地無言以對。
謝叔叔是共產黨內有思想和良知的知識分子幹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發生後,謝叔叔的思想更加深化和反叛,他寫下了長文《死心篇》,給兒女留下遺言,在他死後將此文公佈於世。他的女兒和兒子幾年來多次與我商量,最後決定在“六四”二十五週年時發表。
文若其人,讀者可以從此篇文章中清楚地看到謝叔叔犀利的文筆,剛直不阿的性格和清晰深邃的思想。他在此文中寫道: “除了异族入侵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城惨案!是共产党当权者邓小平、李鹏等欠下中华民族的一笔大血债!”他揮筆直斥邓小平、李鹏為屠殺元兇,“总有一天人民法庭是会审判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夫!”
我理解謝叔叔這樣的共產黨人,他們來自社會底層,有人民感情,但是在共產極權這架絞肉機中,他們毫無招架反抗之力,更無保護人民之力,這些有正義感和人民感情的黨內幹部起不到強有力的正向作用。他們稍微有一點不順從行為,就會被絞肉機絞殺。謝叔叔的遭遇就是個實例,六四民主運動發起後,謝文清不平則鳴,走上街頭,支持學生,但很快就遭到整肅,並於2001年患胃癌郁郁而終,死前他對女兒謝慶慶說:“旦到‘六四’平反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並留下遺囑: “死後不入八寶山,不與他們王八蛋為伍。”
謝叔叔,我明白你,你所指的“王八蛋”就是你的《死心篇》中斥為 “六四屠夫”的鄧小平李鵬們。
三妹於芝加哥家中
二0一四年五月十日完稿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鸡蛋

雷人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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