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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2/15/2016 20:20| 发布者: 郭国汀| 查看: 11751| 评论: 5

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夏雨提供:遇罗克被处决——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在良知的死刑台上
——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作者:左右之 转自共识网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今天的年轻人会问,谁是遇罗克?
遗忘,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惊人的遗忘或者人为的遮蔽切割这是民族的羞耻,也许会埋藏着悲剧重演的萌芽。于我那些历史场景和各色人物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2008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我去看阿根廷对美国的奥运足球赛,带着索尼Z1C的小型摄像机。眼前是欢闹喧腾的人群,梅西在球场上腾越奔跑,身影矫健。而我的思绪却不时将这人声鼎沸的场面切换到1970年3月5日。
那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数万人被召集到这里,高呼口号,支持对十九名“反革命分子”严惩:立即执行枪决。网友薛蛮子在微博中说的不准确,那天的公判大会是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但处决现场不是在那里。很费了一些周折后,我终于寻访到当时的刑场,它位于旧的石头卢沟桥南大约500米,永定河西岸的河堤外侧下方。村民们告诉我,这里旧地名叫南沙筒,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北京市执行死刑的场所。1971年新的卢沟桥建成以后,刑场就迁移到河流的北边去了。
接受采访的几个男女村民在少年时都来看过枪毙人的场景。有个女村民说他哥哥有一次还不小心踩到过人的脑浆。
在那个年代,“群众专政”被认为是法律的创新。法国著名的左翼学者福柯在60年代是颇为著名的“毛主义”知识分子。他说:“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战为的是夺取政权……任何战争都以胜利为目标,没有人为正义而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很可能对刚刚被它击败那些阶级实行暴力的、专制的、甚至是血腥的专政。在我看来,这是无可非议的。”
在与另一个法国“毛主义”者维克多辩论时,福柯对中国的执法形式十分赞赏,他说:在中国“国家机器并不执法,”其作用仅在于“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转引自: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万象》2000年9期)显然,福柯这里的学说与文革时期令无数人胆战心惊的“群众专政”完全异曲同工,遇罗克的死刑判决就是由群众讨论的。1970年1月9日,北京市的“公 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公判大会之前的通告,在这一份通告上列出了20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供群众讨论。“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在这份名单上,遇罗克名列第十。其罪名有:“遇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 骨仇恨。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这份通告最后还有一句话:“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是的,今天的人们大概都不知道或者遗忘了文革期间一些流行词汇,“一打三反”、“5·16”,有的词写出来青年人也很难读懂,例如:“革干”、“恶攻”。他们不知道,这些词带着多少血迹和人的生命,至今依然是中华民族心理的巨大伤口。
北京东四坐落着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明星电影院,今天那里已经是装修一新,终日门庭若市。几乎紧挨着它的北边,有一个很小的死胡同,往里走几十米的右手是一个如今已经看不出的小院落,小院落的前面和左右都是拥挤的小平房。1942年5月1日出生于南京的遇罗克从7岁时随家人迁居北京到1968年1月5日 被捕,遇罗克就生活在这个小院里。
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 《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现在,这些材料短时间内不容易被看到了。即使从这些日记中也可以看出, 遇罗克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着“资本家”几个字的人在文革前就处处碰壁,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报考大学时也挑选了比较偏冷的院校,但还是没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到了文革浪潮兴起,他这样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弟即使不说话,也是十分艰难甚至危险的。面对这种荒诞境遇,遇罗克依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1966年12月底,中学生牟志京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按照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与遇罗克的大弟弟遇罗文相识。经过他们一番奔走,《中学文革报》在北京1201印刷厂付印,于1967年1 月18日正式发行。当时这个印刷厂属于部队,位于现在北三环边的花园路,它的库房和旧车间现在成了一个大超市。我每次去买东西,车就停在厂子业务室门口的 停车场。
  
  

《中学文革报》第一期的主要文章就是那篇由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在文章中主要批驳的对象就是那幅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当时也觉得这幅对联不够正确,江青将其修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遇罗克在文章中列数了多年来用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种种丑恶现象,斥责了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子女的公开歧视和残酷迫害。他在文章中发出庄严宣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紧接着,《中学文革报》又连续印出了5期,刊发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这些文章受到当时官方支持的 《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的猛烈攻击,但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读者来信已经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遇罗文他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到北太平庄 邮局去拉回那三四千封来信。许多读者在来信中向《中学文革报》编辑、作者们倾诉他们的悲惨遭遇和求得平等待遇的强烈心声。
一个贵阳青年来信述说,自己在闹市区看到热心人手工抄写的《出身论》,那是洋洋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他读到一小部分就抑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来。
今天阅读这些文章,会看到其中用了许多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类。但是如果与遇罗克仅存的日记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话语以及思维模式、根本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许是遇罗克在那个极端恶劣政治环境中要想发出声音所必须采取的唯一话语方式。当然,我们也不必拔高遇罗克,说他对于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的目标和走向都洞若观火。但我们在他1966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就可以知道,他那时就从对邓拓的批判中看出这个运动的矛头指向远远要高于北京市委。
2008年,美国西雅图的海岸边,牟志京跟我回忆起自己在办报时为了修改文章与遇罗克兄弟俩的争论和对遇罗克的崇敬心情。对于自己,他有一种无端的自责。在得知遇罗克被判死刑时,他哭了。他后悔,总认为如果遇罗克的文章不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从而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也许不会被杀害。这时,成群的海鸥在我们身边翱翔、号叫,抢食着游人抛洒的面包,年近六旬的牟志京眼中闪动着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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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被处决
——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遇罗克事件被报刊披露后,关于遇罗克的被处决,最早是笼统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一语带过。或者说,明知事实不是如此,但在表述时,作些省略,让人读来仍好像是处决命令是“四人帮”或同党下达的。
金春明等人1980年代末期编着出版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一书中的“《出身论》事件”条目中,谈及遇罗克被处决是如此说的:1967年4月,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作者于1968年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逮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1980年平反昭雪。(《“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第157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7月。)
这种表述读来给人的印象,似乎遇罗克是因戚本禹的表态而遭处决的。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是隐去了真相,有混淆视听之嫌。后来,渐有不同说法。发表《出身论》与并为此创刊《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所披露。牟志京称:“除关锋、陈伯达、戚本禹外,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曾作了一篇关于出身的长篇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然后笔锋一转,直接谈及遇罗克的处决:有内部消息讲,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这虽未能从其他途径再经证实,却是合乎逻辑,并能解释刑定15年到死刑的突变的。(牟志京:《〈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见徐晓、丁东、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3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
牟志京这里写得曲折隐晦,没有直接写明是谁作出的处决决定,自有其不便写明的苦衷。仔细分析这段话,导致遇罗克被处决,有两个关键性人物,一是“高层人物亲自指示”,二是“重要人士受托办理”。这“高层人物”指谁?这“重要人士”又指谁?似乎谜一样费猜。不过,只要认真一分析,还是容易找到答案。笔者以为,牟志京前者影指的是周恩来,后者影指的是谢富治吴德。因为当时身居高层有决策权,“文革”后报刊及公众又不便直接指名责难的,只有周恩来(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陈伯达此时已是千人骂万人批的角色,若真是在遇罗克处决上作过指示,早就直接指名,而且会为之记上一笔罪证。)谢富治、吴德都是当时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受托办理”,也是情理之中。
再以后,笔者看到有海外著述,直接讲当年遇罗克处决令是周恩来签署的。不过未提供相关证据。比较有说服力的是胡平的说法。胡平在其著述《评“晚年周恩来”》中说:
还有遇罗克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胡平:“评《晚年周恩来》”)。
在读到笔者此文的初稿后,胡平又传来电子邮件,其中写道:“我一位北京的诗人朋友告诉我,他认识吴德的儿子,吴德儿子对他说,是周恩来说的要杀。”“除了周,大概没别人。遇罗克和当时同被枪决的人不同,他当时影响很大,估计他的案子是中央的定的,不可能只是北京市一级的领导人定的。”这个说法,也与牟志京“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的说法相吻合。
不过,笔者经研究认为,遇罗克实际上起码被两次签署了处决令。这就存在第一次处决令是谁,第二次处决令(1970年3月5日真正执行那次)又是谁的问题。
遇罗克其实被两次签署了处决令
遇罗克被处决于1970年3月5日,导致他被处决的,是“北京公(检)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哥哥遇罗克》文章开头引录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的那份《再审判决书》中提到过这份“判决书”: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份材料提到,遇罗克“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按其所说,遇罗克早在1968年1月已被判处死刑,这是他第一次被下达了“处决令”。不过,笔者以为,这个时间存疑。因为遇罗克是1968年1月5日才被捕的。遇罗锦文章中说:“1968年1月5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人狠狠地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而且他们后来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抄录的审讯遇罗克的笔录问答,最早的“预审”记录也是1月5日。1月5日被捕,当月(也就是说在10多20天时间之内)即判死刑立即执行,从逮捕到判死刑,似乎时间太短,有些说不过去。
不过,1968年遇罗克第一次被判处死刑,似乎是确实无疑的。徐晓在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出版写的《编前的话》中也披露:
1995年,牟志京从美国回京探亲,我们曾有过一面之交,那次他讲到,遇罗克被判决后之所以没马上执行,是因为他出奇不意地表示,要交待自己参加“516”的问题。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只是执行又延迟了近两年。遇罗克这样做,是出于他性格中一贯的幽默感,还是出于策略,想使事情发生转机,我们现在谁也无法考证。
这里讲的,都是遇罗克被捕不久后的“第一次处决令”。这个处决决定来自谁,从各方说法来看,一直指向周恩来。尤其胡平引用吴德之子谈及遇罗克之死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原话:“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但遇罗克真正被执行处决,是近两年后的1970年3月5日。致遇罗克于死命的,是上文提到的“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应该说,这是遇罗克遭遇的第二次处决令(其间是否还有一次,亦存疑)。笔者获得的那份原始文本,似乎可以找到究竟是谁最后签署了致遇罗克死命的1970年3月这次“处决令”的答案。
一份供革命群众讨论的处决者名单
这是一份由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原文如此,材料上印的是“公法军管会”,而不是通常的“公(检)法军管会”),于1970年1月9日下发给北京市各单位,由单位革委会和“工宣队”、“军宣队”组织“革命群众”讨论并最后提出所谓“处理意见”的“内部材料”。实际上是一份由当局已定罪定刑的待处决者名单及“罪行”简介。
这份事先公布的20人“处决者”名单,其中就有遇罗克。
在20人名单及“罪行”之前,有一个“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的简短《通知》。按当年惯例,《通知》正文之前,有一段与内容相关的毛泽东语录。这里按原格式照录于下:
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通知
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〇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
《通知》所说的“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后,“提出处理意见”,其实不过是当局愚弄老百姓(或者说“娱乐老百姓”)的花样而已。实际上,这20人将被处决的决定早已作出,这20人早已被分别关入了“死刑号”(犯人称之为“枪号”),只等着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会”之后执行枪决。而且,任何“罪犯”,不是法院正式审判后定罪定刑,而是由“革命群众”讨论定刑,本身就极为荒唐。
20人的身份和“罪行”
这份拟“处决者名单”20人,分为17桩案件。其身份和“罪名”分别如下(以下各“罪行”、“罪名”的表述,均来自原件。):
1、杨淑辰,女,48岁,北京通县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2、唐志强,男,25岁,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3、宋惠民,男,49岁,山东省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4、邓振铎,男,26岁,北京市海淀区人(职业不详),此次被捕判刑前亦曾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5、尉尤山,男,45岁,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材料上称其为资本家、国民党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6、王宗海,男,52岁,山东人,资本家,住北京东城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7、刘镇江,男,40岁,北京市人,“军统特务分子”,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
8、于江林,男,40岁,北京市昌平混凝土构件厂合同工,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刘、于二人系编号为7的同一案件);
9、宗福海,男,32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0、侯庆龙,男,28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同上(宗、侯二人系编号8的同一案件);
11、元令秀,男,34岁,山东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
12、孙义,男,32岁,河北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元、孙二人系编号为9的同一案件);
13、遇罗克,男,27岁,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4、王佩英,女,54岁,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5、李定一,男,44岁,河南省人(职业不祥),右派,并因此多次被拘和“劳教”,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6、唐赞义,男,32岁,北京煤气热力公司调度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7、李世安,男,43岁,北京木城涧煤矿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8、马正秀,女,38岁,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罪被处决),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9、王步云,男,60岁,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小学合同工,此前其兄被处决(罪名不祥),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20、张长利,男,22岁,北京市平台区芦沟桥公社农机厂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这20人,17男,3女,从年龄看,50-60岁有3人,30-40岁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
仔细分析这份名单,其中元令秀、孙义、王步云、张长利等4人其实应当算做刑事犯,元、孙两人实为一个盗窃团伙的首犯及主犯,材料上注明的罪行主要为:“窃得电动机6台,自行车195辆,缝纫机4架等大量财物,价值3万余元”(3万余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至于说其盗窃目的是“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甚觉荒唐。王、张两人,则是杀人犯,前者1966年7月用菜刀砍孙某20余刀,“重残一人”;后者1968年1月用铁棍致死1人。至于说两人伤人杀人均带“阶级报复”性质,称其“反革命犯”也相当勉强。
20人中,排名第一的杨淑辰,从提供的材料看,“罪行”很严重,带有“间谍罪”性质,“1966年充当外国特务”,“仅1967年3月杨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4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抓获”。不过笔者却认为,杨“出卖”给外国驻使馆人员的“情报”,很可能是当年于街头随处可见的文革传单、小报等资料。因为以杨某那种身份,一个地处北京郊县毫无背景地位的普通中年妇女,短短一月之内(1967年3月)就能获得并提供“数百份”“机密情报”,根本无可能。哪怕是美国中情局或苏联克格勃的超级间谍、情报高手也做不到。当时驻华的外国使馆人员及海外媒体记者,几乎每天都在北京的大街上收集文革小报、传单等材料。杨因此致祸,极有可能。
真正与“间谍罪”挨得上边的,是排名第6位52岁的王宗海,该材料称,1960年底,被台湾“蒋匪组织委任为‘北平联络专员’,向特务组织密报我重要情报,并发展特务组织1人”(不过,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待考)。
另外,唐志强、宋惠民、邓振铎三人均被定为“叛国罪”。宋、邓二人是已成功偷越出境,后被引渡回国。25岁的北京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唐国强,是1967年7月20日“化装成外国人”“到外国驻华使馆投靠,当场被抓获”。
名单上排名第7的刘镇江、于江林均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罪行”是1966年春,合谋组成“国民党党政军警张家口联络总处”,并附设“国民党京绥张家口(检)查总站”,下设“宣化联络分处”、“涿鹿、蔚县、怀来联络组”等。
其余包托遇罗克在内的9人,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犯罪”。即其仅仅是按自身所思所想,写了为当局所不容的文章、书信、日记等,即此获罪并遭极刑。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位38岁的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马正秀,显然是这批人中难得的一位知识女性。从材料上看,仅仅因为“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1967年8、9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就被处以极刑。这位马正秀的情况,与遇罗克极为相似。可惜“文革”后从未见过这位“文革思想者”的相关平反及经历事迹文字披露,实为可惜。(附记:何蜀读到本文稿,给笔者发来关于马正秀的一则资料,是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文中的记述。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1940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在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过作品。共和国时期,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艾芜帮其在北京找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68年,工宣队进驻该出版社后,赵从4楼跳下自杀身亡。其妻子马正秀已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少奇,拥护彭真,又写出打倒什么人(估计是材料上所写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赵自杀时,马正在狱中,工宣队进驻,赵深觉大祸临门,所以自杀而亡。马正秀于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中院平反,称撤销原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云云。)
加在遇罗克头上的罪行
遇罗克在这份“名单”上排列第13位,从案件序号来说,列为第10位。个人及家庭相关背景材料以及当局为之强加的“罪行”,全文抄录如下:
十、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分析这段文字,除了强调遇罗克本来就“出身反动”(“资本家出身”、“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这种所谓“阶级根源”外,当局加在遇罗克头上的“罪行”由4个部份构成:其一,1963年以来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及“反动言论”;其二,“文革”中以《出身论》为代表的10余篇“反动文章”;其三,网罗“反坏分子4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即“手榴弹事件”);其四,“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不过,最关键的是第三、四部份,即:“《出身论》事件”及“手榴弹事件”。这也证实了一直以来坊间(包括遇罗克亲友)关于遇罗克遇难起于《出身论》,死于“手榴弹事件”的传言。而“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一语,也为遇罗克在强大的专制力量和国家机器面前,同样敢于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甚至不惜献身的勇气提供了实证。
遇罗克被执行处决前后
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1970年1月9日公布的这份拟处决者名单是20人,不过,同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后执行枪决的,却只有19人(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370页)。至于其中哪一位被“刀下留人”,侥幸逃生(当然也有可能在以后年月被处决),要通过与那份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或当年张贴于街头的《布告》一一核对,才能获知。可惜手中无这类资料可作核对,其背后原因更是一无所知。
不过,遇罗克与名单上的另外18人,于3月5日一起被处决,其被列入处决名单时,却不是与这批人同在。
这有曾为遇罗克狱友的张郎郎文章为证。张郎郎在那篇《我和遇罗克在狱中》文章中回忆道: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十几斤重的大黑铁环,像李玉和当年用的一样,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我举手投足,全“哗哗”地响。我们趟着铁镣,很有点悲壮的劲头。自然想起“带镣长街行”的歌,然而那是夜半时分,是在北京看守所院内,连“告别众乡亲”的场面都没有。跌跌撞撞地走到二十三筒、二十四筒小院。犯人们管这儿叫“枪号”,官称“死刑号”。每个人被关进一个木头盒子一样的单人牢房,我坐下来喘着,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每个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打开门,一一登记犯人的姓名、年龄。刚刚关上我的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过去打开他的房门,一个熟悉的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张朗朗:《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55页)。
曾经与遇罗克在一个狱室相处甚久的张郎郎,一下子就听出这是遇罗克的声音,也当即领悟到聪明而机智的遇罗克是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新来者”明白眼下处境的危险(“上一批的几十人都去见马克思了”,意即已遭处决),以及暗示可以采用的暂时逃脱死刑的绝妙方式(“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以说,遇罗克正是以这种巧妙方法与当局周旋着。
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那份《通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处决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可见,这次拟订处决名单之前,已召开过类似的公审公判大会,处决过一批被认为的“反革命分子”。这份《通知》发于1970年1月9日,张郎郎在“死刑号”中偶遇遇罗克,是一个月之后2月9日的事。“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遇罗克语)。说明遇罗克在此前曾经进入“上一批”的处决名单,仅仅是因他提出“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才得以暂时“刀下留人”,未被处决。至于是不是牟志京提到的交待“516”问题那次,尚无法证实。因为从1968年到1970年近两年时间,一个已经下达只等待执行的死刑判决,不可能仅仅为一个“516”问题拖得这样久。所以说笔者认为遇罗克自己说“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说不定是指其间的另一次处决情形,也即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通知》中提及的前一次“公审大会”被处决者。
2月9日深夜被从其他监狱或囚室与张朗朗一起转到被称为“死刑号”的北京看守所“二十三筒、二十四筒小院”的这一批未决犯,很可能绝大多数就是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1月9日提交的20人处决者名单上的那些人。张郎郎不在这份令人心颤的名单上,真是万幸。也才得以给后世留下那些关于狱中的遇罗克被处决前后种种情形的珍贵记录。
不过,遇罗克2月9日夜间在说这些话时,他并不知道一个月之前的1月9日,他的名字已再次上了这份可怕的“处决者名单”。
这次,奇迹没能发生,当局没被他“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所惑。张郎郎沉痛回忆道:“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提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们知道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张郎郎:《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56页)
张朗朗这里所说的与遇罗克“一起被拉走”的“许多人”,显然正是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1月9日提交的20人处决者名单上除遇罗克之外的其他18人。
遇罗克死于一打三反运动
笔者认为,这次遇罗克用“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的老法子,没能再次“延缓屠刀落下的速度”(张朗朗语),除当局不愿再次“上当”的因素外,其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已在全中国大规模展开。
关于中国“文革”时期的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大陆内多数“文革”专着,如高皋严家其的《“文革大革命”十年史》、金春明《“文革大革命”史稿》等均未论及,甚至连提也未提。其他“文革”著述中论及或提及者也极少。可见,这个课题尚未引起专家学者的足够重视(包括海外学者)。笔者以为,这场持续时间不长(不到一年)的运动,不仅危害极大,而且影响深远。可以说,其开了如像遇罗克、张志新这样,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思想罪”就不仅让人失去自由,而且失去生命的先例(此前虽有但比较少)。不仅“文革”中一大批思想者遇难于“一打三反”运动,而“文革”结束后的1970年代末期,如吉林的史云峰、上海的王申酉等著名思想者,也遇难于“一打三反”运动的遗毒。因为1970年1月中共中央发的那个《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多年来一直成了各地逮捕和处决“反革命”的依据。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国内有些资料性辞书类书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以及金春明、黄裕冲等人编着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等有所记载和披露。这里,仅录上述《国史大辞典》中的“一打三反运动”条目:
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通知》。这3个文件相继发出后,全国随即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群众性运动。简称“一打三反”运动。同年8月,中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后,这一运动逐渐停止。一打三反运动打击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但是当时全国处在混乱状况中,没有法制,办案依靠“公安六条”,加上派性严重,造成许多冤假错案。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张志新所谓“现行反革命”案(被处死)便是其中一例(张晋藩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67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
从这个“条目”可获知,所谓“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统称。其依据是中共中央1月至2月连续发出的3个文件。不过,从当年的实际动作和“运动成果”来看,所谓“三反”不过是陪衬,或者说虚晃一枪,“一打”才是问题核心,是真正要义。各地雷厉风行,不遗余力开展执行的,乃是“一打”——“打击反革命”。因为“一打”显然是政治问题,是各级掌权者执法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三反”乃经济问题,似乎无关大局。所以,到后来,“一打三反”运动直接演变成“一打运动”。从以上条目也可看出,统计出的运动成果,是“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万多名”。
关于中共中央1970年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具体内容,该《国史大辞典》的相关条目中亦有介绍。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的主要内容有:①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②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③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④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⑤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⑥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指示》下发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击反革命分子”运动。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次运动中有一些案件属于冤、假、错案(张晋藩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67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
而中共中央发出该《指示》的背景,在金春明等人编着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的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鸡蛋

