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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中国] 中 国 大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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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8/6/2012 13:4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 国 大 势

徐文立

201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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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zYmqFwB57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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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要点

(一)当今的中共,早已是变了性的中共;变性中共,能有什么前途?
(二)当今的中国大陆社会,已是发生了整体位移的中国大陆社会
(三)英特网,将是加速中国大陆社会变迁的催化剂
(四)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稳固基石,是社会的高度自治和公民拥有合法的私有财产(该由公民合法拥有的私有财产越私有,社会公器才会越公有)
(五)中共权贵私有集团和全国民众的矛盾,是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的主要矛盾
(六)实现“公民三有”,有可能是中国大陆社会和平转型的破局之道
(七)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要生发和植根于中国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当中
(八)中国实现民主化和国家统一的最佳之道在于和平、理性和非暴力



最近,又一位
遭政治停职的北京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萧瀚先生在2010年1月1日祝愿朋友们:尽情地用笑声,「拉开专制崩溃的序幕。」
萧先生此言豪迈,历史将证明萧瀚先生的预言是伟大的预言。

那么,何以会是伟大的预言呢?

去年岁尾,中共政府重判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很可能就是它的末世疯狂;2009年六十大庆,北京天安门周边市民不许迈出家门,中共的“辉煌”竟然在“铁桶”里“表演”,就是端倪。


晚清政府经两次洋务运动,经济也不差,1894
慈禧六十寿诞,却因甲午海战失利而困在宁寿宫里苟且;1903年清王朝同样以言治罪判处章太炎和邹容,八年之后,武昌首义,一朝覆亡。

当今时代早已不是闭关锁国的明朝,也不是步履蹒跚的晚清,事物变化的周期不再是百年,更新换代已是以十年计了。

那么,今日中国,大势如何?出路如何?国人当问。


请诸位静心地注意以下几点中国大陆社会的基本事实和变迁:

(一)当今的中共,早已是变了性的中共;变性中共,能有什么前途?

1921年由苏俄一手助产的原本还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国共产党早已寿终正寝。
中共的变性始于1949年之前,更充分的证据是学者杨奎松先生研究发现:1950年4月,中共政府“出台了一个《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级的28.33倍”,比至今仍然是二等公民的中国大陆农民的收入在当年就至少高出50倍。可是,1949年之前,那个被中共骂得狗血喷头的“腐败政府”——中华国民政府“1946年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那个被中共骂得更应“无地自容”的西方国家政府“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所谓的“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看看这些硬碰硬的数据,最尴尬的恐怕是那些睁眼说胡话的毛派信徒。
结论是肯定的:中国现实社会的不公平、不公道,始作俑者恰恰是毛泽东。
三年的内战,作死了主要是中国农民千万以上,国共双方都有罪错,国民党是造错者,共产党则是造罪者1959年到1961年三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共作死了又主要是中国农民几千万,造罪者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专制,成罪者则是“赤色皇帝”毛泽东1957年反右和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毛泽东更是把中华民族良心的脊梁打断、把中华民族知源的根脉切断!
1978年之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共的变性过程只是更加露骨,为了走出经济困境,中共“打‘左’灯向‘右’转”,开始认可公民拥有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不再高调消灭“万恶之源”——私有制,实质上抛却了所谓共产主义的理论;中共一发而不可收,官商勾结,继1949年之后第二次侵吞全民财富,中共权贵成为了最卑劣的私有者——高度垄断的“权贵私有集团”,今日中国的“一党专制”就是靠高度垄断的权贵私有集团在支撑。
所以,现在的中共是完完全全地变了性的中共,称它为“中国私有权贵党”,最为妥帖。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今的中国,怎会容忍极少数人聚合的权贵私有集团长期作威作福呢?那么,实为“中国私有权贵党”的中共还会有前途吗?变了性的中共能会有前途吗?
古谚道:名不正则言不顺。不正不顺即是死途。此其一。

(二)当今的中国大陆社会,已是发生了整体位移的中国大陆社会

大位已移,党权专制还能坐得稳吗?
近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发生过两次大的整体位移。

