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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立:孙中山上断皇权下启共和

3/31/2016 02:57| 发布者: 郭国汀| 查看: 11432| 评论: 0|原作者: 郭国汀

李大立:孙中山上断皇权下启共和
(首发稿)
文章摘要: 笔者认为,一,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对于有些尚未证实的孤证,要通过正反两面的思考,不可妄下结论;一切要以行动言论衡量,不可妄自揣测别人的心理活动。二,现时正当中国民主化面临突破瓶颈关键时刻,否定孙中山先生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民主思想和辛亥革命,只会有利于中共专制苟延残喘,有百害而无一利。
作者 : 李大立,
发表时间:9/18/2009
正当中共大张旗鼓准备欢庆「建国六十周年」,而民间特别是知识分子却在反思晚清复亡之际,却看到有人歪曲历史,反说「清末民初的孙文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否则,中国百年史就会改写,早已是现代化民主国家了。如李劼先生《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以下简称劼文,2004年笔者「毛泽东难望孙中山项背」曾质疑过此人对「孙文」的不实之词)
不知诸位读者阅后有何感觉?笔者只惊叹中共狼奶毒害之深!读大陆背景作者所写的史论,总让人感到其喜标新立异,却荒诞不经;大气磅礡,却空有其表;大扣帽子,却无内容;轻率结论,却不经推敲。对比一下海外背景学者所写,差距立见。笔者猜想他们可能以为自己是颠复历史「挖掘真相」的英雄,反对共产专制的急先锋,殊不知正中了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简单化机械化思维的遗毒;同时也继承了毛泽东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派头」,不信请看劼文片断:「袁世凯无法真正读懂……、袁世凯看不懂……、孙中山更加看不懂……、孙文既看不懂……也不明白……、梁启超虽然学问渊博,但当时建议袁世凯称帝立宪时(事实正相反,梁启超反对袁称帝——笔者注),并没有真正读懂中国的历史……、孙中山可能至死都没能弄明白,什么叫做议会政治……、许多中国人也许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们至今没有弄清楚……」。言下之意,是否无论过去的政治人物还是今天的黎民百姓统统都是笨蛋,只有你一个人聪明?
事实却是,尽管数千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有很多改变,官方的史观有所不同,但民间始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诸如忠诚、正直、为民、无私等,自古以来不乏董狐之笔。唯到了共产社会,一切政治挂帅,才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窜改历史的丑剧闹剧,毛泽东带头为曹操、秦始皇等翻案,江胡为曾国藩、李鸿章等翻案,其中的政治目的不言自明。始作俑者及跟风者也不动脑筋想一想,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他的原因,长期形成的历史人物公论总有他的依据,你想要轻易推翻,就必须拿出双倍的史德史识史材,才能服人,否则只有自暴其短,甚至自取其辱。