雷人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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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郭国汀 2/15/2016 20:21
红二代透露周恩来下令杀害遇罗克

來源:電子郵件更新: 2016-01-10 16:21:35 PM



【大纪元2016年01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杨一帆综合报导)中共前总理周恩来的魔鬼真面目近年来不断被揭露出来。《北京之春》曾发表文章披露,周恩来文革中下令杀害中国人权先驱遇罗克。



   
2003年8月23日,《北京之春》刊物发表作者胡平题为《解读晚年周恩来》一文。文章称,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下令杀害遇罗克。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作者称,这很有可能。首先,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在北京,影响遍及全国。对遇罗克的定案决不是北京市一级就能拍板的,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层。



其次,虽然在文革中,因言论罪而被处死者很多,但是像遇罗克这样全国出名的异端思潮代表人物被杀害的好像很少。如写林彪大字报的伊林涤西,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写《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缨以及后来的李一哲,尽管也遭到迫害,但是都没有判死刑。



遇罗克的《出身论》1967年4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批判,遇罗克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十五年监禁,后来突然又改成死刑,但并没有立刻执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枪杀。



文章称,从整个过程来看,具体主管部门好像没有准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么判,执不执行,好像都不是由他们作主,而是由更高层的大人物直接干预的结果。



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不会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包括谢富治、吴德等)。否则,当后来遇罗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平反,还通过《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正面歌颂时,早就揭露出来了。那时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坏事,一定会推到他们头上,哪里还会替他们遮掩?



唯有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属于中共在文革后、甚至在今天都必须维护其“崇高”声誉和“光辉”形象的,当局才会始终讳莫如深。此人除了周恩来还有谁?



中国人权先驱遇罗克文革中被枪杀



文革初期,中共的“血统论”侮辱性地把人分成“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军人、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当时的流行口号。很多人仅仅因为出身问题就受到残酷迫害,有的家庭因出身问题满门遭杀戮。因追究阶级出身,令当时的整个中国笼罩在血腥恐怖中。



1967年1月18日,遇罗克的长篇文章《出身论》发表在《中学报》第1期上。文章对中共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在文中表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呼唤平等与尊严,吁求基本的人权。



遇罗克因此触怒了中共当局。1967年4月14日,《出身论》被宣布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中共以“现行革命分子”的罪名在北京被枪杀,年仅27岁。



文革结束后,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法院宣布,“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并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克与顾准、张志新等人被尊称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



而周恩来下令杀害遇罗克只是其无数罪行的一点而已。

周恩来的伪善曾经欺骗了无数中国人。随着历史资料的公开,周恩来虚伪、自私、残忍、狡诈等魔鬼真面目暴露无遗。

引用 郭国汀 2/15/2016 20:25
献给遇罗克的花
如果我自欺了, 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 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 遇罗克
献给遇罗克的花
  
  

