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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运动首次组党活动及其相关史料存实(中)

6/11/2017 00:46| 发布者: 陈泱潮| 查看: 448| 评论: 0|原作者: 陈泱潮

中国民主运动首次组党活动及其相关史料存实(中)

   气贯长虹----不可替代的历史的记载

就1980年〔中华民刊协会〕及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首次〔组党〕活动事

陈泱潮答范似栋

(2004-11-28)


(注:经过多年的观察和切身体验,已经可以判断,【中共苦肉计战略特务徐水良】任务旨在对付《特权论》作者破坏中国民主革命。而范似栋乃【中共苦肉计战略特务徐水良】的亲密搭档。范似栋的特殊任务是以搜集和编造民运历史资料来达到诬蔑丑化中国民主革命队伍之目的。2004年范似栋以“上海老民运”的名义採访我,我当时不知究里,老老实实相信他是上海老民运,如实回答了他的提问。结果他所编篡的《老虎》一书,由其搭档徐水良作序,完全封杀了我的这篇回答。现在鉴于【中共苦肉计战略特务徐水良】及其亲密搭档范似栋对民主墙历史肆意颠倒黑白加以歪曲捏造,不能不将这篇《中国民主运动首次组党活动及其相关史料存实》原文重新贴出。敬请读者对照他们的恶毒故意歪曲捏造的谎言,明辨民主墙运动历史真相。独立评论网站将因为保存了这些真假善恶对比十分强烈的资料,而成为未来研究中国民主运动历史真相的重要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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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成立〔中华民刊协会〕的动议和核心人物

   二,成立〔中华民刊协会〕的背景和动机
----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首次〔组党〕活动及《〔中华公权大同盟〕简明纲领》要点

1,共产中国持不同政见民办刊物的发轫和当之无愧〔作事谋始〕的典型代表
2,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首次组织反对党的由来与活动
3, 为组织〔中华公权大同盟〕而进行革命大串联
A, 1980年春末夏初“出师北伐”开荒播种
B, 先从沿海城市入手
C,对组织反对党时机的认定
D, 为什么以及成立什么样的反对党
E,广州之行的初步结果
4,〔中华民刊协会〕的本质是为组织反对党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A,酝酿和成立〔中华民刊协会〕时的国际形势
B,酝酿和成立〔中华民刊协会〕时的国内形势
C,中共的疯狂镇压,恰恰反映了中共的恐慌和畏惧
5, 无私无畏的英勇反抗----组织〔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

   三,我对〔中华民刊协会〕的态度

   四,邓屠夫的毒辣手段:所谓“一网打尽”与“擒贼先擒王”

1,旨在扼杀中国民主运动领导力量
2,铁证如山:陈泱潮(陈尔晋)首先被抓
3,中共之所以首先抓捕陈泱潮(陈尔晋)的原因
A,中共独裁集团视《特权论》为刺向其心脏、从根本上要其性命的利剑
B,中共掌握了《特权论》作者正在为首组织和指挥抗暴活动的情报
C,《特权论》作者刚刚会见了第四国际香港第一书记吴仲贤
D,当局把《特权论》作者定性为“两非祖师爷”和“两非能量极大的首犯”
E,《特权论》作者被起诉和判刑的两个“罪名”

4,《特权论》作者与吴仲贤笔谈至凌晨,随之迅速离开上海
5, 《特权论》作者突然在南京下车
6, 虎口搏击----《特权论》作者在南京火车站被绑架的一幕
7,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民主墙20周年的活动中,《特权论》作者被列为唯一一个“全国民刊协会重要领导成员”

五,我当时思想和行动之所以比较激进的原因

   六,对〔责任〕主编傅申奇的印象

   七,1980年秋冬我在北京的活动

1,〔时代的报告〕杂志社
2,和当时思想理论界的接触和感受
3,〔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
4,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工作
5,刚刚开始和邓小平亲属来往
6,有缘无份,失之交臂----放弃了迅即出国的计划
7, 与耶稣出道年龄相仿佛----30年极其严峻与非常的磨难和考验,打磨出救世救心双刃剑
8,“尔晋,你是真正的强者!中国的希望在你的身上!”

八,信心十足、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岁月

   九,关于徐文立

   十,当时参加〔中华民刊协会〕的东北民刊有〔雪花〕

   十一,你说我的意见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促使我写了此文

   十二,〔中华民刊协会〕以及〔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的伟大历史贡献

   十三,真诚实施〔新五权虚君共和民主宪政〕是从根本上铲除中共特工对民运的渗透、分化、瓦解的唯一良策

   十四,历史的重复,与其说是超前思维者个人的悲哀,不如说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悲哀

   附:

   《特权论》第十三章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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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时全国的异议人士的思想分左、中、右,你的思想是哪一类?

   陈泱潮答:

五,我当时思想和行动之所以比较激进的原因

   应当说,我当时的思想是比较激进的。

   前有1976年底~1977年中准备发动新疆赛福鼎起义的思想和行动----《特权论》就是为此而首次刻印的!

   后有1979年宁可放弃以世交姻亲关系找卓琳走邓小平门路的机会,努力促成把《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诉诸西单民主墙诉诸人民!

   再之后早在1979年秋天,就在通信中开始和何求王屹峰等朋友商议〔组党〕。如前所述,王屹峰为此曾两度从河北特意到云南来会见我,并怀着极大的景仰之情,参观了我们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秘密首次刻印《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地方,视此为共产中国民主运动的发源地,与有关朋友见了面。

   紧接着我在1980年春末夏初就离开原工作单位,“四处串连”,专程为〔组党〕事,前往东南沿海城市及北京等地进行活动……

这一切实践活动充分说明:我不仅是从理性上十分清醒地看到,而且是在理论上已经早已深刻认识和阐述了如果失去当时国内外有利形势推进共产专制独裁制度下的民主革命,中国就将失去〔毕四功于一役〕的机会,中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特权阶级,就有了喘息之机,把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推向官僚特权资本法西斯专制独裁社会的万丈深渊----一如《特权论》的深刻分析和明确预言。

6. 你和上海异议人士的关系如何?和傅是何年何月认识的?当时对他的印象如何?最好有细部描写。

   陈泱潮答:

六,对〔责任〕主编傅申奇的印象

   和傅申奇在1979年就有通讯交往。对他和王屹峰在全国工人中首先勇敢地在本单位积极竞选人民代表,表示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