李劼先生为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翻案」,封他们为「大改革家」,说「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这是罔顾历史事实的谬论!大量史实证明,曾李袁三人都是死硬保皇派,不是死保主子满清专制王朝,就是妄图复辟封建帝制,根本谈不上改良,近代史首倡改良者实为康有为、梁启超。像这样轻易推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早有公论,却拿不出什么实质依据,在洋洋万言的劼文中比比皆是,驳不胜驳。为免篇幅太长,唯择其对孙中山袁世凯评价一二异议一番,请教李劼先生和广大读者。有关对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笔者向读者推荐曾节明先生《曾国藩的真面目——兼论中共为何大力推崇曾国藩》、陈劲松先生《晚清与后共:惊人的相似——从央视为李鸿章「平反」说起》、蒋悦先生《平反李鸿章引起的「卖国贼」争议》……
笔者认为,一,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对于有些尚未証实的孤证,要通过正反两面的思考,不可妄下结论一切要以行动言论衡量,不可妄自揣测别人的心理活动。二,现时正当中国民主化面临突破瓶颈关键时刻,否定孙中山先生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民主思想和辛亥革命,只会有利于中共专制苟延残喘,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此试举数例,比如李劼先生指责孙中山先生说,「所谓辛亥革命的两大主要构成事件,全都跟他无关。一者是武昌首义,孙文根本不在场,据说正在美国打杂。一者便是清室逊位,乃袁世凯的杰作,跟孙文毫不相干。」其实只要稍为动下脑筋,就不会说出如此肤浅无知的话来。照你所说,各省民意代表齐集南京,公推一个与辛亥革命「毫不相干」的「打杂工」出来当堂堂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岂不是都是疯子?岂非成了国际大笑话?若没有孙先生长期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屡败屡试武装起义做基础,辛亥革命会无缘无故地偶然发生吗?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冲击、给清廷造成四面楚歌的压力,清廷会甘愿逊位吗?袁世凯若真那么把炮,十几年前戊戌变法时谭嗣同密会他,请他解救光绪,迫慈禧「逊位」,怎么不见他的「杰作」?反见他吓得两腿发软,做了可耻的告密者?
事实却是19121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各省代表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而身在北京拥重兵的袁世凯对此很不服气,一面挟天子令诸侯,一面借革命威迫朝廷,左右逢源,虎视眈眈。为国家民族而非个人权位,孙中山承诺袁世凯:只要能说服清帝退位,并来南京就任,就将大总统之位让给他。212日,清末帝宣统退位,孙中山第二天即向国会递交了辞呈,14日正式辞职。紧接着国会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坚持袁到南京就职。还派出专使团北上迎袁来宁。北京忽来「兵变」,袁借口维持秩序,拒绝南下。再者,孙中山在让位袁世凯之前,就力图以实行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宪法」限制袁世凯独揽大权,实现其三权分立和五权宪法的理想。辛亥革命成功后,当时的国会多数党国民党兴致勃勃准备组阁,可是,袁世凯将宋教仁暗杀了1914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不但取缔国民党,连保皇党梁启超与国民党激进派章太炎合组的进步党也被取缔,禁止政党活动,各党领袖人物逃亡日本2月,解散各省省议会;同月,内阁辞职此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一如今天中共所说——笔者注)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设「将军督理军务」,由(中央)将军府分遣。要求孙中山黄兴裁撤南方革命军队;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而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袁世凯成为了真正的独裁者。
以上历史事实及后来发生的袁称帝已经充分表明袁根本不想走议会道路,他一心重走封建帝制老路,将中国社会拉向后退
史载「宋教仁案发生后,舆论哗然,6月,袁世凯先发制人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向国民党发起进攻。
事态至此,孙中山、黄兴等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在议会道路已被完全堵塞的情况下,请问,如果中国人不想走回头路,有何选择?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无可厚非,各省纷纷起兵护国讨袁,代表了当时的民意,劼文对此的指摘毫无道理。正如今天,中共多次明确宣布「绝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绝不搞多党制、绝不搞三权分立……」,连组织政党都不容许,谈何议会道路?李劼等改良派仍然幻想中共会政治改革,放弃权力,还政于民,未免太天真了!
又举一例,劼文说:「孙中山的丧失学而之途(原文如此——笔者注),并非机会不够,而是心气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个博士称号之于孙文,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讽刺。孙文好高务远,却又志大才疏。」「一个在夏威夷唐人街长大的无业游民。孙文早年的所谓行医,与其后来的所谓革命,是一样的江湖。」2004年笔者在「毛泽东难望孙中山项背」一文中比较过孙毛两人的学历:孙13-17岁上美国檀香山英美教会意奥兰尼学校和阿厚书院, (Iolani School, Oahu College相当于高小和初中)17-20岁上香港拔萃书院(Diocesan Home college),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Centralcollege相当于高中毕业)21岁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前身) (相当于大学毕业)26岁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The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以上见叶彦帮「孙逸仙博士一词引发的联想」2005-11-25)毕业后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华南医院(Canton Hospital )实习,然后在澳门、香港和广州等地行医,(在香港和澳门,没有大学毕业的学历,不可能成为执业医生),从他连续的学历和他就读的学校在当地的地位看,孙中山先生大学本科毕业程度无可争议,怎么成了「夏威夷唐人街长大的无业游民」和「江湖行医」?
众所公认,香港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香港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香港大学、拔萃书院、皇仁书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至于说孙中山博士名衔,英语中医生和博士都是同一个词「Doctor」,所以西方人称孙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合乎常理。李劼先生说:「那个博士称号之于孙文,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讽刺。」笔者看李先生要么完全不了解香港的学校学制,要么完全不了解西方人的习惯。如果李劼先生等见识过孙先生那手漂亮的英文书信,就不会说出如此不敬的话来了。
由此引出的孙中山和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功过,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就远不是学历高低那么简单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学历的不同、家庭环境影响的不同、接触社会层面的不同、对外部世界认知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他们的革命理论不同、革命方法不同、革命目标不同。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已经被实践检验过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才刚刚在台湾开始接受实践的检验,哪一种革命理想更符合中国人民普遍的愿望和中国社会的实际,不需笔者赘言,读者自有分晓。
再举一例,劼文大书「宋教仁被刺案」,既然说「尽管史家大多认定,袁世凯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这样的定论,依然有待确凿的指証。」你现在又说「袁世凯虽然精于权谋,但从来没有暗中行刺的纪录。相反,孙文尽管号称孙大炮,骨子里却非常喜欢耍弄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尤其擅长派人行刺,甚至暗杀诸如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同仁和政治异见者。」请问又有何証据?你说「仅就政治逻辑而言,袁世凯担心的应该是孙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议会政治。事实上,袁世凯与宋教仁也确实以亦敌亦友的关系彼此相处,并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么势如水火。」这祇是李劼先生个人的推断,用这样空洞的语言可以完全排除袁刺宋嫌疑,而将孙视作杀人凶手吗?相反,「宋教仁之死」一书评论说:「在袁世凯看来,宋教仁比孙中山、黄兴还可怕,后两者在袁世凯的麻醉下,都有功成身退之心,唯有这个宋教仁欲作宪政民主的斗士,宋不达到内阁制共和政府毫不罢休。在《临时约法》下进行的民国首次大选中,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竟轻松胜出,这令袁世凯大光其火。」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19124月,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两个月,下令解散国会,内阁总理唐绍仪被迫辞职,时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同时下岗。陆征祥组超然内阁(国务委员一律脱党)。陆氏不孚众望,称病辞职(1912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组成混合内阁(不分党派),但宋教仁一贯主张组建一党内阁,这样会对袁不利。所以袁世凯提拔前任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因宋教仁组阁的决心和实力,赵秉钧视宋为政敌,欲除之而后快。当时,各省正为搞国会选举紧锣密鼓准备着。南北小党共数百家之多,这些小党若想当选议员,并非易事,所以他们需向大党靠拢。
1912825日,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的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此时,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于前一日抵京,当天也出席了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1130票当选为理事长。孙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决定由宋教仁代理。(一说孙中山对国民党一盘散沙失去信心,将党务交给宋教仁,自己到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去了。另说孙中山热心筑铁路,黄兴淡出军界,宋热衷党务,遂被推举为国民党执行理事长。非如劼文所说「假设当初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并且替代孙中山成了国民党的头号领袖……」党领袖由选举产生,非由自封——笔者注)
1912年秋冬,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大多数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根据宪法,国民党即将组建责任内阁。国民党选战初胜,多数党员难免骄纵,有人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袁世凯闻讯色变。为了安抚宋教仁领导下的国民党,袁世凯对宋教仁采取了传统的收买手段加以笼络。袁声称让宋出任国务总理,并派人给宋教仁送去50万元的银行支票。宋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到长江流域各省演说,阐述政见,声称要组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并痛陈袁氏政府的腐败。袁世凯见宋教仁顽固,一计不成,再想它辄。在听说了宋教仁发表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后,袁世凯气得咬牙切齿,连电召宋氏前去北京磋商国事。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