金钟: 遇罗克在历史上留下英名。他给中共血统论以沉重的一击,建树一个不屈的象征。他的代表性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他的人格特质, 尤其是他的好学深思,「吾日三省吾身」。在那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 博览群书﹑自强不息﹑在铁窗下也不懈怠。他在写出《出身论》之前,就已发表文章向权威姚文元﹑陈伯达挑战, 这显然不是只有勇气可以达到的境界。
金钟:遇罗克的《出身论》勇敢地说出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对社会来说, 最重要的是良知和表现良知的勇气 遇罗克所体现的, 正是今天中国社会所缺乏的:仍需要敢言,不怕牺牲, 奋不顾身地维护真理, 说出真理的时代精神; 中国真正的社会转型才会早一天来到 ̥
徐友渔:人类历史上, 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种是烈士, 他们为真理, 为理想受苦受难, 视死如归; 另一种是思想家, 他们的目光如炬, 洞察事实,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者寥若晨星, 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 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王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明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人们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
胡平:我也饱受出身歧视之苦。《出身论》阐述得那样严谨, 清晰, 深入与精辟。第一次读到它时, 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这个声音很可能和自己一样孤独, 但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和信心。这就是理性的力量, 思想的力量。
宋永毅:文革年代, 常识就是真理, 就是理论; 把常识说清楚了, 就是重大理论贡献。遇罗克公开诉诸于理论文章, 可谓精深, 尤其在那个不寻常的岁月。对比四十年后今天的知识份子被收买现象, 中国知识份子应当感到惭愧。遇罗克冒着被砍头的危险, 树立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公共知识份子的形象。
徐文立﹑贺信彤:遇罗克先生是二十世纪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最有意义的高尚的人权事业在中国的先行者。
—— 从1979年至今一直追随遇罗克先生足迹前行的后来者
刘青:遇罗克之所以称得上时代的巨人,首先是他在恐惧时代展现的超人勇气。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岁月,是大陆毫无理性、陷入疯狂的红色恐怖岁月。明知是死亡、是灾难,仍然义无反顾地前行,必须具有面对死亡的勇气。在当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惟有遇罗克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苏格拉底式的勇气。
遇罗克之所以称得上时代的巨人,还因为他深刻、缜密的见识。他对《出身论》的见识,代表了同代人中最先进、公正、人道的理解,也是对中共利用出身制造歧视、迫害的讨伐檄文。
陈维健:遇罗克是那个时代的一位智者、勇者,以众人不能企及的高度,在黑夜中用生命为我们点亮了一盏不灭的心灯。
徐水良: 我是1967年7月在北京看到遇罗克的《出身论》的。几乎从文革一开始,我们就与血统论激烈论战,我完全赞同遇罗克的文章。这篇文章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1979年我出狱后,到北京,听说文章作者遇罗克被杀害,吃了一惊。这位独立思考的思想家,因为思想罪,在大好的青春年华,死在了中共血腥统治的屠刀之下。
中国的进步,以无数烈士的头颅和鲜血为代价,以无数人的被劳改、迫害和苦难为代价。遇罗克,是中国自由平等事业的先驱者,是提倡人性、自由和平等,反对野蛮、禁锢和歧视的先驱者,尤其是反对中共阶级贱民制度的先驱者,也是不盲目顺从独裁思想独裁制度的独立思想的先驱者。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杰出的先驱者,记住他的名字、事迹和对中国进步的巨大贡献。
廖亦武:我忘不了最初晓得遇罗克的那种震憾。那是一粒种子, 我能够撑到现在, 都得益于那粒种子在体内发芽和生长。我以为“乾坤特重我头轻”永远是最美的诗句。如果每个中国知识人的墓碑上, 都能无愧地刻上这样的诗句, 这个种族的遗传基因就改变了。
野夫:举世昏昏,君独昭昭。舍身求法,烛照千秋。——献给遇罗克
陈破空:在因“出身问题”而饱受欺侮的童年,我并不知道你曾为我代言。当我得知你的英名,已是在狂潮过后。于是,我明白,我不过是千百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之一,而你,却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那狂潮,竟卷走了你,你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我深知,今日,唯有坚守信念,矢志不渝,承继你未竟的事业,才是对你最好的告慰。
魏京生:遇罗克知识渊博,勤于思考,最重要的是非常勇敢,敢于说出当时很多人想说却又不敢说的想法。而且敢用自己的生命坚持自己的说法。因为反血统论就是触动了共产党统治的理论根据。不能让人民之间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少数压迫者就会暴露他们是人民公敌的真面目。这就是遇罗克遭遇不幸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作为人民代言人的伟大之处。和那些因为给共产党提意见而遭遇不幸的人,有本质的区别。
王希哲:遇罗克是我们的思想先驱!
金钟:一个公平的社会——人权, 人的自由, 追求幸福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的社会, 只有把象遇罗克这样无数的冤案公正处理, 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对医治社会的弊病才绝对有好处。
徐友渔:遇罗克和《出身论》的本质, 就是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就是真理重于生命。
  
  

胡平:1966年文革红八月,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风行一时, 二十五岁的工人遇罗克写下长文《出身论》, 不仅向对联, 而且向中共实行的阶级路线发起最有力的挑战。在那最黑暗的时代, 发出了争取平等与人权的最强音。……1980年底, 北京大学举行的自由竞选活动中, 一批中文系同学向竞选者提出一份问答表:
“你最敬佩的人是谁?”
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遇罗克”。
任畹町:请记住为公正牺牲的遇罗克, 那个年代最有勇气最有才华最具独立思想的中国青年。
苏双碧:遇罗克在短崭的一生中,一直在思考﹑在探索,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 他都有宽广的视野,有独到的建树。
袁红冰:遇罗克,一位锋刃上的舞者,他浴血的舞姿是那个恐怖时代的至美。
徐晓:遇罗克正义的声音穿过黑暗, 使我们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炫耀的资本; 遇罗克淋漓的鲜血已经使众多苟且者无地自容…然而, 他真真切切地倒下了; 不只是倒在枪口下, 还倒在十几万人齐呼的”打倒”声中, 倒在十几亿人无言的沉默中……如果我在现场, 会不会和十几万人一样振臂高呼?
李劼: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一部中国贱民的解放宣言, 其意义堪与美国的黑人解放宣言相比。
徐友渔:遇罗克的思考具有根本性,他的逻辑出发点与文革主流思想毫无关系。他坚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只能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他坚信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是不正义的,对于歧视的提倡和辩解,不论来头有多大,都吓不倒他;不论诡辩披上了多么华丽的外衣,都被他揭露无遗。
宋永毅:遇罗克是民族的先知先觉, 第一个在黑暗中发出了人权宣言书。 他所以能“举世皆浊我独清”, 和他在1960年因出身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 但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 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有关。从古希腊的柏拉图…… 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他都下过苦工夫研究, 这些都培养了他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对现代迷信的批判。
疯狂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正如他自己所说:“世界在发疯, 理智的人注定是要做祭品的。
万润南: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 那感觉就象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 说得是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
遇罗文:在红色恐怖最猖獗时, 罗克没有沉默。他是举世少有的英雄。
罗克又是一位智者, 他仅仅用毛泽东们的语言就战胜了毛泽东们。
罗克的铜像上雕刻着这样一句话: “不是凭自己努力得到的权利, 我们一概不承认。”
平等——罗克用生命去呼唤她的来临。
陶洛诵:遇罗克烈士从根本上动摇了特权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牟志京:罗克的可敬在于: 权利的平等不应因出身﹑性别﹑种族和肤色而有别。
罗克在写作上不愧为一位突破时代的巨匠, 文革时代对中国写作语言所造成的灾难, 直到今天, 在政论文章中晰晰可辨。罗克的文章却在文风中出污泥而不染, 自成一统;其思路宽广﹑条理清晰﹑广征博引﹑词汇丰富, 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遗风。
滕彪:遇罗克先生是争取民主和人类尊严的先驱者,历史将记住他的思想之光芒和生命之绚烂。我们今天将继续沿着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前行,我们面临的危险已经远远低于那个年代,为此必须铭记和感谢遇罗克和那个时代的所有觉醒者和行动者。
张敏:永远忘不了1967年1月寒冷的冬夜,我这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二四班(斗争“黑五类”最狠班级之一)的“黑五类”,挤在马路边人群里,从板车上买到《中学文革报》,回家在昏黄灯光下读《出身论》时惊喜恐惧交加的心情。在最血腥黑暗的日子,几亿人向极权专制匍匐,你高擎人权火炬站立着呐喊。而今,你倒在枪口下已经四十年,我们是否完成了站立的姿势?
英雄遇罗克,你拷问着我们的每一天!
王军涛:遇罗克是我们时代的一座丰碑,代表了受迫害和受侮辱的不幸的人们的苦难、尊严和抗争。然而,在中国,也许还要花上几代人才能领会他的价值和意义。如同所有丰碑般的伟人一样,他以生命的代价展示给我们一个艰巨的任务, 并为我们完成这一任务提供了道义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傅瑞德:以慎思的勇气讽刺迷信, 以透彻的理论对垒荒谬; 以人格的光芒照亮黑暗, 以生命的代价捍卫真理。
晋松:遇罗克没有上过大学, 可是他的阅历, 他的才识配得上中国任何一所名牌大学。当“罗克老师”走入我的心中, 进入我的生活时, 我已是十三岁的少年。我很幸运, 让我在人生与社会“初见”之前就得到了遇罗克精神的洗礼—— 独立思考。
遇罗克是我心中的精神支柱。
老骥:他是暗夜中的一颗流星,他是暴政下的一滩鲜血。但,他那“去留肝胆两昆仑”的魂魄却化作了男人的风范,不息的长歌。假如,一个民族在刻意遗忘思想先驱遇罗克、林昭、张志新……那么,这个民族的末日也就到了。
王锐:遇罗克无疑是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份子群体中最勇敢, 也最有深度的思想者之一。
孙乃修:历史的悲剧,时间不能把它泯灭,谎言不能把它掩盖。遇罗克,是中国民族应当为之沉思、激励和骄傲的话题。就这一意义说,他已获得永生,成为这个民族挺拔的脊梁和勇气的象征。
遇罗克的奋发读书和深思精神,对民众苦难的深刻同情,对社会问题的积极思考,对真理的追求和对道义的承担,挺身而出、舍己为人的品格、智慧和胆气过人、舍生取义、谈笑赴死的精神态度,这一系列非凡的精神品质使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青年思想家,代表着那个黑暗时代中国民族并未泯灭的理性、良知、人格和勇气。
齐家贞:子弹,可以击碎年轻的头颅,但不可以击碎真知灼见;死刑,可以绞杀血肉之躯,但不可以绞杀凛凛正气。
遇罗克的功业彪炳千秋,遇罗克的名字与宇宙共存。