   因此,我1980年夏天,到上海直接去他家,和他商谈〔组党〕事。他是表示积极赞同的。这是我和何求后来积极支持他的一个原因。

   虽然他出生在警察之家,但是当时他的妹妹正积极帮助他刻印刊物。傅申奇大概1.7米左右的个子,带着眼镜,身材修长,人长得很清秀,言谈举止反映出典型的上海人的精明和干练。

   他是一个长于干实事搞具体操作的人,他把握得住自己的合乎实际情况的定位,没有那种志大才疏、强充“老子天下第一”、自不量力心理和狂妄丑态----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民运队伍中某些争出风头志在做山大王的人物学习的。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与其说像工人,不如说完全像个知识分子。他在厂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竞选人民代表,他事实上是胜选者,但是当局容不下这样的竞选结果……

我觉得傅申奇对民主的追求和初衷,是真诚的,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也正因为他太过于具有上海人的精明,也容易染上把对个人利弊得失作为决策首要考虑因素的毛病,同时也容易为眼前物质利益所迷惑。

   张守勇之所以赢得傅申奇的高度信任,在我看来他绝对不是和张守勇狼狈为奸,而恰恰是一方面被张当时的所谓苦大仇深坚决“反共”的假像所迷惑,一方面被张守勇能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例如张守勇作为“单身汉”有一套住宅可提供朋友住宿等)所迷惑。同时也由于他自身社会实践没有如我这样从小就处在受尽迫害有时是提心吊胆的斗争经历的磨炼,所以当时缺乏应有的防特意识。

   我这次10年刑期一天不少把牢底坐穿出狱之后,1993年底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到他从上海打来云南省宣威全益(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他还向我称赞张守勇。我一方面知道我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一方面怀疑张守勇还与他有来往,中共有意让他知道我的电话,好试探我在政治上的真实动向。

   由于我当时正在暗中积极寻找和等待发动大军区起义的机会,由于我认为有责任必须提醒他对张守勇有所警惕,不由得不厉声告诉他:“你居然到今天还看不清张守勇的真实面目!我就是因为你把我安排在他那里住,才出问题的! ……”

可能因为我当时的语气太严厉,以后又缺乏沟通,他有些误解,所以我逃离中国后,给他发去的电子邮件,都没有回音。

   我对傅申奇有必要强调作出的一点证明是: 1981年4月~1982年初,在对我长达将近一年的马拉松所谓“预审”侦察中,关于我发起筹组〔中华公权大同盟〕着手进行〔组党〕事,办案人员不是从他那里打开突破口的。

我至今仍然坚信傅申奇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向往和追求是真诚的。至于他后来是否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另有选择,那是另外一回事。由于我多年和他失去联系没有交往,我对此一无所知。

   关于我和上海异议人士的关系,有必要补充的一点是,尽管我在上个世纪1980年夏~81年春在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完全是因为民主运动来去上海三次,但因为一是在实施秘密〔组党〕;二是对中共取缔和打击民主运动的暴政以行动作出坚决抗争,都属于特殊情况,都是“只抓住主要的人和事”,而没有和其他的人见面----我1980年夏第一次到上海时,傅申奇就提议召集上海朋友来和我见一面,但我就如同在广州谢绝了王希哲的提议一样,没有同意。

7. 你八零年在北京一家有官方背景的杂志社工作,是否确有其事?这是否说明当时当局对你比较重视?或理解为意图招安你?那么以后你怎么又拒绝了招安?

   陈泱潮答:

七,1980年秋冬我在北京的活动

   应当客观地说,在中共当时对民主运动的政策中,其实压根儿并没有什么“招安”这一着。

1,〔时代的报告〕杂志社

   我1980年秋天是曾在〔时代的报告〕杂志社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介绍去的。那时光明日报刚刚发表了关于遇罗克的报道《一颗划破黑夜的流星》不久,遇罗锦正在撰写《一个冬天的童话》。当时该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其夫人在国际关系学院任教。因为我发现安排我住的地方,周围宿舍的人白天睡觉,夜晚工作----他们是公安机关执勤人员。由此我对国际关系学院的性质和隶属于公安部的关系有所了解。这对我这个在从事地下活动,正着手秘密〔组党〕的人来说,当然认为不能在此栖身。

   我在和安岗夫妇及其周围人等的接触和对他们的观察中,认为安岗当时之所以对遇罗克很感兴趣,之所以用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推荐、文革期间写出《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获得平反的我,在其〔时代的报告〕编辑部工作,不是因为器重我的精神和才华,而完全是为了掩饰其“左”的立场----后来〔时代的报告〕果然以坚持“左”的观点而闻名全国。

   我当时把对〔时代的报告〕杂志社的看法,以及尽管经过11届3中全会的演变,但是中共专制暴政本质决没有改变这样一些观点告诉了遇罗锦,遂离开了〔时代的报告〕杂志社。

   住处则先在〔四五论坛〕成员粱大光、涂恩光以及我在北京读书的表弟处打游击,最后,才搬到三里屯卫生部生物研究所〔北京之春〕成员刘迪家去住。

   刘迪,就是1976年天安门4.5事件报道中,被特别点名的那个著名的“反革命”“小平头”。他的父亲是留美生物学博士,那时已恢复担任生物研究所的领导职务。他们家有一套刚刚分到的新房子,正好将我安顿下来。

   遇罗锦以后也在我1981年第二次被抓捕后不久,早在89/6.4镇压之前几年,第一个成功出逃西方,申请到政治庇护,定居德国。

2,和思想理论界的接触和感受

   不可否认,由于《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不仅在所到之处引起了广大民办刊物民间组织和读者强烈的反响和共鸣,而且在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引起了相当的重视。

   我因此和当时的中共中央理论局负责人之一也是胡耀邦理论写作班子的重要成员李洪林、光明日报副主编兼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国家科委领导人之一童大林、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严加其、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评述张志新事件的文章《谁之罪》作者郭罗基……等人,都建立了联系。

   通过这些联系和接触,我强烈感到当时中共一些老干部和思想理论界,刚刚经过文革磨难和中共长期远离真实的欺骗蹂躏,对毛泽东时代以及中共建国以来的罪错有切肤之痛,有进一步深入解放思想、进而和平推进民主变革的可能。

3,〔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

   在这种感觉和判断下,时逢当时的共青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暨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钟沛璋先生约我谈话,要了我的简历,有意接收我到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正联合筹组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

   当时的团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也是后来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同事谢昌逵告诉我,根据中央意图,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所要担负的任务是三个:

   起到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那样的给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的作用;

   做情报中心;

   出栋梁人才……

〔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正副组长,都是和当时中共第一把手胡耀邦关系很深的思想很开明的领导干部。