宋教仁奉袁的电召于1913320日晚乘夜车去北京,在上海北站突遭枪击,22日凌晨不治身亡。接下来案件的破获,竟出乎意料地顺利。  323日,古董字划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划曾去应夔丞(即应桂馨)家,应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后,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的照片与应给他看的照片相同,特来报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密报,在一妓院中将应夔丞抓获,并立即应家搜查。在应家发现有一人神色慌张,遂带回审讯,这位自称叫张福铭的人最终供出真名为武士英,而他正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
应夔丞被捕后,法捕房总巡率人至应宅进行数次搜查,起获了大量公文(来往电文见「宋教仁之死」一书,此处不赘——笔者注),才发现应的背后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而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暗中角力时,袁世凯的党羽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应夔丞成了他们的人选,应某也顺势倒入袁党,成为袁世凯在国民党中的卧底。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由赵秉钧直接指挥。自此,由洪述祖经手,应每月从国务院秘密领取2000元的活动经费。

当宋教仁抨击袁士凯政府的言辞越来越激烈时,袁手下的这群党羽也越来越坐立不安。应夔丞与洪述祖密约,由应物色杀手并具体指挥刺杀宋教仁。应夔丞见武士英精于枪击,且贪财胆大,遂与之商议刺宋一事。两人一拍即合。真相大白于天下,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这使袁世凯一下子置于千夫所指之境地。问题是,赵秉钧是否直接向手下下达过刺杀宋的命令,以此为袁世凯排除隐患之忧?而袁世凯对这一切是否知情?