引用 郭国汀 2/15/2016 20:25
钱跃君:无声者的声音
        
无权者的权利
有史以来,许多侵犯人性尊严都是从对人的不平等划分与不平等对待开始,其中践踏人性最最严重的就是根据人的出身来划分贵贱,因为人的出身不是人所能自己选择的。在那个时代,被划为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敌人”不仅本人受到残酷迫害,孩子们作为黑五类家属也同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品学兼优、富有才华的遇罗克就因为父母是右派份子,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他撰写和发表了著名的《出身论》,接着就被逮捕,被判死刑。如果说《出身论》揭示的是在政治领域、根据人的出身来划分敌我的话,则“户籍制”是在经济领域、根据人的出身来划分贵贱。“家庭出身”是以政治手段、“户籍制”是以法律形式公然在公民中区分贵贱,这样的政治与法律本身就违背中国宪法保障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这是一批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无声群体,但他们有他们的声音,他们有他们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
向异:敢于用自己的脑袋思考,敢于为有尊严的活着而抗争,这种精神永远都不会过时。
任众:罗克牺牲已四十年, 他追求的人权仍有现实意义:暴君毛泽东仍被高举, 毛所造成的祸害, 远未清算; 人与人的平等关系远未恢复。罗克的镇静, 乐观, 他的使命感, 艰辛和毅力, 令我永生难忘, 刻骨铭心。
彭小明:改革开放以后,我来到国外,第一次读到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那震撼人心的字句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我举目望天,质问为什么在六十年代我们不能读到这样美好的真理篇章?否则我们的思想将如何振奋?
1963 年左右正是毛泽东强调家庭出身越来越荒谬的时刻,恰恰是西方盛传《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刻。马丁.路德.金的真理是明确的“人人生而平等”。他的梦想就是“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跟昔日奴隶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国家不以肤色的黑白,而以品格的优劣为评判标准”。我叹息号称中国革命的导师、领袖或理论家们不仅没有讲出这样的话,反而说的是几乎相反的话。我猛省地想起,只有一个中国人曾经发表过与马丁.路德.金几乎相同的见解,他就是《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那是在 1966年秋冬,直接面对反动血统论的狂潮。
印红标:遇罗克是文革年代的思想先驱者, 被誉为沉沉暗夜中划破夜幕以全部青春和热血放射出理性光华的陨星。
他以单薄的身躯和无畏的勇气,拼死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呼喊和牺牲。
雷颐:常识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 但其实却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一旦常识受到普遍的破坏, 生活就会极其可怕, 此时人们才会感到常识的重要。而捍卫常识竟要以生命为代价, 则是最可怕的时代。
遇罗锦:当一个国家, 所有的常识都变成了反常识, 再也没有人愿意为了捍卫常识去阐述理论﹑去牺牲自己时, 那个国家才是最可怕的。哥哥, 是为亿万个心灵被扭曲, 被屈死的人大声疾呼的。所有的被压迫者与哥哥的心灵一起永生!
苏晓康:遇罗克是“英雄”,“先知”,但他首先是一个“受难者”, 是我们大家的“牺牲”;除非在终极的宗教的层次上,我们甚至无法触碰到他。 而他为之受难, 献身的目标, 我们至今并未争取到, 甚至情形更坏了。离开“受难者”, 我们是多么的不济。我们愧对遇罗克!
陈奎德:在中共统治的前几十年里,“出身”象一个巨大的阴影, 笼罩在人们头上;象一块烧红的烙铁, 烫在人们心上, 阴霾﹑流血永无止期。遇罗克抨击的目标是明确的, 那就是中国式的“新的种姓制度”,中国式的“贱民划分”。
《出身论》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权论, 是赤色烈焰焚烤的中国大地下, 喷薄而出的自由主义言说!
曹长青:在鲜少有思想反抗的中国,遇罗克是个异数。他在《一九八四》式的文革时代,敢于大声说出“二加二等于四”的真实,用生命的代价,铸造出“独立思考,疾呼呐喊”的思想者丰碑。虽然他像只小小的蜡烛,迅速被腥风血雨吞噬,但它放射出的思想光芒,把中国的黑暗,照得无处躲藏。
盛雪:文革是人类尊严﹑精神﹑文化﹑肉体的一次空前灾难。期间, 有数千万的受害人, 也有数千万的施害者;在历史无情的长河中, 都是无痕的过客。
而遇罗克, 将以其特立独行的胆识, 无惧暴政的洒脱, 超越存在的思考, 和直面死亡的微笑永载史册。
陈子明:《出身论》中的一句话: “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 我们一概不承认。”
前半句体现了智慧, 后半句体现了勇气。前半句揭穿了意识形态的说辞掩盖的制度的本质, 后半句则直接向权利的暴力基础提出挑战。
遇罗克的思想, 作为普世原则与日月同辉。
傅瑞德:他独立思考又肯博览百家的精神;勇于质疑﹑大胆说真话的精神;时时刻刻关注广大被侮辱﹑被损害群体的精神;不妥协﹑不屈服﹑坚持理念的精神,在今天仍显得格外珍贵。
俞梅荪:我从小饱受出身问题之苦,遇罗克在那最黑暗的“红色恐怖”年代,大胆提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呼唤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为此而献出短暂的生命。每当我想到遇罗克——我们千百万“出身弱势群体”的共同大哥,都心如刀绞,难以平静。但如今,普世价值离我们仍然遥远,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朱大年:自觉并敢于追求平等的人在当时是少数。遇罗克进行的理论思考以及为真理献身的勇敢精神, 至今仍应令中国知识阶层认真反思。
孟浪:遇罗克—— 中国思想者永远的朋友与典范。
刘晓东(三妹):遇罗克是思想超前、勇气超人的时代巨人。有人用现在的思想来衡量遇罗克,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像有人用现在民主自由的思想批判孔子,走入逾越历史的误区。那时,人们都在地上爬时,遇罗克已经站起来走了。我当时读遇罗克的《出身论》时还太小,但是它对我的思想的震动无疑是巨大的。遇罗克的《出身论》影响了那一代年轻人,那种对社会和时代的震动波及全国,尤其在北京,那时同学朋友见面谈遇罗克的《出身论》的情景,我至今难忘。
茉莉:遇罗克不仅是一个杰出的人物, 他更是一种思想;是和我们民族的中庸, 苟且, 小聪明完全相反的思想。
徐沛:英雄者,乃才能超常并勇于为了公众利益牺牲自己的人也!
张承志:遇罗克启发的, 是平民的尊严, 是潜伏在底层的高贵。我们对过去(文革只是其中的一环)的最彻底的反省, 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的永不媾和的宣战。
王璞:对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更具现实意义的, 是遇罗克的精神。无论在他的为人行事上, 还是在文章理论中, 始终透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辉。屹立在我面前的, 不仅是一位先知先觉不屈不挠的思想家, 而且是一位襟怀博大宽容为怀的人道主义者。
大军:遇罗克, 一个大写的中国人!
叶式生:罗克身上有这样一种无形的影响力: 只要你不甘颓废, 那么在同他共处时, 你就不能不调动起全部自尊和毅力同他竞争, 以做一个值得他结交的人为快。他的自信和毅力, 反会照出你的盲目虚浮的影子, 助你自省, 激你奋进。当环境对一个人的求知和上进无所要求甚至压制﹑平庸颓堕极易被接受的时候, 这样一个伙伴是何等珍贵啊!
遇罗锦:哥哥的高素质是怎样形成的? 他学富五车的书本知识和丰富的底层生活经历是他素质的铺垫与积累, 不仅是他的独立思考, 更是他的「吾日三省吾身」——他每天在日记里解剖与回悟自己一天的言行;每周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结。他把要求自己成为完全的人当作最大的追求。他明知杰出的人不会有好结果,或许会走上死刑之路,但他把为真理而死看作灵魂的升华。因为他坚信真理,为了真理而死他觉得光荣和自豪;他相信历史就是真实,相信历史会记下一切。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意识地不敢成为这样的人,那么,封建专制千百年地在原地转圈,就是人人自食其果。
曾慧燕:在我因出身问题自幼遭受无数屈辱和苦难的年代,在升学、就业及赴香港等问题上历经艰难曲折、几被“三振出局”的岁月,《出身论》作者遇罗克“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曾是我孤立无援人生中的一盏思想明灯,尽管他为自己的真知灼见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活在人心便永生。历史将永远纪念他。
遇罗克在风雨如晦的“红色恐怖”时代,以无比勇气写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今天看来,《出身论》只是用最简单的事例、最简单的理论说明了最平常的道理,但在当时,却表明了一种大无畏的独立思考精神,让人对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锋芒的尖锐感佩不已。
1976年4月5日,“四五英雄”韩志雄曾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慷慨赋诗:“历史,在太空逝去,也在太空永存;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有裁判员……”——谨借这首诗,作为一束洁白的鲜花,敬献在遇罗克的灵前。
王功彪:您是黑暗时代的火炬, 是平庸人群中的英雄。
刘燕子:“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形成人的伟大。”
——帕斯卡尔
人身自由,人格平等,人性尊严,三者密不可分。
他们杀死了遇罗克的身体,却不能杀死遇罗克的思想和灵魂。
他们扑灭不了遇罗克的精神光芒——这就是,一个有尊严的生命面对整体黑暗发出的强韧的抗议之声。
我只看到过遇罗克有限的几张照片。眼镜下的遇罗克天生圣徒的稟赋,他那悲悯而深邃人类苦难社会的目光,像一道光,照耀我们千疮百孔的心灵。
叶治安:直到今天, 我才从尊严和生命的双重意义上, 读通了烈士在就义前的镇静和临刑前的暴烈......前者是正义对野蛮的蔑视, 后者则是人性本能的抗争。这样的行为, 只有那种思想深邃, 信仰坚定, 心灵高贵的人才有。
今天我们所享受的“社会进步”, 曾使遇罗克, 顾准等思想先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云杰﹑云荆:他是全民族的骄傲,是暴君的对头;他高尚而勇敢,是奴隶的朋友;自由之明星,人中最高贵,在他的眼中,人人皆平等;不分奴和主﹑黑种或红种。骄横的暴君毁灭了他的肉体,却消灭不了他那颗追求平等热爱自由的雄心。
莫道中国无圣雄,莫叹中国缺林肯,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钟祖康:中国历史上的冤死者无数, 遇罗克之冤死, 是又一张说明了中国人确是垃圾民族的证明。
陈凯:自由的代价是相当大的, 自由的宝贵则是无价的。自由使我们每一个人品尝他生命本源的意义, 选择他自身的美德, 搜寻他自己的真实信仰。自由为我们每一个人开拓了通往真实的自我与爱的途径。自由使人懂得: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与不能替代的。
何与怀:人们称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中国最黑暗年代里的第一部“中国人权宣言”;他, 就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
黄东添:遇罗克的事迹值得我永远怀念。他用年轻的生命去顶撞万岁爷和他臭名昭著的锦衣卫, 虽死犹荣。
永远的遇罗克!
祝勇:遇罗克是在向蒙昧与谎言宣战。
叶式生:英雄, 首先都是凡人。
然而象他那样不自欺﹑不嫉妒﹑善于正视别人长处和自己短处的青年, 就不易多得了。他比我年长有限, 却显得那样成熟﹑清醒﹑坚定﹑乐观。我常怀疑, 那样一个戴着白框近视镜, 常常孩子气地咯咯笑着的青年, 是否真已在杀气腾腾的刑场上倒下。即使到今天, 我也还止不住时而遐想,说不定哪天会突然接到他一封信......
刘晓波:遇罗克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尽管官方已经于1980年为遇罗克平反, 但是, 他的亡灵仍然在泣血。事实告诉我们: 他所批判的“血统论”和身份政治从来没有消失过!
遇罗克是思想者, 更是英雄。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开始坚强, 最后还坚强。”
他做到了。我能做到吗?
遇罗锦:哥哥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别人,只把对真理的追求留给了自己。
华夏匹夫:“永远醒着,但不要害怕痛苦。意识到了痛苦,才有可能奋力挣扎; 在痛苦中挣扎,就有生的希望。”—— 把自己二十多年前的一个灵感, 作为一束花,献给一位过去和现在﹑一直在照亮着中国黑暗夜空的伟人的亡灵。
老乐:《出身论》的震撼力今天依旧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统治者完全是出于恐惧而杀人灭口。遇罗克的反抗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的反抗。我们正延续他的思想,证明他没有白死。