   正组长张黎群先生,参加革命时间很早,在四川重庆八路军红岩办事处就和宋平等一起在周恩来手下工作。

   在胡耀邦主持川北行署期间,张黎群先生就和胡耀邦一起共事,并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胡耀邦从川北行署任上调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张黎群亦随之同往北京,出任首届中国青年报社社长。

1957年反右,全仗胡耀邦力保,才未被带上右派帽子,被下放到浙江大学任党委第二书记。

   胡耀邦担任中共第一把手后,也是在1980年夏天,张黎群才从浙江大学调回北京,即出任〔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组长----由此可见胡耀邦对〔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所寄予的厚望。

   在胡耀邦被废黜后,〔中国青少年研究所〕随之被当作“事实上的团中央”,而被撤消,也可证明这一点。

   副组长钟沛璋先生也是一位和胡耀邦有深交关系的领导……

我1981年被捕后,钟沛璋先生为接收我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被责令专门写了“检查” 。但旋即升任中共中央新闻局局长,并兼任中国新闻通讯社社长、中国新闻学会会长……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是在原来团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办公地点即在团中央大楼。除团中央政策研究室原班人马外,从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调来了几位原来团中央的资深老同志,新增加的年轻人那时只有我。

4,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工作

   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期间,主要作了这样几件工作:

A,我被分在理论组。除了大力宣传、深入阐述和发挥我的《特权论》思想观点之外,那时还积极鼓吹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以期说明共产制度异化的必然性。并且正在着手写作为赫鲁晓夫翻案的文章……

B,积极支持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把对这些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观感,向有关领导作了积极的正面的报告。

C,并把傅申奇、王屹峰等人在工厂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情况及其遭遇也如实反映上去。

D, 1980年11月,因湖南省委连续数次违法取消长沙数所高校人民代表选举结果,而导致这些高校师生连夜上街游行以及静坐示威,最后组成了由陶森为团长的22人代表团赴京上访。

   我在当时的民政部长程子华之后,看望和会见了陶森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依法选举和谴责湖南省委违法干预竞选结果的谈话。

   陶森等人回到长沙后,用大字报公布了赴京上访结果,当然以我对他们的讲话作为指责湖南省委的钢鞭材料。

   毛致用为书记的湖南省委,旋即为此专门打报告向中共中央点名指控了我。

   所幸当时〔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全体成员,都鼎力支持人民代表民主竞选,钟沛璋先生和谢昌逵等同志,都亲自到北大一分校竞选会场,听了李盛平等人的竞选演说和答辩。张黎群先生也在听了我对北京大学18名竞选人民代表的情况汇报後,特别接见了参加过民刊和民间社团的胡平(沃土成员)、王军涛(北京之春成员)等人......

因此,〔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领导只是向我通报了湖南省委向中央点名状告我的情况,并未因为湖南省委把我告到中央,而责难或者批评我。

E,我受邀且正式作为中央机关〔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代表,出席了在安徽合肥举行的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讨论会(〔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代表,则由后来担任中共河北邯郸市/秦皇岛市委书记的唐若昕担任)。

   你问我当时的衣着打扮,可以找找当时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讨论会的照片看看。在人才学学术讨论会全体与会人员的合影中,大约方励之以及当时人才学创始者雷祯孝等人亦在其中,我手里拿着一卷资料坐在第一排正中,很显眼。

……当时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充满了朝气。尽管我的正式学历只是中专,但是,〔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不仅是把我作为实际上已经具有研究生学力,才接收我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而且把我当作老成持重,已经具有相当学术造诣、前途看好的青年人看待。大家对我都十分友好和尊重。尤其是两位领导,对我都给予了相当感人的关心和爱护,令人难忘(以至我10年刑满出狱之后,他们对我不仅没有任何芥蒂,而且都相当同情我的遭遇,都对我给予了亲人般的关照和支持帮助。钟沛璋先生慨然出任了我白手起家创办的云南省宣威全益集团公司的名誉顾问,为全益公司在199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及时刊发了广告……全益大厦快落成时,张黎群先生还主动问我要不要请那时已经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政治局常委的宋平题写大厦名称,我去北京时,张黎群先生还特意联系安排我去中南海看望了耀邦夫人李昭……)。

   正当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这种环境下,雄心勃勃,拟定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的写作计划(我在1979年写的《特权论·重印前言》中,已经部分地提到了这些课题,你可从中窥见一斑),准备好好利用这样的平台,为从中共体制内外加快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而有所作为的时候,遭遇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之变!

   从而嘎然中止了我的这些已经切入当时有可能影响中共首脑人物的圈子、把最上层和最下层相结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相结合、合法性与非法性相结合、胆大心细敢于冒险高屋建瓴而又充满智慧从容坦荡不无意义的政治活动……

我黄金般的岁月和弥足珍贵的才华,就此被荒废了几乎整整20年!直到2000年底,我出逃成功,2001年开通了中华合众国网站之后,才得以又重操旧业。

----现在看来,这也正印证了《推背图》第47像〔讼〕卦爻辞预言本像事主必有的一段人生经历:“或从王事,无成”。怎么能说这一切不是天命前定呢?

5,刚刚开始和邓小平亲属来往

   出于上述“把最上层和最下层、合法性与非法性相结合”的策略考虑,由于我与邓小平夫人卓琳确实存在着颇为密切的世交姻亲关系,由于我父为给卓琳大姐夫妇即刘传真浦莎莎的父母担保而死,由于我1975年就曾将《特权论》请刘传真老表上送过邓小平,我此次赴京期间,便去看望了卓琳的胞姐、曾在儿时就由父母包办许配给我的叔叔陈希的浦玳英。

  承蒙她深有感情地忆及我的前辈,热情留我用餐。叙及家常往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问我:“你知道你叔叔陈希的原名怎么写吗?” 随即告诉我:“一般人往往把他的原名写成陈绍真,其实不是真实的真字,而是曾经的曾字的另外一个发音,姓曾的曾,曾祖母的曾……”

此前,我已和刘传真的胞妹由卓琳抚养长大的浦莎莎见了一面。这些接触虽然仅仅是开始,但是看样子完全有可能先接触到并影响邓小平子女亲属和卓琳,然后再争取面谏邓小平。

   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我想应当利用这些不可多得的条件,不要放弃推进民主化和平变革的努力,就修改了我此次 “出征北伐” 开荒播种前,准备迅即出国的打算。

6,有缘无份,失之交臂----放弃了迅即出国的计划

   按原来计划,我在国内布下〔组党〕网络种子后,就当迅即出国,到海外鼓吹共产世界民主革命。

   由于曾经有这样一个计划,我在广州曾和刘山青商定----我因为妻子已提出和我离婚,如果香港有合适的能理解我的青年女子愿意和我结合,我便可以以婚姻关系合法离开大陆前往或者移居香港,从而走向世界,推进共产世界民主化变革, 从事职业革命。

1980年9月,刘山青如约物色了一位看来很贤淑的香港女青年来北京找到我。我们一起在北京紫禁城神武门西侧金水河边,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中秋节之夜。当朗朗的月亮从紫禁城东侧冉冉升起,优雅的月光被柳丝轻拂着洒到这位美丽姑娘柔情的面庞上的时候,我内心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到底是对共产党的本质绝对不能抱幻想必须坚决赶快出国呢,还是不能错过这个有可能推进共产中国和平变革的机会,努力拚此一搏?