据章士钊后来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閒谈中,袁世凯意指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章士钊闻之不满,愤然辞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时,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赵秉钧的反应是一种表演,还是真的意外?
笔者认为,迄今为止相对客观的估计是:袁世凯或许没有立刻杀宋之心,然赵秉钧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亦未可知。即使袁世凯不曾明示过要杀宋教仁,但手下人为邀功,自作主张,暗地收买刺客,对宋行凶也是可能的(一如台湾江南案)

问题是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十分蹊跷。凶手武士英被捕后不到20天,就在开庭审判前一天牢中中毒而死;买凶者应桂馨于二次革命期间,趁各方看押不紧,由手下流氓解救出狱,逃至青岛。孙、黄讨袁失败后,应公然回到北京,并传话给老袁要50万元现金的封口费,于次年1 月间由两名干探在火车将其秘密处死北京方面直接联络人洪述祖一直暂避青岛,直到民国 6年,连袁世凯都一命归西了,他才敢出来活动。结果在上海惹上诉讼官司,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时年15岁)等人在捕房门口当场扭住,送至法院以当年杀人在逃罪判处死刑赵秉钧请辞总理后被调去当直隶总督,应桂馨死时他正在任上,兔死狐悲,打电话给老袁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深感厌憎,一个月后,这位老袁身边第一号亲信就在家中离奇中毒身亡。最后是那个乱讲话的京兆尹王治馨,袁深恨他此地无银地辩白,民国3 6月,老袁以他贪污区区 500元之罪将其处死(见《北洋军阀史话》)这一连串事件,难道只是偶然的吗?若非偶然,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做下这一连串的杀人灭口案?

歴史资料往往有正反两面不同的说法,这就需要我们动脑筋多问几个为什么了?比如:
一,宋教仁与黄兴同乡且是共组「华兴会」的老同志(宋任副会长),互相应十分了解;黄兴「华兴会」与孙中山「兴中会」合组同盟会,一同发起十次起义,长期共事,互相了解不可谓不深。如果确如李劼先生所指孙乃杀宋幕后凶手,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黄不可能毫不觉察,为何黄从不指孙乃真凶?李劼先生说「袁世凯虽然精于权谋,但从来没有暗中行刺的纪录。」为何黄兴反指袁乃真凶并撰对联曰: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宋案发生后,袁派工商总长、国民党人刘揆一南下去疏通黄兴,为宋案作说客,受到黄兴的严辞拒绝)
二,即使如李劼先生所设想,如果孙中山才是宋案元凶,为何租界巡捕房会抓获凶手武士英、雇凶者应桂馨、并在其住处搜出証物,包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应桂馨多封来往密电,所述内容均与宋案发生时间地点吻合,而这些人物都可追溯至赵秉钧、袁世凯而非孙中山?
三,即使孙中山有能力派人在黄兴、廖仲恺等人面前枪杀宋教仁,但孙有能力在当时非其控制下的上海、青岛乃至北京逐一杀武士英,应桂馨,赵秉钧灭口?而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不认孙为凶手,却在上海扭住洪述祖,送至法院以当年杀人在逃罪判处死刑?
只需这样一想,反问一下便不难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而不会像李劼先生那样信口开河。笔者在拙文「孙中山才是真正的中国民主之父」中说过:「笔者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人包括领袖人物都应该受到人民大众的监督批评,包括孙中山先生。但批评应该尊重历史,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客观给予评价。」在「革命不是革人命」中说过:「……总是以孙中山先生革命过程中的某些做法和言论说事,笔者认为根本就本末倒置,也不合时宜,不值一驳。大众公认,看事阅人都应该「从大处着眼」,而不应该纠缠小事不放。无论如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的民主共和、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政治主张,平等自由博爱的人格理想,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在今天的台湾已开始实现,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仅此两点,就足以让我们后人景仰。」「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交由历史学家去研究,局外人不应该轻易下结论。况且八十至一百年前的客观环境,很多不是今天我们所能体察和理解,以此苛责孙先生反显无知(包括袁伟时教授批判孙文的万言长文,并无什么实质内容,全是吹毛求疵,反自损英名)。更重要的是,如今我们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革命和改良的十字路口上,需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理智地现实地选择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否定孙先生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故纸堆里找孙先生的失误瑕疵。若面对中共顽固拒绝民主改革的强硬立场,还以批判孙中山先生为名,行反对革命之实,就更不应该,客观上成了中共专制极权的帮凶。这样做何以对得起被共产党杀死、饿死、斗死、整死的数千万同胞?何以对得起今天仍在中共权贵特权阶层欺压和盘剥下劳苦大众?请诸君三思。」
最后,请允许笔者引用陈劲松先生《晚清与后共……》的一段话结束本文:「眼下,在中国御用知识界,流行一种说法:如果不是孙中山闹革命,满清通过洋务运动,将缓慢走向君主立宪,进而实现中国不流血的变革,早已迎来共和与民主。此论意在责备孙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乱了中国。同时暗示,任由共产党统治下去,只要经济发达了,民主自然而来。此论不管是出于理想主义还是一厢情愿,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产生,每每源于旧势力的顽固。当权者如果不主动加快变革步伐,革命必然重演,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旧势力的复亡,也将是整个社会裂变动荡的成本。」
(写于912-916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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