引用 郭国汀 2/15/2016 20:26
黄河清:咏遇罗克
中华思灭绝,禹域想一尊。
孤灯长夜里,独撰出身论。
剜心点火是丹柯,照亮途程黄土坡。
好汉英雄人尽是,混蛋斗争造恶魔。
人杰遇罗克,此生历劫磨。
新朝风总暴,乱世雨皆涡。
大学门拦进,尊亲室教多。
吾头长作咏,乾坤特重歌。
乾坤特重吾头轻,宏文力论天下惊。
黔首匍匐呼万岁,庶民感戴过一生。
从来地富原罪死,于今子女继罹烹。
出身应作草泥马,史载丛莽遇斩荆。
廖志峰:超越血统阶级的是, 人的尊严价值, 无可取代。
松迪克:要真理不要牺牲!
思想的闪电开启人类的未来。
于建嵘:这个出身普通的年青人,之所以让千万人为之动容,是他在那个荒诞年代里独立思考的自觉和能力,是他在无所不在的迫害中表达和捍卫自己观点的热血和勇气,是他在黑暗中仍信仰和追求光明的“天真”。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思想和精神所具有的伟大力量。
遇罗锦:哥哥不仅反驳了那反常识,更重在反驳的是歪理和谬论。《出身论》所以能澈论惊天,就因哥哥是用他的一生去写这论文的——是把他一生的快乐﹑追求﹑痛苦﹑醒悟﹑不屈﹑艰忍﹑才华﹑思想全部地溶入进去的。没有他的生活体会的人,即使有深厚的文学﹑历史与哲学的功底,也绝对写不出那么充实﹑那样深刻精辟﹑有理有据﹑一鸣惊人的文章的。文革中,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都是他对《出身论》结合现实的更详细具体的阐述。
杨逢时:填表——
小时候
学校填表,
坐在边上的一个男孩
在出身栏里哆嗦地写下了“资本家”三个字,
然后
迅速用手
把它盖了起來。
那一情景至今仍是如此清晰深刻在心。
“出身”的烙印
曾伤害了多少幼小的心灵,
曾夺走了多少年轻的生命。
勇于說出真话的吶喊,
是黑暗中人性不灭的闪电;
愿填写“出身”表的這一幕永远消失于人间。
仲维光:不要忘了这个家庭的苦难,这个家庭为社会所做的承担,它所曾出现过的巨人——遇罗克。不要忘了这个家庭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平常和不平常!
楊银波:奋进且勇于思索,塑造强大的公民。
吴嗣瑜:他掏出心脏当火炬
他就是火炬
一只行走在世纪冰川里的火炬
骑在马上
骑在火炬上
穿透夜空  开花落英
郑义:遇罗克真正的永恒的遗产乃是舍生取义的勇气。我永远不能忘记他那些燃烧的语言曾如何温暖我绝望的心。他和那些杀身成仁的先贤,必将融化在中华民族的绵延血脉之中,成为我们万世不绝的勇气的源泉!
张成觉:思想先驱, 精神不死, 浩气长存。
李昌玉:中国的遇罗克,就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遇罗克的《出身论》公开要求人人平等,生而平等,是昂然射向“唯成份论”和“血统论”的一支响箭,一篇檄文,是“黑暗中的人权宣言”。
王方:功过是非,历史和人民自会评说。
申丽灵:“血统论”﹑《出身论》和遇罗克伴我走过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代, 他的勇气和无畏让我缅怀终生。
遇罗克的一生虽然短暂, 但留在中国的历史中却是永恒的。
施卫江:你的不幸遭遇就是一个缩影,衬托出我们民族的深重苦难,尤其是中国知识份子劫难的写照,是国粹“精英淘汰率”最真切的展示。
一大批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份子,受你的精神所鼓舞;你的人权斗士和先驱者的位置,已经刻上墓志铭,你的形象已经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仲维光:或许有人对遇罗锦揭示了“英雄”遇罗克曾经有过的对革命的追求,对进入社会做贡献的渴望而不满。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揭示如何能够理解社会给遇罗克,以及和他类似的人所带来的心理重创和蹂躏,那个把人划成三六九等的“外来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摧残!遇罗克的悲剧在于才能、追求和无畏。当这种才能、追求和无畏和那个残酷的社会碰撞到一起的时候,便造就了在六十年代末期鹤立鸡群的遇罗克。
一九八四:需要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拥有英雄的民族又是幸运的。遇罗克这样的英雄是我们在那个疯狂的的年代的唯一骄傲,如果没有他们,我们民族的那一页就将永远写满黑暗。
邱建源: 遇罗克,我亲爱的兄弟,你走向永生的那一年,我才五岁啊!假如我和你生活在同一片风雨中,我不知道我将怎样面对你的抗争和你的鲜血,是沉默无语,是振臂狂呼,还是在你的身上踏上一只脚?假如你和我沐浴在同一片阳光下,我想,你一定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将向你倾吐我的快乐,我的迷惘和我的无奈,我将倾听你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未来的展望......
白磊:在近代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时候,遇罗克——一名年仅24岁的青年工人,文革初期,他基于对“出身”﹑“成份”﹑“贵族与贱民”的深切感受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先后撰写出了一系列充满睿智和独立思考精神的文章,而《出身论》则是他这些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力作。这篇文字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论证出“唯成份论”即“血统论”的荒谬,逻辑严密。即使“出身”这个论题在早已不是一个被人所主要关注的今天, 读来仍有令人击节赞叹之处。
它是对中共最早的一篇人权宣言。
林贤治:“出身”这东西,就像一块长长的烙铁烫在无数人的心上,剧痛和流血永无止期。从1949年到1979年,仅此计算便横跨了三个十年,这是一个何等深重的伤口!这批先天的罪人,从识字开始,就害怕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太多的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沉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生活,这样教会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份: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正义和良知,它们在哪里?有谁能说出它们在哪里?
一个叫遇罗克的说了!
陈壁生:我们的忘却意味着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梳理,历史的教训没有被汲取;这个来自遇罗克的时代,站在遇罗克的鲜血洒过的土地上发言的时代,对遇罗克已经十分隔膜,我们几乎完全忘却了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英雄,为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出身平等而呐喊、斗争、流血过,直至献出他最宝贵的生命。
真正的英雄,绝不是那些把功名建立在万千朽骨之上的大将,也不是一时呼风唤雨的舵手,更不是那些在故纸堆与新纸堆里穷经皓首,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师;而是那些在个人与社会﹑异端与正统的对抗中,被彻底打倒﹑甚至被送上断头台,而终于至死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并以最宝贵的生命去祭奠他们的理想、信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凸现其悲壮地主体价值﹑最大程度地提升他的主体精神的人。
遇罗克正是这样的英雄人物。
祭园守园人:“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
——这是狱中遇罗克对难友的人生感言, 也是他作为人权中国先驱至死不渝的信念;更应该说,这是浩劫中国伟大的草根思想家,在生命终点上对“后人”从容而深切的瞩望!
高寒:《出身论》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份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是文革中,中国民间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官方那根深蒂固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文献。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在社办林场的油灯下读它时的巨大震撼力。我本属于黑五类中的“杀关管”,那种自幼就被无处不在的政治歧视所种下的心灵伤害,不是现在的青年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草虾:遇罗克叔叔是吾辈至为崇敬的英雄﹑现代的杰稣,以其佛光彻底照透了支部匪帮的劣根性。从文革的毛远新到当代的习正恩,他们想起遇罗克就会惶惶不可终日,就会感觉到自己的金碧辉煌其实是一丝不挂。遇罗克、周长利、杨佳都是北京人中的圣子,让世人明白了亚夏健儿不都甘心充当詖俄奴殖民的亡国奴。面对他们,有谁不是罪人?唯能记取:血债总是要还的。
王锐:在遇罗克的判决书中,“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一语,为遇罗克在强大的专制力量和国家机器面前,同样敢于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甚至不惜献身的勇气提供了实证。
苏双碧:当遇罗克感到就要被下毒手时,他并不感到畏惧。他唯一遗憾的是,自己还年轻,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在《赠友人》一诗中写下了“遗业艰难赖众英”,“乾坤特重我头轻”的不朽诗句,显示出一个思想解放先驱的胆识和英雄气概。
徐晓﹑崔卫平﹑郭于华:遇罗克,我们前排的兄弟。在最黑暗的年代,你用自己的头颅和身躯,点燃了思想的火把,自由的火把,人的尊严的火把。当你倒在血泊之中,我们整个民族倒在耻辱之中。
如今,这耻辱还没有褪去。我们带给你的,并非是胜利的喜讯。我们当中有人被告知,不能前来看望你,不能在你的面前,献上一束花。
四十年了,你仍然让人感到害怕。好吧,你们刽子手的后代,你们来吧,除非你们把我们全部看管起来,否则,我们一定要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站在一起,与你一道承受头顶上的风暴,承受失去自由的痛苦,承受对这片大地的热爱,对真理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
你站在这里,成为一座雕像。你是无限坚持的,我们也是无限坚持的。你是不屈的,我们也是不屈的。
把你那不能说出的交给我们吧。连同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激情。我们是你后排的姐妹,你的战友,你的爱人。
傅瑞德:遇罗克不是无敌派,而是有人偏偏把他当作敌人,把他害死后还要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然而,专制者可以消灭思想者的身体,却无法消灭思想;因而即使他们已经害死了遇罗克,却依旧害怕他。害死遇罗克的――刽子手、组织、制度和偏见――不是个人的敌人,而是自由思考的敌人、行使权利的敌人、善良美德的敌人。
刘晓东(三妹):遇罗克是我熟悉的思想家。我自青少年时就知道他、崇敬他,他的《出身论》在当时令我震动。那时我就感到,在人人疯狂的时代,只有遇罗克一个人独醒和敢于发声。今天,让我也叫你一声罗克哥哥,告诉你,你的妹妹和弟弟把你的感人故事都写了下来,她(他)们使你在我们的心中更加饱满和真实,我们都是爱你的兄弟姐妹,我们都为有你这中国早期思想家的哥哥而骄傲。
冉云飞:遇罗克先生的《出身论》犹如撕破长夜的闪电,让独裁者发抖,照亮了追求自由的人们,千秋万世后的人们都还会纪念他。
何清涟:在那黑暗的毛时代,遇罗克的《出身论》象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代表数千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政治贱民发出愤怒的呐喊。
只有充分了解阶级斗争理论曾将数千万人置于政治贱民这一黑暗历史,才能理解遇罗克的《出身论》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
王学泰:罗克文科、理科都很好。北京作文比赛他的成绩不错,物理比赛他在东城区拿过名次,还可以同时与两个人下默棋(有时开无聊的大会时,他常常与人下默棋)。可是1960年高中毕业生二十万人,那年高校招新生二十三万,有的没有参加高考的或仅有初中毕业文凭的都有了学校上,而遇罗克却被排斥在高校之外。我们分别的时候,他送给我这本《元曲别裁》(还有一本《中国文学六论》,可惜在文革中遗失)。
1965年底,批判《海瑞罢官》正在热火朝天时,当局倾向已经很明显。遇罗克却在《文汇报》发表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矛头直指文棍姚文元。这是当时最勇敢的一篇文章。他也没有做到不与人争。不久浩劫来临,他又一次与当时风靡一时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争论,并针对这种极荒诞的“理论”写了《出身论》。
《出身论》成为遇罗克用生命做出的最后一次搏击, 其所面对的却是封建粗鄙的“理论”和荒诞的政治。
王学泰:1972年8月翻腾旧书,又看到了《元曲别裁》。打开第一页时我又看到那首《四块玉》,万感俱至,写下这样几句话:“此书为高中时学友所赠,久沉书箧。今日偶翻旧箧,披玩久之。故书无恙,旧友已为隔世之人,不禁令人黯然。”并写诗为记:
渐离屠肆邹生霜,曾动苍茫旧帝乡。
为有先贤照卷册,每披青史热衷肠。
水清石见人终老,玉映金辉光正长。
予卧荒山听落叶,冽泉汲水煎药香。
他去了,给人们留下一连串的故事和怀念……
遇罗锦:一些人津津乐道地把《出身论》贬为“常识”, 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常识呢?
它是中国当局七十年来统治的根,是当局最疼最深处的谁也不敢碰的东西;
它是压制和折磨了几代人的精神法宝;
它用歪理使亿万无辜者的心灵屈死在看不见的屠刀下;
文革中,它还用肉体去消灭数以亿计的“黑五类”;
它是几代人都无人敢论及﹑几代政治家和知识份子都无人将它阐述成理论的“常识”。
哪个国家见过这样的“常识”呢?
正是如此重要的“常识”,由遇罗克把它阐述成谁也驳不倒的理论,是了不起的贡献。他为了这理论的阐述和宣扬而宁死不屈。
遇罗克的精神, 是人们永远纪念他的原因。
谭绿屏:文革中,“红色风暴”、“红色恐怖”的厚云铺天盖地。省城重点一中红卫兵同京城红卫兵有直线联络,早已挥舞长鞭木棍杀气腾腾。“血统论”标语满墙满目。被打死和自杀死的事件时有所闻。家里被抄,字画文具被烧。家父家母都进了“牛棚”。到底谁是谁非?一位正宗工人出身的同学悄悄对我说:“去他的,他们不是人。”但, 谁能站出来公开与他们论理呢?一个黄昏,我在街上拿到一份小报,回家开灯一看,大惊:《中学文革报》——《出身论》,直劈“血统论”。满眼电光石火。乌云终于拽开了缺口,缺口中奔泻出真理的光辉。窒息中一缕清新的空气,令人绝路逢生。
张良生(张三一言):献给英雄遇罗克——
是英雄,二十八也是万载英雄;
是奴才,一百岁倍添千古留臭。
《出身论》是指向共产等级社会的匕首;《出身论》是射向无敌论之矢──自认自身高贵﹑高人一等的党贵族就是平民百姓之敌。
《出身论》可贵之处是在普遍认敌(共产党头子)作父的气候下,勇于思考,说出石破惊天之语。
夏韵:四十多年过去了,没人承担哪怕一点点罪责,没人为一条鲜活的生命遭冤杀埋单。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祈祷﹑在盼望:认个错吧,中国不能没有你,认个错百姓会更拥护你,认错使你会更焕发生命力;然而,除了遮遮盖盖,就是文过饰非。
《血统论》的阴影今日仍死死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当年它断的是地富反坏右子女的生路,如今,不讲阶级斗争了,它断的是底层百姓子女向上流动的路,这对于社会是很危险的。
刘淇昆:遇罗克是我崇拜的英雄。有生以来,读一篇文章使我如醉如痴、拍案叫绝的,唯遇罗克的《出身论》。在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史上,遇罗克崇高的历史地位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现在中国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对遇罗克的全面评价还时候未到。
《出身论》是在共产党严酷的统治下,一部天才的启蒙著作。