   由于对当时大气候的感觉和自身具有的条件,判断有可能推动中共进行和平的民主化改革。我想必须一如既往,为天下苍生负责,不能错过这个可能推进共产中国民主化和平变革的机会。不管怎样,抓得住抓不住这个机会,总得尽力一试。况且,中国的事,也只有在中国本土才好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应离开本土,不能脱离本国的民众和实际。所以,我中止了1980年出国的努力……岂料后来风云突变!

   啊,这对我个人来说,显然是又一个多么愚蠢的极其错误的决策!

   啊,姑娘,我不知道你当时是否感到不解:我为什么和你见面却闭口不谈你此行题中应有之义----花前月下男女情事婚姻嫁娶?你选择在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团圆之夜来和我见面,情义殷殷,曾令我在第二次漫长的炼狱中,难免勾起多次回想!我不知道你后来以及近况怎样?也许你至今仍然如刘山青先生(在1981年那次大逮捕中,中共很可能是采取了诱捕的手段,后来还逮捕并判处了刘山青先生10年有期徒刑)一样,在〔香港支联会〕积极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我此刻流落异国孑然一身,回忆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你和刘山青先生的情谊和惠心,尤其令我深深感到珍贵!然而,强烈的使命感和不忍苦难的中国人民继续遭受劫难的柔肠,使我和你有缘无份,失之交臂!

7,与耶稣出道年龄相仿佛----30年极其严峻与非常的磨难和考验,打磨出救世救心双刃剑

   而在中共1981年〔9〕号文下达后,我已经回到云南和母亲告别,准备从广东或者云南偷渡出国。这里有必要提及的一件事,是我在此次回云南在昆明已被公安盯梢跟踪。我和一位好朋友何抗俗(这是我给他起的号,他的本名叫何国伟)先生上街不久,遂发现有两个人在后面盯梢跟踪。我不动声色,将他们引到福照街云南省公安厅信访室门口,突然反身抓住其中一个(另一个赶忙逃之夭夭),将其扭送进去交给了公安厅信访室,他承认他是昆明市公安局的,在履行公务……此事说明我的处境已经相当危险!但是,“我又因为《9号文》所引述的话既然都是我在1974年-1976年初所写《特权论》的话,我有责任向中央说明这一事实真像,尽可能制止‘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故伎重演!……”尽可能帮助民运朋友摆脱被抓捕的厄运,保存民运骨干力量,再次放弃了可以立即从云南边境或者从广东偷渡出国的打算和机会!(详见陈泱潮:《危难时刻的救助与安慰》)

1991年我第二次出狱后,也本当迅即出国以谋发展,但是却为了寻找和等待发动大军区起义的机会而迟迟滞留国内……以至出国太晚,各方面反而落于人后,受到同行朋友的极大制约,甚至是极力的排斥,力图将我边缘化!

对我这样的人,只要是王伦,只要是武大郎,怎能指望他们有容人的雅量呢?

---- 啊,命运!这就是命运!

   且不说1977年年中看到邓小平复出有可能和平变革的机会,因而主动放弃了发动新疆赛福鼎起义的机会,

   假若我1979年不在西单民主墙发表《特权论》重印本《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个人的前途肯定是另外一番景象,至少,会像杨小凯一样,在学术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和社会地位,身家不至于再遭受如此之多的祸患和灾难!

   假若我在西单民主墙发表《特权论》于国内外引起高度关注之后的1980~1981年初,就按原定计划,前往海外开启共产世界民主革命的活动,可能我个人已经享有较高的声誉,可能89学潮会有另外一种结果,可能今天中国民主运动不至于如此散沙一盘!我自己也绝对不会历经这20多年的痛苦和不幸,也绝对不会处在今天这样一种遭到夹击的困境里,我的孩子们也可能都到国外来获得深造接受高等教育和抓住发展的机会……

然而,我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分明清清楚楚洞见了利弊得失前景的情况下,主动傻乎乎放弃了、丧失了宝贵的机会!完全可以说是非常愚蠢地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固然在当时看来对国家实现民主化最佳、但显然对个人风险最大最有可能是布满荆棘的道路,从而给自己给家庭给亲人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尽管这一切曾一度令我十分惶惑和痛苦----我相信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不难理解。可是,我今天无怨无悔,我非常感谢 上帝这极其奇妙的神圣的安排!

   试问如果不经过这些重重苦难,我又怎能从必欲建立马克思主义新里程碑的无神论者,彻底转变为决志致力于合一世界宗教的有神论者?我又怎能获得“牢中牢” 那样特别的洞天福地和一系列极其神秘的体验与感受,潜心研究《易经》-《佛经》-《圣经》,以及《道德经》……等等宗教经典和诸多神秘玄学文化,并从中获得一系列重大发现,认识真理?

   试问不经过这些重重考验,我又怎能从一个只知片面研究社会科学进行政治革命的人,从另外一个方面,认识再次获得重大飞跃,思想得到全面的升华,从而知道当今之世,不仅必须救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救心!必须救世与救心同时并举!

   试问不经过这样全面的思想升华,怎能得到神圣的全能的仁慈的 上帝的非比寻常的垂爱和赐福,成为 上帝的忠仆、得心应手的器皿和工具?怎能代笔写成必将与人类共存传之万世的《圣灵福音》?

   完全可以说,正是历经了相当耶稣开始传教的年龄----从孕育写作《特权论》、认识并身体力行向西方取经而后——整整30年(1972~2003)的极其严峻与非常的磨难和考验, 上帝才使用我写出了《圣灵福音》!

在我今天看来,任何学术成就和政治建树,哪怕获得诺贝尔奖,哪怕作过像毛泽东这样的一代开国之君,都不过是短暂的过眼烟云!唯有作 上帝的忠仆代言人,才真正具有永恒的意义!才真正具有巨大的永世长存的价值!

   毛泽东以权倾天下、玩弄中国于股掌之上、威镇世界,体现了他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但是,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他尸骨未寒,其视为知己者、继承人的妻子、爱侄、心腹,就立刻成了阶下囚,以至不得善终,他所苦心谋划争夺经营的权势产业,到头来带不走一丝一毫,统统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尤其恐怕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死后灵魂会和袁世凯日日夜夜在地狱“对立统一”于一室,互相轮番指责、数落、大骂对方是货真价实、臭不可闻的窃国大盗!

我认为这样的人生是不足取的!真正大写的人,要有超越物我时空的眼界,确立不朽的追求。我将“只要道行天下,成功不必在我”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以作 上帝的忠仆、工具、代言人为幸……

上帝既然按照他的样式造了人,就给了人永生的机会,而人的永生恰恰正是体现在转世轮回之中!

   因此,达观者不以一生一世论成败!对佛教义理有着深刻理解和造诣的武则天,为自己立了〔无字碑〕,就是基于开悟了她的生命还远远没有到作结论的时候这样的远见卓识。

   而且,举凡国家大事,一切都是天命前定----我自身的一系列经历实践和由这些经历实践与诸多经典的高度契合印证(其中已部分在《圣灵福音》和《金鸡三唱》中有所反映),完全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希望似栋兄在清理民运史料时,能够本着为历史负责力争经受得住历史检验的治史态度,秉笔直书,能够理解并表达清楚我在一次次人生十字路口所作出的这种种愚拙的选择,能够以睿智开启世人的眼界,校正被严重刻意抹杀、刻意掩饰、刻意歪曲、甚至是被严重刻意颠倒了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史实。

   这毫无疑问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一方面有利端正世人对中国民主运动真正主流的认识,以利于纠正世人因为把某些并不具有代表中国民主运动资格的人错误地当作了什么“中国民运之父”而对中国民主运动产生的种种误解,以利于如实恢复中国民主运动历史和品质的本来面目,重新树立中国民主运动的真实形象,重新争取赢得世界民主力量的鼎力支持;另一方面有利于唤醒民运同仁们的良知,以利共同奋起自觉纠正民运队伍所深深沾染的枭雄黑道歪风,肃清泛滥于民运队伍中的王伦式山大王妒贤嫉能不择手段争名夺利的恶劣流毒和倾向,彻底杜绝那些歪曲历史制造混乱卑劣地为个人名利而挖空心思的垃圾文章继续泛滥和招摇。从而才有可能确立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继而也才有可能确立能够凝聚人心真正有生命力有战斗力的组织路线,胜利完成历史赋予中国民主运动的神圣使命,匡扶世风,建构中国和人类全新的光辉的未来!

8,“尔晋,你是真正的强者!中国的希望在你的身上!”

在谈到我1980年秋冬在北京的活动时,我觉得还应当补充的一点是,在此期间,我还接触了很多民刊以及虽然不是民刊成员,但却是民主运动的衷心支持者或者是同路人,例如当时正很热门的〔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等等。

   前者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还不同深度地会见或者探访了当时在北京的陈子明、姜弘、胡平、北岛、吕朴、王军涛、闵琦、吕嘉民、李娜、赵润身、王冲、……等等诸多民运朋友。

山东牟传珩、河北王屹峰等人也曾专程来找我(网上可以搜索到牟传珩有关文章)……

此外,我也曾去看望和慰问了当时正被劳教的刘青的母亲,也去河北清苑看望了屹峰远在乡下务农的父母家人……

此外,很有必要一提的是,我和著名的1957年右派学生领袖林希翎在此期间的交往。

   有一天我去西便门国务院宿舍,从陈子明家出来,又就便去了李盛平家。盛平是《北京之春》重要成员,曾对《北京之春》未能接印《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很表示遗憾。那时陈子明和李盛平都还在北京大学就读。 盛平在吃饭,屋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时进来了一位体态丰腴,给人感觉很爽朗,好像40岁不到的妇女。因为主人不在,我们就相互招呼交谈起来。

   当她知道我就是陈尔晋的时候,眼睛突然一亮,问:“你就是《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作者?”我颔首微笑表示认可。她立即以很清脆的江浙普通话十分热情地对我说:“呀!我看过你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尔晋,你是真正的强者!中国的希望在你的身上!”

这句话从素昧平生、几分钟前才刚刚第一次见面的她的嘴里冲口而出,显得是如此的肯定如此的不容人有丝毫的怀疑!其语气的斩钉切铁,不禁使我感到这可不是一个寻常的女人!

   当我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希翎的时候,这回轮到我眼睛一亮了!我也同样条件发射地核实她一句:“你就是1957年著名的右派学生领袖林希翎?”她也同样颔首微笑表示认可。我不禁赶紧起立,她也连忙起身,我们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可不是寻常的人与人之间的握手!乃是深受中共专制独裁暴政迫害的两代具有真知灼见而又敢讲真话的志士仁人跨越时空、相知相识相互给予安慰和鼓励的心灵的交融!

   记得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年仅15岁的翩翩少年,去村里小学校代课。从学校藏书中,看到了一本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编辑的内部读物:《右派言论集》。上面除了大右派章伯鈞、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龙云、秦瓒等等以外,人民大学林希翎、北京大学谭天荣、云南大学大同党吴文懿(此人后来被枪毙!)以及流沙河等人的诗文、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学生中,林希翎不仅排在第一位,而且是唯一一位女性,当时只有23~4岁,是法律系学生。她尖锐泼辣敢言的讲话内容和精神,被中共定性成右派第一号学生领袖。

   这次见面我才知道,反右开始后,刘少奇来人民大学视察,问当时的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林希翎态度如何?”吴玉章回答:“她仍然坚持她的观点。”

几天后,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来到人民大学,把她抓走,未经审判,直接就判处了15年徒刑,关押起来!