卢笛:遇罗克轰动全国,主要是因为写了《出身论》。当时那文章在我这黑崽子心中引起的震动,真非语言可以描述。毫不夸张地说,那文章在我黑漆漆的心灵中凿出第一个亮孔,让我第一次看到了除了毛思想,世上还可以有如此鲜活的另类思维方式。马列既然可以作如此全新的、与官方截然不同的理解,而且又如此言之成理,逻辑上丝毫挑不出破绽来,既然如此,则谁也不能说官方理论就是正确的。所以,《出身论》是催生我的启蒙的第一声惊蛰春雷,是推动“必然”漫长过程的第一个“偶然”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克唤醒了被压迫、被凌辱、被欺骗的整整一代人。
郝建:遇罗克的铜像静静地树立在那里,多数时光都是布满尘土,但这座铜像和这个人的文字、言行却时时在发出光芒,烛照着我们的思想。铜像上的那双沉静、深邃的眸子,时时在凝视我们,与我们进行着穿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存意义,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做出自我选择都是无可逃避的。
徐友渔: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之下,才有真正的公正与平等,才能实现遇罗克在《出身论》提出的简单而光辉的原则:“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锦:我最喜爱的是哥哥这句话: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这是沉静和理智,是对自身的要求﹑鞭策与精神升华。在修养与道德普遍衰退的时代,这句话尤其可贵。他在被捕前反思自己的“年终总结”中的这句话,也正是哥哥一生的思想准则和行为。
我为哥哥的生命力惊叹,至2016年,《出身论》与六期《中学文革报》他所写的头版及其他文章,即诞生五十周年了。而在个别的著名网站上,对遇罗克的污蔑仍旧风行。看到那些诬蔑,就证明哥哥还活着;证明他那些文章的威力——他怎样使太子党的中共政权寝食难安。
趙玄——致遇羅克
落日愴然離去
卻不忘留下
最後一抹悲憫的殘霞
雖然未及
唱一曲
青春的挽歌
但那警世的箴言
卻虎嘯般長吟至今
一如上帝的歎息
天使的浩歌
你不死的生命
你不老的年華
你星光般的眸子
依然淚光粼粼
還在注視
這苦海茫茫
這人間地獄
遇羅克
你是劃過夜空的流星
眩目、令人神往
雖然短促
卻光照千秋
你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你不來人間
誰來人間
人間有你
真摯的情愛
處男的情懷
姑娘們的臉上
綻放著你
血染的風彩
一如虹霞飄舞
千秋萬載
一如你永綻的血花
開得滿山滿崖
一直開到
永遠永遠
仿如頭頂世代複蓋的蒼穹……
北岛: 给遇罗克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绝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张振波: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
庶人骇政君难安
敢言平民心底怨
雄才挥毫大略谋
撒血抛头寄真情
悲歌乐奏长恨多
亿万众生望天河
夜幕划破碧空梦
四十一载来蹉跎
王藏:哥哥用思想血液
点燃红色中国的黑色冬天
肢解密不透风的阶级
以死擎起殉道者的火炬
妹妹穿越岁月荒原
在幽暗和假象中
编织情与爱的童话
找寻惨遭蹂躏的记忆,尊严
即便一切
都能被损毁为堆堆灰烬
自由的人生之梦,仍会自焚
照亮一个时代的深渊及前程
赵玄:年火 祭罗克
春风又渡
不见新绿
依旧荒绝万顷
有一星刺目的灼红
那可是你
遇罗克
不肯熄灭
年复一年
烈烈燃烧
直到腾起
燎原大火……
匿名游客:我查阅了众多的伟人,达不到你的纯洁;我浏览了不少的英雄,达不到你的深刻;你是二者兼有,人间难找。好兄弟,我们一定完成你的遗愿,一定对得起你!
云之:遇罗克是那个时代罕见的真正的英雄,他以一己之力与国家对抗;以理性的力量,公开主张并坚持因出身而被划为异类、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的同等的权利和尊严。遇罗克,高尚、纯粹而勇敢,是那个病态中国的疯癫时代中不多见的心理和精神健全的人。文革至今将近五十年了,可悲的是,不仅仅是舞台上的迫害者,还有许多的被迫害者,都是病态的,更为恰当的说法,那是集体互害的癫狂时代。然而,遇罗克,始终表现得理性健康而心理健全。他展现了德国人卢安克所说的“进入黑暗,而不变成黑暗”的英雄形象。
遇罗克,被以国家的名义杀害(并且掠夺了他的器官)。他是死于优秀和出色。不容出众之优秀,是民族的悲哀,同时也值得反思种种原因和根源之所在。
徐友渔:将近半个世纪, 时间的流逝,使人感慨万千。历史证明,遇罗克《出身论》反血统论的真理性得到了牢固确立,当初围攻遇罗克的狼嗥犬吠,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遇罗克已经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但同时,历史也证明,血统论在文革中的惨败,遇罗克思想的胜利并没有一劳永逸地使血统论的流毒彻底消失,相反,许多有文革经验的人都看到,遇罗克以生命为代价取得的胜利只是道义上的,而血统论者取得了实质性的、体制性的胜利。唯一的差别是,文革中的血统论是张扬的、喧嚣的,今日的血统论是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
说到底,血统论并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权势者子女心血来潮提出的,不是那场政治运动偶然产生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几千年旧传统延续至今的问题,是现代专制制度的体制和生存基础的问题。
我们的文化道德观是需要改造的。
独行客YYL:遇罗克!我们还苟活在世界上的千千万万“黑五类子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狗崽子”永远怀念着你!
吴新伟:人本来生而平等,没有高贵与卑贱之分。说起血统论,便会想到遇罗克。成绩优秀的他因为出身“黑五类”家庭再三被拒上大学。文革启幕那年,遇罗克写下不朽的《出身论》一文,批判祸国殃民的血统论,即时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列举事实反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时政,提倡民主和人权。石破天惊的文章广为传播,他的挑战权威的勇气和人道主义的精神鼓舞了国人。
杨开显:在当时夜色如磐、万马齐喑的时代,在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土地上,在8亿之众的茫茫人海中,只有这个叫遇罗克的文弱书生,全然不顾以卵击石的后果,以他如椽之笔,写下了惊世骇俗的《出身论》,向着那架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铸造出来的庞大机器挑战。这是何等英勇的举动! 当时读着《出身论》那些为千百万被歧视、被贬损的“贱民”争生存、争平等、争民主的句子,好像突然看到划破浓重夜幕的一颗颗炽烈的亮星,犹如终于望见透出叆叇阴霾的一线线绚丽的曙光。
杨开显:《出身论》以“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的主张,用不着再去罗列其他思想、政治和文学作品,就可以使遇罗克进入20世纪中国散发出人格力量的勇敢而杰出的思想家的行列。他是一位真正的烈士,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普罗米修斯。
丁东:文革既是本世纪中国的一段最不容忍独立思想的年代, 又是启动了一批先驱者独立思考的年代。许多思想的火花, 往往来不及燃烧, 就被国家机器的暴力扑灭了。
遇罗克的意义并没过时,虽然家庭出身引起的政治歧视,已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克服,但公民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市民和农民的不平等仍然有待于从制度层面革除。至于遇罗克为公共利益而献身的精神,不论什麽时候都是民族精神沉沦的解毒剂。什麽样的人物在公共文化视野里最活跃,影响著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当下的公共文化视野里,帝王将相多多,娱乐明星多多,但能唤起和提升公民觉悟的人物却寥寥无几。让遇罗克们走进公共文化视野,乃是民之所需,国之所幸。
杨开显:除了几十万关于思想政治方面的论文和文章外,遇罗克还写了一些诗词、散文、小说和剧本(不少已被毁掉)。难怪有年轻的前卫学者,对20世纪我国许多著名作家的人格表示鄙薄,并对20世纪文学写悼词时,把遇罗克推上真正的作家的宝座。此外,遇罗克还观察到工资按职务高低分配,而职务高低又不能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强弱和贡献大小这一社会现象,于是动笔撰写了工资应按一个人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几万字的《工资论》。他列举了工资的不合理现象,研究出一套新的工资制度:即发给每个人基本不变的生活费(无论是工人或农民),其余按本人的工作贡献发薪。这一科学的经济思想在42年前就闪烁出睿智的光辉,确实是难能可贵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他的傲视强权,抨击特权,批判封建血统论,反对精神奴役,争取平等,崇尚民主,呼唤人道,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勇敢行动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遇罗克不仅是倒在黑洞洞的枪口之下,是倒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的疯狂的“打倒”口号声中。他只是完美地走好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步,并做到了常人无法做到的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何以怀:1980年7月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该文以这样诗情澎湃的议论来展开震撼心灵的叙述: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
何以怀:北京掀起“红色恐怖”,自认出身“高贵血统”的青少年争先恐后地穿起父辈的旧军装,扎上武装带,不可一世地起来“造反”。很快“红色恐怖”就在全国风行。淫威之下,以出身决定一切的风气,竟然成为全国民众都得遵守的惯例:升学、招工、提干、参军,甚至去医院、乘车船、进商店、住旅馆,都必须报出身,看出身。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在“血统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被侮辱。
就在“血统论”气焰嚣张的时候,1966年10月,北京城市各大路口、各大机关、剧院及各大院校门口,极其震撼地突然出现了数百份题为《出身论》、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文章。当时才二十三岁的遇罗克就是这篇一万多字的论文的作者。
遇罗克,作为一个年青的平民思想家,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出身问题”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描述了一个简单而残酷的状况:在那个年代里,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几乎成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全部因素。“出身压死人”——一个人如果出身或成分有“问题”,便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迫害的阴影之下,遇罗克尖锐地质问:“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一篇文章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难以重判,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在北京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这就是遇罗克的全部“罪证”。
中国人民,不能忘记中国的马丁.路德.金——遇罗克!
任不寐:那颗罪恶的子弹,穿过遇罗克的身体,击中了我们。遇罗克在这个杀害他的世界里,用自己的生命,憧憬着一个奇妙的前途,见证着一个灿烂的前程。遇罗克是一位英雄,更是一个人,一个不可能被代替的人;“也许有一天”,“血红的黎明”和“纷纷扬扬的碎片”,都不能安慰的人。解释和记忆不能真正安慰死者,甚至不能安慰生者。生者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不在了。我们在向杀人者和灰烬般的人群以及冰冷的壁画要人;但双重的沉寂和黑洞的绝望,宣示着邪恶必胜的普世价值。
陈维健:遇罗克的《出生论》在文革年代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随着岁月的过去它没有成为历史,在红二代以其出生、血缘、裙带主导了中国的政商,成为权贵利益集团,老百姓沦落为“屁民”的今天而有了新的意义。他是一个勇士,又是一个先知,更是一个思想的先行者。
白志强:遇罗克的英勇献身是当代史的悲剧。而株连九族可以追溯至几千年中国历史。
此类株连竟然延续至今,这是中国历史及当代史的大悲。
需要有一个名词解释,九族特指如下:
1、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一家、出嫁的姐妹及外甥一家、出嫁的女儿及外孙一家。
2、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一家。
3、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
当九族之内有一人“犯上作乱”或者仅仅是“参与谋反”,那九族人全得灭绝。
此类酷刑和暴政造就了中国人的奴性及没当上奴隶的惶恐。
——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语。
先生只用两句话洞穿了中国历史。
那国际歌及国歌仍在耳边轰响……
遇罗克便是在轰响的二歌中倒在血泊中……
我们这些苟活下来的人们反对抗争的仍是这些?
是!是?是?!
任不寐:家是抵抗一切革命和罪恶最后的堡垒,家是对杀人说不最后的防线。正因为如此,抢劫者必须拆毁家庭。……血统论首先根植于两个历史背景。一方面,家庭伦理为政治伦理的根本,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生物学的原则基础之上;其中血统论,不过是等级社会最原始的分层策略。另一方面,“家天下”传统造成了社会封锁和不公正,历史积怨蓄势待发。而这两个历史积怨连同当下政治的需要,使很大规模入侵宇宙的中心,人为地在家中制造冲突。爱被逼迫,离家出走;全面专制主义成功将自己建造在每一个家庭的废墟之上。
任不寐:罪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成功废掉了反对的声音,把每一个遇罗克囚禁和活埋在沉重而肃杀的冬天里。……“北京工人体育场”上演着永恒的体育竞赛:罪对爱竞争,全面胜利。这场灾难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1919年圣经翻译的时候,翻遍经史子集,中西方家找不到与“神”、“罪”和“爱”对应的象形文字。人从根本上被废掉了保卫生命、尊严和荣耀的能力,没有对神的敬畏,没有对罪的忏悔,没有爱的勇气,这会使那恶者肆无忌惮和畅通无阻。
任不寐:遇罗克先生一直是我所敬仰的。他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平庸或最邪恶的时代,生命仍然可以很灿烂。他是真正的殉道者。
真正的作品不在说服,而在见证。说服是对读者的仰望,见证是对遇罗克和他所仰望的理想的仰望。
王藏:废墟之上,坚强的呼吸还要继续,渗透苦楚的诗句定迎来彩虹的光照。
遇罗锦:这块祭坛是历史的见证。以上99%的献辞者, 是当代知名的作家﹑诗人﹑政论家﹑学者﹑记者﹑报刊杂志的主编﹑出版人和社会研究人员,更有多少无名的普通人, 在心里早已写出了深刻雋永的献辞, 尚未来到这块园地。
每位献辞者在遇罗克不朽的传记中, 都有其独特的一页﹑有自己生动的故事。 他(她)们与遇罗克息息相关过——在生活中﹑经历中﹑事业中及个人的精神向往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每位献辞者便与遇罗克一起永生在这里。
遇罗克永垂不朽!
纪念文革怀念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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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郭国汀 2/15/2016 20:29
遇罗锦、柳栋:以理性面对历史