文革爆发后,毛泽东突然想起她来,又戏剧性地把她从监狱里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立即释放出来,并且安排到浙江武义县农机厂当技术员----其实她是从军队保送上人民大学学习法律的,根本不懂什么技术。

   由于她多才多艺富有闯劲,在人民大学读书反右前就很活跃,在中国青年报上开辟和主持〔小辣椒专栏〕,深受胡耀邦的赏识,和耀邦夫人李昭很要好,和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张黎群也很熟悉。

   因为这些关系,中共11届3中全会后,胡耀邦亲笔写了一张字条说:“林希翎同志:望轻装前进。胡耀邦 1979年X月X日”,由张黎群转交给她。

   但她此次来北京找到把她打成右派的原单位人民大学,要求给她平反时,人民大学说不能给她平反,因为她是右派代表人物,如果给她平反了,就等于否定了整个反右运动,而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反右是必要的。因此不能给她平反,只能给她摘掉右派帽子。

   林希翎为此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 “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彻底否定反右运动,我要求发还扣给我的右派帽子!我讲了真话,我以此为荣……”

她并且把这封信用她那颇有特色的脆生生的江浙普通话录音下来,送达天听……

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口里说出来,其含义和份量往往有很大的差别。

   正是因为出自这样一位当年名震天下以讲真话著称的大姐之口,多年来,“尔晋,你是真正的强者!中国的希望在你的身上!”这句话,常常鼓励着我,鞭策着我,督促着我!使我不敢有稍许的懈怠,不敢轻弃肩上的重担!

   因为我相信就我毕生的非常经历和感受来看,这绝对不是出自谄媚者的奉承,而是发自于一位敏锐而又诚实的战士的心声!这也绝对不是华而不实的个人私下的矫揉造作的勉励,而完全应当把它看作是强烈的时代的信息,民心的呼唤!

   这次和林希翎的交往,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林希翎介绍我读《圣经》,引导我读《圣经》,一再告诉我:“你一定要读读《圣经》!”。

   原来,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她从小就接受了《圣经》的教导,深深知道接受《圣经》教导的必要和好处!

   记得1977年刚刚刻印完成《特权论》,我曾经想到我对所谓唯心主义没有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对传统神秘文化一无所知,对这方面的空白,应当补补课。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特权论》在哲学领域思想方法上所提出的〔扬弃论〕学说,我为此曾经去找过《易经》来看。

   可是,在认识林希翎以前,我不要说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甚至是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圣经》。是林希翎使我第一次听到《圣经》是一本非常重要非常值得看的书!

   正是由于她的这一引导,我不久从西单基督教堂苏牧师那里,获得了一本文革后第一次刚刚从香港发运到中国大陆的《圣经》。

   我正是拿着这本刚刚到手的《圣经》,南下上海发起成立〔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和会见吴仲贤的。我在南京火车站被绑架的时候,挎包里当时唯一装着的就是这本《圣经》!

   遗憾的是,这本《圣经》被公安收缴了,再也没有发还给我。

   但是,正是它使我和《圣经》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林希翎回浙江前,特意请我去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吃了一次著名的正宗北京烤鸭。对于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说,可真算得上是一次高消费。我非常感谢她对我如此慷慨的款待。我们边吃边聊。我们认识到,在中共手里,民主化是非常艰难的。面对中国如此的现实,你如果不能改变它,那就只有离开它……

我和遇罗锦一起送她上火车。罗锦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也同样慷慨大方地买了好些水果和北京食品,让她带去给她的孩子。

   多年后,我在监狱里看到报道,林希翎移居法国,做了法国国家高级研究员。访问台湾,在港台颳起了一阵林希翎旋风……

8. 据徐文立、刘青以前的?述,八零年,你是很瘦很瘦的,刚刚获得平反,我想对你有一个细致描写,你能提供细节吗?如身高,脸部特徵,衣著打扮,你在中华民刊协会问题上和傅的讨论话语,等等。

   陈泱潮答:

八,信心十足、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岁月

   我的身高是1.68米。1980年我的身段的确是比较清瘦的。衣着整洁,夏天常穿白衬衫蓝色西裤,一双桔黄色塑料凉鞋。正装则是一套蓝色涤卡暗包八一制服,或者浅蓝色涤卡明包中山装。外出时常背着一个黑色塑料书包(原来一个紫红色塑料书包给帮助我去成都等异地投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朋友了)装着正在阅读的书籍资料笔记本等,以便随时抓紧时间学习和记录心得体会、思想火花。

   要说我的脸部特徵,大概要算目光十分精神、专注,而又友好、真纯、开朗豁达。

   就我个人当年给人印象的特点而言,大约正如有朋友说,我在人群中尤其显得非常精神,具有吸引力,精力充沛、意气风发、举止潇洒而又老成练达,容易自然而然形成关注和谈话的中心。“有的人能说不能写;有的人能写不能说;而你是既很能说,又很能写,既有超前眼光,又特别能吃苦,特别富于实干精神……”

这恐怕既得之于家族遗传的根基天赋,也得之于个人主观上长时期非常明确和自觉的学养。

   前辈诸如“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绕人不是痴汉,痴汉才不绕人” 、“大家做事沉着,小家做事荒唐” 、“行欲方而智欲圆,胆欲大而心欲细”……的一类教导,从小就铭刻在我的心上,贯彻在我的行动中……

我童年三年级就十分爱读《三国演义》,既爱诸葛孔明的神机妙算智慧超群,又爱周瑜公瑾的“羽扇冠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

少年失学立志作东方高尔基世界文豪,常常思绪泉涌,随口即兴赋诗,出口成章;

   继而身同感受到中共人为强加给民众的深重苦难和灾祸,又立志作当代列宁改变现状的大革命家、思想家……

在20多岁的青年时代,向往自己的人生应当是一个能将儿童的强烈求知欲天真纯洁、青壮年饱满的精力干劲冲天,与老年人的深沉练达慎思明辨睿智慈祥,高度融为一体的人……

这些早年就开始长期日积月累真实不虚的明确的刻苦的踏实追求和努力,形成了我的个性气质、知识结构、言谈举止之诸多特点。

1980年,我才从自认必死的鬼门关恶臭熏天的牢房出来不久,可以说刚刚与死神打了一个照面,就又奇迹般重获自由。中国已经一如我之所料,发生了告别毛泽东时代好似天翻地覆的变化开端。我坚信中国以及整个共产世界,正如我在《特权论》中所预言:必然会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道路。所以我当时对事业、对前途、对生活,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在日常生活的接人待物中,真诚率直,语多风趣,活泼开朗。作政治谈话,则充满激情和逻辑力量,很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在当时,我的思想观点既新颖独特,又自成体系,高屋建瓴,不仅语多切中时弊,入木三分,容易引起共鸣,而且常常闪现出新的思想火花警句妙语光彩照人。

   多年前,刘青回忆文章中说听我当年讲话,难免使人想起《列宁在十月》的电影中列宁演说的镜头……

你现在还可以从自由亚洲电台资料库查找和收听到2003年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在播放我的录音时,评说我的讲话,语音昂扬顿挫、铿锵有力,是天才的鼓动家……

可惜我的黄金年华,都被中共的监狱和专横压制给摧残殆尽----但也许正因此,上帝会怜悯我,赐给我超常的人生!正如同当年我问林希翎:“为什么你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牢,还会显得这样年轻?”她回答我:“冷藏柜有保鲜作用……”

正是为了让后人不要再遭受我们如此的命运,国家不要再在摧残人才阻挡进步的黑暗中继续沉沦,所以,我今天依然要为在我国彻底结束专制独裁建立真正的共和民主制度而尽心竭力!

9. 当时有没有谁对这件事抱反对、不支持、观望的态度?理由何在?听说徐文立不支持。

   陈泱潮答:

九,关于徐文立

   是的,文立对这件事当时不抱支持态度。如果他持支持态度,我不出任〔责任〕主编,就应当由他来担任〔责任〕主编,最为合适。然而,文立当时不仅不支持〔中华民刊协会〕,而且放弃了在当时因为发表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一跃超越铅印的〔北京之春〕成为全国民刊旗帜的〔四五论坛〕。

我当时之所以没有过多要求他坚持继续编辑出版〔四五论坛〕,而是在他和吕朴都不愿继续编辑出版〔四五论坛〕的情况下,支持杨靖出版〔四五论坛〕,第一个原因,知道在中共不容许办民刊的情况下,继续办民刊,一是风险大,二是时间不可能长,而当时在我心目中,由于中共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民主制度的建立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北京所处全国政治中心的特殊位置,我如果出国成立〔民主国际〕,文立应作为国内的总联络人,因此,我内心不愿他过分出头冒险,以免失去大用的机会,过早夭折;其二是1979年我在文立处住时,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文立母亲,尽管那时文立家作为〔四五论坛〕编辑部和联络点,人来人往,老太太却居然独独把我视为他们家很亲很亲的亲人,很恳切很信任很动情地和我谈了话。她并未表示反对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只是说她非常担心文立的安全,要我多多关照和保护文立的安全。我当时很为老太太伟大的母爱和对我的高度信托,而深受感动,答应过徐母一定尽力。我当时想:“真是又一位徐母!”----《三国演义》上诸葛亮的前任即走马荐诸葛的徐庶,有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而文立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恰恰就是:徐庶!

   正因此,我在1979年下半年通讯中和文立提及〔组党〕、1980年年中抵京后和文立当面商量〔组党〕,他一再表示时机不成熟,我也就没有相强;他放弃继续编辑出版〔四五论坛〕,我也没有积极鼓励他坚持办刊。

   但是,他后来在停办一跃成为全国民刊旗帜的〔四五论坛〕之后,却又去办了份什么〔学习通讯〕! 而且更为令我匪夷所思的是,他在对我表态〔组党〕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却又在后来和王希哲、孙维邦、刘二安举行了什么“甘家口会议”商议〔组党〕----而且始终未和我通报过相关信息,我是直到2000年底出逃到曼谷后,才从〔中国之春〕获知他的这一举动的!

   我在广州见王希哲时,希哲认为〔组党〕时机尚不成熟;之后我到山东,孙维邦赞成〔组党〕,已明确孙维邦为筹备〔中华公权大同盟〕华北大区负责人。但他们当时也都没有告诉我,他们有过什么“甘家口会议”。我到北京与文立多次见面,在面谈〔组党〕事时,他一再坚持认为时机不成熟,根本未向我提及过什么“甘家口会议”----以当时他们对我的态度,我相信都是十分真诚的。所以后来我看到文立有关“甘家口组党会议”的说法,颇觉愕然。

   如果文立没有所谓“甘家口会议”商议〔组党〕事,他在1981年4月那场中共实行“一网打尽”政策,抓捕民运激进骨干的风暴中,未必会被抓捕。因为当局可能会将〔四五论坛〕的激进分子圈定在不同意徐文立停刊而继续坚持办〔四五论坛〕、并且参加了1981年4月〔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活动的杨靖、马淑季以及积极呼救魏京生的刘青等人身上。那么,在89/6.4学潮中,文立可能会发挥出不同于其他79民运人士的积极作用。

   回顾1979年〔四五论坛〕在是否出版发行《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文立作出了决策性的积极的重大贡献,功不可没!

   尽管后来吕朴提出必须删除《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现存社会各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第二次武装革命》等章节,但是总的说来我和文立的首次合作,是愉快的、成功的。

   我长于理论,长于战略谋划。他长于具体操作,办事细致,待人接物有周恩来的遗风。

   我曾经认为,中共独裁专制得以成功和巩固,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优势互补。同样,中共独裁专制也将失败和瓦解在我和文立同样的优势互补上。

   我和文立是在民主墙凋零了的情况下,第一次携手合作的。但在短短两个多月后,当《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时候,西单民主墙立即更加富有活力、更加富有思想深度、更加成熟地展现出了它的丰姿!文立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在发表《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当天清晨,就安排严涛护送我离开北京,到郊区密云县一个名叫尚峪的古长城要塞隐蔽起来。文立每天给我寄来信件(有时还有若干照片),及时向我通报了民主墙上的反馈和民主墙前的动态。看到民主墙贴出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前人头趱动,热闹非常,反响强烈,被人们称此为民主墙的复活节……随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一波具有明确方向的民办刊物浪潮!

   所以当他2002年获释到美国后,我是在第一时间立即写信发出电子邮件向他表示祝贺的!在他到布朗大学作访问学者后,我也曾写信给他,希望他积极向校方建议和反映一下,争取当时正在泰国等候移居第三国的我,也能到布朗大学来做访问学者,以便和他朝夕相处,以利我们可以时常相聚及时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商讨对策,共同研究和实施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工作。

   我认为并坚信:我和文立结合,这对团结整个民运阵线组织浩浩荡荡的民主大军,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条件。正如像我在致他的一封信中所说,命运注定你我合则两利、民运全局得益,分则两害、民运全局受损!希望你我能以大局为重,率先团结起来!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从此我未再收到过他的来信。即使我每每给他寄去我所写的文章,他再也没有给过我只言片语的回复。

   于是,2003年10月,我放弃了移居美国的努力,接受联合国的安排,移居丹麦。

环顾民运队伍,我深深感到从孙中山~毛泽东百年来的枭雄黑道个人英雄主义,对某些投身民主运动的朋友,影响太大!