  
  

正因为以上种种缘由,“文革”结束后,染上一身“死亡气息”的自己便认定:文革中的死难者,是人类灾难史上所有死于非命者中,最为悲哀最为绝望的不幸者!
对话录前言:
读者遇罗锦在每天必看的“共识网”上, 因有太多的好文章而将“共识网”视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由于读过柳栋先生的五篇文章, 觉得印象深刻﹑很受教益。 所以,产生了以电子信件的方式与他交流的愿望。得到了柳栋先生的同意后, 便有了这一篇“对话录 ”。
对谈者简称为
【第一小话题——林彪一案谈起 】
: 你的每篇文章,点击量都那么高。看你的文章,不仅不觉得枯燥, 反而吸引人一口气看到尾,精彩得胜过看文学作品, 却又比文学作品更真实可信, 深刻得令人叹服。 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写有关林彪的系列文章?
:可以说是偶然,也可以说是必然。说是偶然,自己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更不是什么“林学专家”。自己多年来所专心的是戏剧与文学。
说是必然,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都是文革的亲历者。坦率说:若是我们这代人,写不出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文革”等政治灾难史的文字。那是对历史的一种愧疚,一种失职。还有,就是自己所处的具体的成长环境,也与“林彪一案”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当年,属政治迫害重灾区)。而自己多年以来,对于人类史中的几大浩劫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 如:秦始皇王朝、古罗马帝国盛衰史、欧洲中世纪、第三帝国兴亡史、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历史。也自然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史。
对“文革”史感兴趣,也就少不了对于当年的第二历史主角林彪同志的“兴趣”。谈到书写有关“林彪一案”的系列文章之具体起因。可以说,是一种“误打误撞”。
如果高华先生还健在,也许我就不会去写这方面的东西。人家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专家。
因为弥散在网上的那些“拥林派”的文章,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那种刻意的误读历史,误导后人的做法,令人无法漠视之, 故而才著文“凑个热闹”。
既然下笔,那就奉行自己历来信奉的座右铭: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良心。
大概是以上几个原因,使自己成为“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本来想砍一板斧,即写完第一篇《林彪 从将军到政客》后就解甲归田。可是写完之后觉得欲罢不能。所以干脆写它一个“系列文章”吧!于是就有了(按照某些“林粉丝”的评语)“王母娘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系列之文了......呵呵。
:“林粉丝”的评语并不能代表别人哪。如果读者不喜爱你的作品,怎会有那么高的点击量,每次都在“排行榜”上下不去呢?
:点击率只是一个参考数。当然,谁写了文章,都希望有读者阅读,并且是越多越好。但,还是要保持自知之明为宜——点击率高些,并不代表读者都认可你的观点。
:有个别读者给我来信表示怀疑: 这些文章都是你一个人写的吗? 或是集体合作的作品?
:当然是一个人写的。很难想象,这年头还有合伙写作的? 在独思独创这方面,我倒是“遵奉”林副主席的英明教诲:“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换成自己的话说:“大树底下长不出大树”。当然要靠自己。
: 那么, 你搜集到如此丰富的资料, 是怎么做到的?
:说是丰富,不敢讲。自从此“系列文章”发上网后,结识了几位研究“林学”的朋友。他们对于“林彪一案”资料的掌握,比我要周全得多﹑精确得多。显然,他们是下了长时间的功夫。而自己只是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做的准备。显然,有些仓促。至于说到自己这方面的资料来源,几乎全都是来自网络。所以,特别特别的感谢互联网的出现。难以想象,要是没有互联网的存在,对我这个深居简出的人来说,如何能够搜集到如此丰富的历史资料。自己称互联网为“一部大百科全书”,可谓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找不到的。关键在于,你如何鉴别、取舍各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历史资料——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在人生的中晚年,逢上了互联网。从而打破了笔者所云的“信息特权”的垄断与不平等。
说到这,想起你的哥哥。要是他能有幸活到这一天,那该是多么地如鱼得水,尽展才华!叹叹。
当然,也要特别地感谢像“共识网”这样的高水平、高品质网站的出现。可谓是读书人(求索者)的一种幸运,一个良缘。所以自己和你一样,特别的珍爱“共识网”,也要祝福它!
:确实。你说的很有道理: 互联网打破了 “信息特权”的垄断与不平等;而“如何鉴别、取舍各类真真假假虚实实的历史资料——这才是重要的”,你这两句话很有价值。 那么, 还想知道: 你好像是自学成才?
: 可以这样说吧。这一点倒和你的兄长相似。嗯,可能原因不一样。你的哥哥是因为家庭出身成分的问题不能上大学。而我是智商有限和天性使然,天生就怕坐在教室里,让别人耳提面命。 从小上学,就是让老师侧目的“问题学生”。所以在如今“发小联谊”,有的同学想不起俺是何等模样时, 只需提一句“那个最令老师头痛的小子”。得,立马对号入座,逮个正着。
: 真的呀?很好笑。
: 呵呵。 想一想也是,教室上的提问都是有答案的,可是人生的疑问,甚至是严重的心灵危机﹑生命危急的逼迫与求解, 却是没有答案的, 那需要你自己去寻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你的读书架构,可能杂乱无章,可能不成系统。可是大千世界、叵测命运,又何曾自成系统,何曾有条不紊?!
所以在我的头上,没有学历,没有学位,没有职称。虽说无缘上大学, 但是自从年轻时立志写作后,倒是成了“读书狂”。也许自己从小就生长在两个大院(一是科学大院,一是军队大院。一墙之隔)之故。小伙伴儿的父母大多是院士级的老科学家(那可是名副其实的院士级);而家父又是军队文人,和那些著名的老作家,如《南征北战》《红色娘子军》《英雄虎胆》《沂蒙山颂》的作者都是熟人。
所以,对于各代的知识分子和军队文人,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素质、精神境界,心里还是有数的。所以从来不会被别人的头衔、职称、文凭给吓晕过去。我只看一个人的文章﹑一个人的思想见地,到底如何?
像“拥林派”的不少学人,都扛有挺吓唬人的头衔——什么副主编啊、什么著名作家啊、著名研究员啊,甚至还有海外博士啊。可是读了他们的文章,嘿嘿,实在不敢恭维。无论是思想力、学识面、古典文化的涵养、笔头子功夫等等,都……算了,不谈了,咱们还是以笔墨论是非(辩高低)吧!
:说的有道理。 我发现,你的“系列文章”中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相当透彻。是不是专门研究过心理学?或说“政治心理学”?尤其像林彪一家人,个个都是极复杂的。你是如何做到的?
:哈哈,我什么学也没研究过,杂学而已。回想一下,也许自己得益于两个方面,一,可能是个人的阅历比同龄人要复杂一些,趴下来满地找牙的次数多一些(请注意:是“同龄人”。不是指你们这批比我大出几岁或者10多岁的人)。所以,被命运逼着退步反省也就多一些——人只有深入地认识自己,才有可能认识他人。
其二,可能得益于自己是从文学创作和戏剧创作入手的,毕竟花了近30年的时光。你是爱文学的,自然知道在写作戏剧、文学人物时,都必须先进行“人物分析”。所谓的“人物分析”,也就近于“心理分析”了吧。所以说,将写作对象从文学、戏剧人物,转向历史人物,也就顺理成章了?自己只能算是滥竽充数吧。
举个例子:《林彪 从将军到政客》本来就是一部戏剧构思。因为不属于重要之作,再说就算写出来也不会有人上演。所以,只作为一个构思, 放在抽屉里至少十几年了。也是因缘和合吧,如今转换成以历史人物研究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还行。总之,不管从事哪一方面人物的研究、写作,都必须遵循理性的分析,要合乎逻辑合乎情理乃至合乎常识。或曰,合乎自然、人性、大道之理。
道理道理,就是大道之理。不是吗?
至于说到研读林彪一家人具有极大的难度。确实如此。 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常常会想,能把林家人的政治心态分析透彻。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任何人物,也都可以分析透彻了。有点狂妄吧?要说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不敢讲,只能说不比别人做得差。何以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我想,还是受益于自己几十年的写作经验吧。因为,在自己写出的那些垃圾级的玩意儿里,已经尝试过对中国历史上几位难度最大的政治人物的描写——他们是秦始皇,洪秀全,崇祯,光绪皇帝等。 写他们,必然也会涉及到相关的诸位政治人物。如韩非子、李斯、赵高、洪仁发、杨秀清、曾国藩、吴三桂、谭翤同等等。
所以,调转笔头来写林彪、林立果等人。写起来,虽有很大的难度,但基本上可以驾驭。 当然,也有区别。写文学性人物,可以更多地发挥想象力;但是研究历史人物,则必须十二万分地注重史料。这是后者的繁琐处。
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什么专家学者研究员。也没有某些“林粉丝”恩赐的什么“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云云。我又想笑了。“拥林派”中的某些人很喜欢给批评林彪者戴上这样或那样的“帽子”。而其中一顶“帽子”就是说你喜欢给敬爱的林副统帅“戴帽子”。嘿嘿,是不是挺好玩?
俺柳栋只是一个布衣级的“读书人”而已。是的,自己非常喜欢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三字。对我来说,这比什么“知识分子、公知分子、院士、翰林学士、著名作家”等头衔,要实在得多,贴切得多。
什么是“读书人”?很简单,只要你喜欢读书、有书可读、有时间去读,并且扛着一颗属于自己的脑袋瓜去读,就行了。 你的哥哥不就是这样的楷模吗?要它一摞子这种冠儿、那种帽儿的,干吗?
: 是呵, 既然甘为读书人,既然是玩笔杆子的,那读者就只看你的文字,是不是具有真才实学,是不是具有真知灼见。那才是真功夫、真货色。是这个理吧?
:当然。总之,任何立志于笔墨生涯的人,都得先练好内功(内涵功夫),再做好外功(文字功夫)。如是!
: 你的系列文章发表后,有个别“拥林派”(如石开者)写文反驳你的观点, 可是你为什么迟迟不做答复?
:三个原因:首先,因为忙于写有关“林彪一案'的系列文章。工作量不算小,挺费心思,所以无暇顾及;其次,实话实说:石开的文章,立论虚诞,辩词孱弱, 自己感到没有必要特意花时间去作答。
说真的,自本人发表第一篇相关“冷评”后,就在等待有人(包括“拥林派”)写出反驳之文。笔者欢迎有不同的见解发表,这样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同一事件,尔后自作判断;二是可以让笔者反躬自省,看看自己的立论能否站得住脚。 令人遗憾的是:至少到眼下,还没有看到什么极具分量的反驳之文出现。或许有,但寡闻的自己未能目瞩, 所能看到的只有石开之文。此君挺有意思。只要网上出现有批判林彪的文章, 此位老弟便会横刀立马,左劈右砍,为林副统帅的光辉形象保驾护航。
持不同见解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在探究历史真相时。最起码要遵循“论据坚实——论证有力(合理)——论断可信”的原则。 但石开所做诸文的论据,总是那么地片面、任意;论点又是那样的牵强、勉强;故而其论断也就总显得苍白乏力,总给人一种花拳绣腿的感觉。待到最近写出表面上是“劝诫”你遇女士、实际上是针对我柳某人的新文时,已经看不到具体的论据与论辩,我所看到的是直接的论断(结论)了。
这等不论其文而论其人的做法,在有些网友的说法中,称之为“诛心法”。这种手法,在“拥林派”主唱者的文章里常见之。
有点不同的是:那些“诛心法”,主要是质疑“批林者”的政治身份(所谓“官方意图的代表”);而石开此文,则是拷问柳某人的人格心态了。
呵呵,石开老弟,咱们真正应该深入研讨的是“敬爱的林副统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当然包括政治心理、政治人格)。可你怎么把精力放在研究柳栋是“何许人也”之上了。是不是用错了力气?
说白了,我柳栋何许人也,你石开何许人也,与天下苍生何干?与历史功罪何干?你我皆一介草民、蚁民而已。谁把俺们当根葱?
进一步地说,石老弟,你有没有发现,自个已经坠入了自设的“逻辑陷阱”中?按照你的逻辑推论——因为作者柳栋具有阴暗心理,故而认定林彪同志也具有晦暗心态;咱们反过来接着推论,那便是:因为石开同志有着阴晦之心,所以推断出柳栋那家伙也具有晦暗心态。不是吗?
嘿嘿!“石开逻辑”,也成了飞去来器,砸在始作俑者自个的脑门儿上了。悲催乎?
有意思的是,完成此一对话录期间,见到共识网上刊出了“三尺青天”的相关文章。 其中也提到了这一“逻辑悖论”。可以说,英雄所见略同。对了,提醒读者一句:“三尺青天”对林彪一案的研究,就是下了长久功夫的。希望他也能在“共识网”上多多发表他的研究专文。
最后要说的是,对于石开先生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代表“拥林派”的普遍性观点。笔者想在本“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作出正面的剖析。瞧,连名称都预定好了:《“拥林派”立论的致命弱点》。
说到这,遇女士,我敢打个赌,一见此文,石开同志立马会按耐不住,紧接着就会有“讨柳檄文”问世了。你信不信?呵呵。
【第二小话题——转谈文革】:
:1966年“文革”爆发时, 你才十岁, 能谈谈你当时的经历与体验吗?
:是的,10岁那一年,“文革”开始。反观自己的人生,好像都是以10年为分水岭。后来学了一点命理学,果然,古人就是以10年为大运的转变周期。可以说十岁以前的自己是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以为那个“美好的天地”是永存的。其实,那时候的父母早已在政治的高压下,战战兢兢。每一场政治运动似乎都少不了他们的干系。在家父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份1959年的历史档案——自己视如珍宝。为什么呢?就在这份所谓批判会的原始记录中,既活生生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人的政治面目、政治思维、政治人格 ;也忠实地记录了家父当时的极为困窘的政治处境。希望将来也把这份旧档案发表在“共识网”上。
:很想看看,读者们一定也想看。请接着说。
: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很兴奋,很喜悦。真是够热闹的!可是很快就发现,自己一家渐渐滑入了没顶之灾。先是家父被隔离审查,而后便是被判刑入狱。在当时的军队里,被判刑入狱的军人是比较罕见的。而戴在头上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当年也是最严重的。那时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也都历历在目,这里就不细说了。反正都已经写入了自传体的文学作品中。
:这些作品在哪儿呢?
:呵呵。我不是说过吗?属于“垃圾级”,锁在抽屉里呢(敝帚自珍)。只有少许刊于“半佛半魔禅博客”上了。
我们还是接着说。上小学6年级时,我们这些“黑帮子弟”便被很快集中到“可以教育好子女学习班”中,进行“再教育”。“再教育”的成果,无非是要我们这些“黑娃娃”写下“决心书”: 决心与你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我们十分虔诚的写下了这类“表忠心”的书面文字。后来才知道,这些“决心书”都会交给你的父亲,告知他:连你的亲生孩子都抛弃了你!还不低头认罪?!
上初中一年级时,自己就受过全班的批判(同年级都派出红卫兵代表出席)。加在自己头上的几项“罪名”,有上课捣蛋,不守纪律,不听老师的话等等——这些还不算什么。
真正可怕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好打架,是属于“阶级报复”的性质。因为同班同学大多是军人子弟,那时候叫做“革命军人家庭出身”,最为骄傲的出身。而自己的家庭出身,则从“革命军人家庭”坠入了“反动家庭”的行列。另一条罪状那就更可怕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由一位娇小秀丽的女同学检举的:说是有一天,当我课桌里的《红宝书》掉在地上,自己去弯腰捡起时,口中蹦出一句“国骂”(在这里加添一笔。有谁说过,大意是:如果要寻找一个最后的信仰者,那一定是女性——此言很值得回味呦。自己在中学时挨过的两场“批判会”,女同学都最为积极。嗯,“美丽的天使们”!)。
说实话,这一“罪状”被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吓蒙了。极度恐惧的自己拼命去想,想追忆起这个细节。可是怎么也追想不起来。脑袋里乱哄哄的。批判会刚开始时,自己还低着头硬撑着。等到这顶“大帽子”扣上,自己就立马垮了,除了深深的恐惧还是恐惧。
在那年头,别说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就是30岁40岁......60岁80岁的成人被扣上这样的罪名。那也绝对会立即精神崩溃的——因为这样的罪名,就意味着极刑。
所幸的是,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吧?所以,“专政的枪口”没有瞄准自己。 但是,一种“心死”的感觉,自己是真真切切地品尝到了。唉,那是一种难以描绘的感觉。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觉得天地间的一切都死气沉沉的。生命中再也没有一丝童趣。感到心头沉甸甸的,像一块沉重的毫无生机的石头,压得人喘不上气来。在自己后来的作品里,写此段情节时,还独创了一个词汇:“心窒如石”。是的,腔子里的心脏,就是这种极度窒息、冷硬如石的感觉。
“文革”后听说,此条“罪名”也存入了我的档案。后来好像又听说,被熟人清除掉了。如今想想,都无所谓了......
:哦……这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人来说,确实够深重的。可那时候,有几人能逃过文革这一关?
【第三小话题——“文革死于非命者】:
:你能不能跳出纯属个人命运的范畴,聊一聊你对“文革”的整体看法?
:“文革”主题太宏大、太厚重了,绝非是任何个人所能驾驭的。我想,还是从先前那个话题,即“死亡话题”谈进去。您看怎样?
:好。
:先想提一个问题——遇女士,您是多少岁时,突然意识到“死亡”这个可怕事实的存在?
:这与天生的性情有关。 我们没见过爷爷奶奶,也没有叔叔姑姑舅舅,我父母﹑姥姥﹑二姨和姨父,我们兄弟姐妹四个, 都属于心胸豁达的一类。对于死亡的意识, 如果小时候有, 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如果真因为老了,希望不被活人摆布能够安乐而死, 也一定不会觉得恐怖;因为长眠是自己老早就很高兴地选择了的。所以你问我何时“意识到 ‘死亡’这个可怕事实的存在?”我得老老实实告诉你: 我没觉得死亡可怕过。没死之前被活人折磨非让你活着才最可怕。
:能理解您所说的。但不知为什么,自己的“死亡意识”苏醒的比同龄人要早得多。我曾经试探性地询问过不少好朋友,他们对死亡的觉知都是在青春期以后,甚至更晚。自己当年的那种“死亡意识”忽然苏醒的感觉,不是几句话可以表述清楚的。简单地说,有两种最为强烈的感触: 一是深深的恐惧感;二是深深的困惑感。 具体的感受,也详细地写入了自传小说里了。 在这里,我只想引入一句古埃及人对于这种心理状态的描绘(大意):“就像是被毒蛇的尖牙狠咬了一口,人会产生致命性的恐惧战栗”(《埃及生死书》)。太精确了!
不论一个人尘世间的地位有多高、财富有多少、容貌有多么美艳、功勋有多么壮伟。嘿嘿,早晚有一天,你都会品尝到这枚“毒牙”的狠辣滋味——活者的世界,永远是不公平的;唯有死者的世界,才是绝对公平的。是吗?
:是否死了以后才人人平等, 无从知道; 如果那里是没有钱没有地位的世界, 应该如此吧。海明威,茨威格夫妇, 还有不少其他名人, 无论是自杀或是被杀, 其实都是很平静地去死的。因为他(她)们对这最后的一天早就想开了。正因为他们想得开, 所以在活着时, 也比别人更充实。
柳:这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探讨!或许是你我都具有文人气质和经历过一些“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黑色命运之故吧。所以对于“文人自杀”整个话题有独到的感触——此话题,留待今后再谈。
:好,一言为定!
:现在,我们跳出个人的小感受,来谈“文革”中的死难者。那是“阶级斗争”达到最为疯狂最为残酷的时代。因此,也是“死亡气息”最为浓烈最为四处弥漫的时代。死亡的阴影(威胁),也始终笼罩着每一个中国人。只是从表面上分为“看客”与“受难者”罢了!
那个时代,也正是自己从童年、少年期,迈入青春期。此一阶段,人的心灵最为敏感,记忆力也最为清晰。但,我们那一代人,并不是很脆弱。异常鲜明刻入“过来人”脑海里的,是几乎月月必有“公审大会”; 尤其是到了“重大节日”之前。人们不仅要列队参加公审大会。而且待大会一结束,便会有“宣判公告”张贴于所有国家机关的大门外、所有公共场所的显眼处、所有交通要道旁的墙壁上。那上面打有“红叉叉”的死刑犯照片,简直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足以震慑世人。此刻,联想一下林副主席的那篇杀气腾腾的“5?18讲话”,可以更为强烈地体会到那种极度恐怖的气氛。
还有,自己每天上学路过的玄武湖和九华山处,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自杀者。很快,会在离自杀现场不远的一个三岔路口的墙壁上,贴出“告示”。宣称自杀者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贪污犯”,“罪行严重,自绝于人民”云云。闻讯跑去看死人的自己,常常会嗅到一股甜腻腻的死亡气息(可能是个人的幻觉)。
而我们那批参与“黑党子弟学习班”的小伙伴们,有的是其父死于非难,有的甚至是自己死于非命——为了打捞一本不留神滑入废矿井的《毛语录》,不幸溺死(又是“红宝书”)!
自己走向社会后所结交的好朋友,几乎家家都有一位上人死于“文革”。
直到有一天,“死神先生”过早地走进了自己的生命中心,你想逃避都逃避不了。
少年时的“死亡意识苏醒”,不久就淡化了。但是这一回......罢了,也略而不谈了,都已经写入了自己的作品。
——正因为以上种种缘由,“文革”结束后,染上一身“死亡气息”的自己便认定:文革中的死难者,是人类灾难史上所有死于非命者中,最为悲哀最为绝望的不幸者!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们到死都弄不明白自己是为何而死?都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滔天之恶与巨大荒唐,致他们于死地!那时候,多少遭难者是在深深的自责感和负罪感中,满怀绝望心绪自绝生命!他们大多临死还认定:伟大领袖、伟大的”文革“,是绝对神圣的、绝对正确的,是绝对真理的化身;而自己则是“人民的公敌”,愧对于天地,愧对于祖国,愧对于领袖,愧对于亲人!自己真的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所以在许多自杀者的遗书中,会无情(负疚)地谴责自己。遗书的结束语多为:“伟大的领袖万万岁!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万万岁!”
连傅雷这样的大学者,都没能逃脱这样的政治套路(思想局限),遑论他人、凡夫?
然而,却有一种不同于以上那些死难者的死难者,存在于那个疯狂至极、荒谬绝伦、颠倒黑白的时代里——笔者称他们为“理性的死者”,或曰:“赴死的智者”。无疑,其中之佼佼者、楷模者,便是你的兄长。遇女士,你是不是也这样认定?
:我哥哥是死者中的楷模者,这我承认。但我觉得,很多人在文革中的自杀或被杀,临死前还写了那样的遗书,或说了那样的话, 极少数人是因为糊涂,但绝大部分人并非糊涂。而是生怕子女和家人会因为自己的死而倒霉,生怕子女因怀恨当局也死于无辜。所以他们死前才故意那样说那样写。是用这话让家人安静,是想让抓家人小辫子的恶者抓不到什么。此外,他(她)死前还能写什么? 当然,我哥哥不属于这类人,他留下的, 是很有气魄的诗词。
:嗯,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谢谢大姐的启迪!您的看法证实了自己的一个观点:绝不能以简单的眼光看待历史。尤其是我们所亲身经历过的历史!
我们还是接着谈您的哥哥。不过,在此之前,允许我就“死亡话题”再泛谈几句,行吗?
:当然。很想听。
:死亡,是我们这颗星球,是全宇宙,及全宇宙内之生命体,都不能逃脱的最终归宿。所有有机物——从植物到微生物、到各类动物,都是依靠生命本能逃避威胁与死亡。很难说,从微生物到各类动物的群体,在面对死亡时,会产生出不同的态度。
但是人类不一样,因为人类是有思想有精神的高级动物。所以,在面对全宇宙全生命都得面对的同一个主题即死亡主题时,人却有着不同的态度抉择。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大众性的态度,或说精神本能反应(当然包括我这类凡夫俗子)——面对死亡时,是恐惧、战栗、逃避。当死亡真的降临时,我们都难免从内心最深处感到绝望、痛苦、悲哀,乃至愤怒、仇恨。感到命运的不公平,人生的虚幻,生命的短促。有许许多多放不下的东西难舍难分!总之,我们是在绝望与恐惧中,完结生命;
. 一时情绪化的态度——若在平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地恐惧死亡回避死亡。但是由于诡谲命运的安排。人们常常会陷于某种激情状态:如为爱殉情,一时之愤,一时的灰心丧气……总之,一时的情绪冲动,而欲结束生命。他们往往会在被救过来,或者刚下手时产生后悔情绪; 有幸者可以重返人生;
. 狂热激情状态——这种人的精神境界比较复杂。他们往往是某种教义或者主义的狂热信徒,坚定相信自己所信仰的教义或主义,是绝对真理绝对神明的化身。为了这崇高的教义或主义,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惜用“火与剑”消灭一切教义或主义的“敌人”,即剥夺他人的生命和信仰。
这样的狂热状态甚是能持续一代又一代、绵延上千年上万年,只要人类还存在的话,只要某种教义或主义的信徒还存在的话。
甚至连有的教主不能摆脱这样的境地。如:耶稣在西格马尼园的祈祷,和他在十字架上的绝望的呼喊:“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 智者的态度——其典型人物,在西方便是苏格拉底,在东方便是老子与庄子。他们的哲思已经达到了超凡脱俗的高境。他们对生与死的看法,已和我们这些凡胎肉眼完全不一样。故而他们在面对死亡时,是一种平静,坦然(苏格拉底);一种达观,虚静(老子);乃至是一种幽默、诙谐(庄子);
. 觉者的态度——在智者的高境之上,还有大觉之人,那便是佛陀的大彻大悟,圆满光明,安详自在。当然也可以把智者和觉者合为一体观之。可以说中国的禅者,是智者与觉者的完美结合的典范。他们对待死亡的态度,更是洒脱自如,幽默风趣。真正的做到了游戏生死,来去自如的境界。
: 现在才明白你的博克为什么叫“半佛半魔禅”了!高兴的是: 我觉得自己就属于这个行列。而且在“共识网”上, 我觉得有不少优秀作者﹑优秀编辑都属于这个行列。甚至那已升天两年的总编王科力先生。
  