   这些深受百年枭雄黑道个人英雄主义影响,而又未认真反思中国百年祸乱根源的朋友,灵魂深处其实相当缺乏民主素养,而是深受中共党文化的毒害,又太过分看重自身的名利地位。


   一是〔无神论〕魔鬼附体,不相信冥冥之中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上帝,仍然奉行毛泽东那一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是无所畏惧的,不知“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知达人知命修己安人;仍然奉行邓小平那一套: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二是正因了〔无神论〕魔鬼附体,枭雄黑道个人英雄主义得以病入膏肓,自以为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凭他占山为王就可以包打天下、旋转乾坤,大权独揽,黑箱作业,瞒天过海。

   两者综合发酵,往往发展到病态程度:心理上自不量力、妄自称尊、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行动上所作所为不是全心全意争取民主化,而是绞尽脑汁打个人算盘,使尽浑身解数争夺资源,并且假“保密需要”将民运资源非常可耻的私有化,梦想永远端牢民运贵族饭碗,永远坐稳又有大名又能掳获大利的民运贵族山大王交椅!

   这是中国民主运动极其可耻的诟病和至为不幸的悲哀!

   我不想去与这些朋友争高下,拼输赢,甘愿远离美国这样争名夺利的漩涡中心!

   在电脑即时通讯信息化因特网时代,我即使远在天边,也依然可以为中国的民主化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同时也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放下30多年来自己给自己压在心上和肩上的政治重担,潜心于整理宗教典籍,为长远的未来作出铺垫----即使对于现实而言,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中共最近关于必须大力加强〔无神论〕宣传和教育的秘密文件,这无疑有助于人们看到〔有神论〕对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的专制独裁体制的致命威胁和挑战!而《圣灵福音》《金鸡三唱》正是具有这种能力的利器!

   其实,文立应当清楚,中国民主化事业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和力量成就得了的。要取代中共这样一个以理论说教建立信仰、网罗力量、欺世盗名、蒙蔽民众、经过80多年惨淡经营、并且在今天掌控着整个国家机器和资源、有60000000多万党羽的世界超级大党,没有超越其理论信仰的力量,没有特立独行理论素养人格魅力的精神领袖,不要说难以争风,甚至可以说是难以望其项背!

   就算中共明天早上因为突发事件而轰然倒台,你掌握了全部国家生杀予夺大权,如果没有可以取而代之能收揽说服人心降伏魔道的理论信仰、精神领袖,你也维系不了人心、巩固不了政权、建立不了新的次序!

   须知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依靠耍耍小聪明的政客的巧伪手段,就可以赢得并固结天下人心安邦定国的了!

   何况,一个开创型政党,如果没有主心骨没有理论信仰,没有精神领袖,的确就等于没有灵魂!一有风吹草动,乌合之众势必作鸟兽散!一有利害冲突,鸡鹜争食,在内窝子里就要先来个你死我活、相互啄红了眼!

   但恰恰就是在这个决定成败生死的关键问题上,徐文立可能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理论!

   我不明白,他要成事,怎么对什么人都可“一笑泯恩仇”,偏偏对我这样一个着眼长远而始终抱着“只要道行天下,成功不必在我”淡于权争的一度成功合作的老朋友,耿耿于怀?

   试问今日中国反专制独裁阵营中,有谁像在下这样,拥有一套完整的从政治到宗教,有传统有继承有发展有说服力的、有别于宣传鼓动文章、而是完全可以作为信仰建树的理论体系?

   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有谁像在下这样,在人生十字路口进行选择时,行动皆出于公心、顾全大局、实实在在奉行“只要道行天下,成功不必在我”这样一种人生信条?

   今日引导中国走出危局险境的,决不是政客,更不是靠耍小聪明、小手段的巧伪政客!

   今日真正能够胸怀坦荡整合民运队伍、真正能够以大公无私的心地团聚民运队伍、真正有理论有智慧有人格魅力能够感化和争取对方转变立场更新思维,确保中国民主运动取得胜利的,是真正的奉天承运者,而绝对不是任何枭雄黑道!他一以贯之的高瞻远瞩和坚定不移,完全有别于投机分子的左右摇摆和见风使舵!他的全局观念和顾全大局的情操风范,更是专打个人小算盘的风头主义者王伦之流所不可同日而语!

   在任何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真命天子〕都是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他可能会受到重重阻碍,可能会九死一生,但是,除了 上帝之外,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他最终的成功!

   当然,毫无疑问,枭雄黑道可以拉起一个山头,可以占山为王,可以窃夺资源,可以坐上头把交椅,以当山大王做王伦为荣。

   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要么他掳掠不来多少足以成事的资源,要么,他一时可以啸聚山林,志得意满。但是,下一步上演的就必然是火并山寨!徒增历史的笑料!

   文立如果可以虚怀若谷笼络一切才德远逊其下的人,却偏偏容不下我,我断定他负不起整合民运队伍拯救中国匡扶危世的重责大任!中国民主运动不过最多又多了一个资源窃夺者罢了!

   但是,古人早就说得清清楚楚:有福伤财,无福伤己。求财恨不多,财多害自己!

在政治上,尤其在今天中国如此改天换地的大政治变革中,金钱固然是不可少的,但是,金钱也绝对不是万能的!更绝对不是决定一切的!

   能够决定一切的,是命!是天命前定!是 上帝的大能!

   命也者,人一定要叩头,一定要服从 上帝的意志----人生命的本质和载体是灵魂,灵魂一以贯之生生世世在 上帝的鉴察下,转世轮回。命就是因了前生前世的种种表现而从 上帝那里得来的领受!

   智慧如诸葛亮者,早就在事实面前,不能不降心叹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奉劝那些不知天高地厚自不量力妄自尊大者,要冷静地好好掂量掂量自己的命!

   就当前海外民运队伍形势而言,曾经因为发表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一跃成为全国民刊之首的〔四五论坛〕,其重要成员,今天依然处在一个虽然有待联结但是已经表明是不无特别意义的命运环结里,就像当年它使凋零了的民主墙奇迹般复活重新展现丰姿一样,倘若一旦联结起来,就能依然成为主导中国民主运动的走向,促成中国民主化成功的力量。

   〔四五论坛〕原召集人之一刘青,是现在海外获得资助最多的中国人权主席,此不多说。

   中国民主党则是中国民主运动若干组织中,所付出牺牲最显著的一个组织,文立作为中国民主党主要发起人之一,只要立于公心,又有理论帮扶,就有条件来展示组织的力量。

   我则在又历经20多年的千锤百炼痛苦煎熬和一系列神奇际遇之后,思想再次获得了新的重大飞跃,成就了足以作为信仰来建树的理论----如前所述,长期非常的磨难和极其严峻的考验,业已打磨出了必将赢得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鸡蛋

雷人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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