  

【第四小话题——谈遇罗克】
:好,现在我们回归原话题:“文革”中的死于非命者:迷失状态的、膜拜领袖的、英勇殉“道”的、负罪感的、彻底绝望的诸多悲死者中,却极为罕见地出现了一种“智者型的赴死者”。毋庸置疑,你的兄长是其中的佼佼者,一位“里程碑式的赴死智者”。
自己所见有限。在有关你哥哥的诸多回忆文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郎郎的那篇《我所知道的遇罗克》。虽说自己和你的哥哥属于同一代人。但是同一代人中间又有很大的差异。如老三届,新三界,与再之后的我们这几届学生......
所以说,让我来谈论你的哥哥,还不够资格。自己只想就张文谈三点观想:
第一点观想:张文中有这么一段:“他很爱自己的弟弟、妹妹。提起遇罗文,他总说:‘他比我脑子清楚,比我认真。’提起遇罗锦,总是说:‘我们家那个小姑娘。’ ”
真有长兄如父的感觉!在他博学、睿智、冷嘲、和智者的超然态度下,包含的却是一腔的柔情厚义。看了很感动!真的。
反过来说,又为你的哥哥有一位像你这样的妹妹而感到幸运。因为这几十年来,遇女士犹如杜鹃啼血一般的呼唤着:“智者不死!英魂归来!”
如今,“我们家那个小姑娘”已是古稀之年,依然在啼鸣不已!
我想,任何真正的思想者、精神创造者。尤其是极为孤独的、甚至被剥夺生命的思想者、精神创造者,能有你这样的妹妹,那就是一种幸运!
:你这样说, 我就想哭了。
:想一想,人类历史上也不知有多少杰出的思想者(精神者),被浩浩红尘、荡荡岁月所淡化,所吞噬、所遗忘!
第二点观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的哥哥面对死亡时的超然态度。甚至敢于嘲弄狱吏!那可是要加重罪行的啊!绝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尤其是在“文革”那种极度高压的政治恐怖气氛下,在身带重铐、身处死刑犯牢狱的情形下!
张文:“由于遇罗克特别自信,所以他的招牌表情总是在嘴角挂着那么一丝玩世不恭似的微笑,似乎嘲讽着一切。”“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我听清楚了,那是遇罗克的声音!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冷而辛辣,柔里带刚的口吻。’”
还有:“遇罗克把审讯当作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 “牢房里多数人是愁眉苦脸,而遇罗克却是笑眯眯的。”
如果没有高超于“政治对手”的智慧和自信,怎么可能如此去调侃、蔑视那个时代的极度血腥的“政治游戏”与死亡威胁!?
:其实, 我直到今天都承认:张郎郎一直是爱哥哥﹑从心里是爱哥哥的。
:还有罗克那强烈的求知欲。基本上属于“死定了”的人,竟然还在那孜孜以求的(从各个犯人身上)求索各类新鲜的知识来源。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素质与人格魅力啊!
只在一点上,可以说他是“幸运'的——即他没有遭受像林昭、张志新等女性“政治性重犯”所遭受的可怕的人身侮辱(在人类各类狂热的“大神话”中,最为忠贞的往往是女性;而受害受辱最深的往往也是女性!)。所以说,后者的“精神异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是这一点点的“幸运”,使你的哥哥一直到生命被剥夺前,都能保持着理性的冷静。是不是这样?
:其实, 他被迫戴半年背铐,也有去各单位被批斗时受的折磨,也等于受刑。
:第三点观想:自己不禁要问:你哥哥的这种冷峻,含嘲,超然,及思辨力究竟从何而来?换言之,他的精神资源究竟是什么?(犹如我一再追问林彪与林立果的精神资源是什么一样)。因为任何人的所思所言所行,必定都来源于他的精神素养,即精神资源。
我只能说你哥哥的这一种精神的高境界,除了来自天赋、长期受压的生长环境、丰富的个人阅历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资源,那便是来自于他那注重理性哲思的学养与修养。
还是引张朗朗之文为证:“他......直接了当地说:‘不行,你差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思考问题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 ’ ”
他的那篇传世之作《出身论》,写的是那样的冷静,平和,严谨。简直看不出,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恰恰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疯狂最为狂暴的时代!想想那年头的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各类“造反派”)的宣传语言,及所有中国人的政治语言,都是那样的火爆、狂躁、激昂、歇斯底里......
:你的评价太确切了。哥哥正是你说的那样的人。
: 咱们到此打住吧。自己再说下去,又成为“王母娘娘的......”那玩意了。嘿嘿。哦,对了。还得做一个小小的结束语。那就是:在疯狂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态度;同样,当我们反省那个已逝的疯狂时代时,依靠的还应是理性!遇女士,您的结束语是?
:我盼望看到你那自传体小说出版。盼望看到你更多的好文章让读者欣赏。
:借您吉言吧。 这样,我们便回到了这场“对话录”的标题:以理性面对历史。
除此一路,别无他途!
2015年12月2日责任编辑:花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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