中国大陆高等院校教科书至今不认可、搞得许多中国文化人至今不懂得:远自二千年前,秦始皇开创郡县制,废封建,立郡县,皇帝一统天下,就终结了氏族和部落首领延续几千年的“封土建国”的制——即“封建制”。中国社会自秦朝始,就进入了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时代。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自秦以降至1911年的两千多年,就不是什么封建社会。对此重大历史断代,罗建先生《糊涂的“封建”》一文,联系陈寅恪、胡适、黄仁宇、李慎之和王学泰等先生的学问,有精到的纵论,不在此赘述。中国大陆教科书,囿于中共曾盲目崇信马克思主义西学和“联共(布)党史”所谓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又学位虚高,本无学养,更无人文科学的底蕴,却集全社会职能于一身,而不能拨乱反正。
当然应该承认,1912年之前,这种中央集权式的“皇权专制”虽然有过种种罪恶和不合理,它和中国社会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活动方式还是基本相适应的,所以曾创造出几度恢宏强大的东方帝国。
奇特的中国“皇权专制”,在社会底层,居然还保有“士绅宗族自治”(或曰社区自治)的空间,直至蒋介石的“党权专制”的“民国时代”。这个空间,因1949年前后,毛泽东领导中共进行所谓的“土地改革”,才完全被封死。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用“小脚侦缉队”去取代“士绅宗族自治”,延用至今,是凡所谓节日遍布大街小巷的“红袖箍”,让整个中国大陆社会的品味弥漫着裹脚布的腐臭和低劣,真乃天下奇观,被世人嗤笑。
貌似强大的中国的“皇权专制”二千年后,一旦面对工业革命的新世界,就立即捉襟见肘起来。1840年前后,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压迫着不思进取的晚清政府被动地结束了闭关锁国,进行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次的“改革开放”,西风东渐,摩登事物层出不穷,公民社会浮出水面,工商行会日渐壮大,私人资本登堂入室,整个社会发生了第一次严重位移,表面上依然金碧辉煌的帝国大厦越来越失去了原有的支撑点,所以它“一朝覆亡”就成了早晚的事情。
这时候,中国社会“泊”来了一种叫“新闻纸”的东西。中国,自有了这个叫做“大众传媒”的东西,才有了“摧枯拉朽”的章太炎和邹容的“苏报案”,才有了广播新思想的最佳路径。旧制度最怕的是新思想,而不是新兵器。
所以现今,敏感的王我就敢断言:“十一年不是某人的刑期,而是某些人的大限。”此其二。


(三)英特网,将是加速中国大陆社会变迁的催化剂

英特网,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是它永远打不赢的战争。英特网的原创就是无中心、无起始、无终点,既然打不烂,它就堵不死。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什么金盾、银盾,最终是千疮百孔,劳而无功。“人权理念”,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就有先贤传播,1978、1979年又有人登高一呼,只是到了英特网时代,在中国才真正有口皆碑,中共也被迫将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并签署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现在,几乎一个博客、一个维特就是一个报馆、一个通讯社,令中共统治者惊恐万分,焦头烂额。当今中国,“言论反对派”天天在大陆和专制政权唱对台戏,抓不绝,禁不住,言论自由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被突破的禁区。对前途,该悲观的是中共,而不是我们。
请看:中国当今大陸社会又发生了本质意义上的整体位移,中共统治者是多么不愿意看到这种整体位移,又是多么不愿意承认这种整体位移。可是,花自飘零水自。恰恰中国大陆社会带有本质意义的整体位移不但发生了,而且越来越严重,早已不可逆转,中共一党专制赖以支撑的支点日渐萎缩,而且中共一党专制现今唯一赖以支撑的支点就是这个日益成为众矢之的的“权贵私有集团”,中共的贪官污吏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公开骂中共,早已成了中国大陆的风尚。也许当初“新洋务运动”的中共始作俑者也没有料到会有今天;也许,邓小平曾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记得有人曾问过他,五十年后香港的政治制度,是不是要变得和中国大陆一模一样?他却含糊其辞地答道:到时候,都一样了,还用变吗?“都一样了”是何意,当可存疑、当可深究。
问题是这个本质意义上的整体位移,并不是中共放手发生的,八九·六四之后江泽民和李鹏不是想过走回头路吗?不是到苏南一带,高喊要消灭“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吗?邓小平知道,那对于中共更是死路一条;邓小平不得不亲征“南巡”,一巴掌把江泽民和李鹏打了回去。
中国大陆社会这三十年的变迁,主要动力当然不是中共;中国大陆社会这三十年的变迁的主要动力是因饿而饿怕了的中国农民,是因穷而穷怕了的全体中国人。
另外,悖论的是:今日中国大陸因暴富而得到了最大私人利益的权贵私有集团,它也不会主动地把这个整体位移拉回来。他们是一群只会作威作福、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吸毒成瘾的吸血鬼,是不会也不可能顾及身后洪水滔天的当代路易十五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权贵私有集团既是最大的掠夺者,同时又是中国大陆社会最大的整体位移的推手。此其三。

有此三者,足矣,社会巨变正在临近。
中华大地,又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表面繁花似锦的中共一党专制早已是一座朽墙,推倒它是早晚的事情。

(四)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稳固基石,是社会的高度自治和公民拥有合法的私有财产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社会天天、时时都正在发生的、似乎不为人觉的整体位移,移向何方?可以肯定的是潜移默化地移到一个新的基石上面去了。那么,这个新的基石是什么呢?
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基石是什么?反过来再看看,中国大陆社会天天、时时都正在发生的、似乎不为人觉的整体位移,移到一个新的基石上的那个基石,和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基石是不是一个东西?
听起来这个问题似乎很复杂、高深、奥妙。
然而,真理才是最简单的,并不复杂,也不高深,也不奥妙。
试看:
1)我们都知道,一个稳固的自由民主政体并不会因为一些社会和经济上的风浪就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如有人所谓“民主触礁了”。那是因为,它有两块坚实的基石:一是社会的高度自治,二是基石的基石——每个公民都平等地拥有合法的私有财产的权利和机会,而且在实际上人人拥有合法的私有财产。
倘若我们懂得了这一点,那么我们也就拿到了解开稳固的自由民主政体的钥匙。
以美国白宫为例。白宫总统的权力可谓不小,但是除了美国宪法赋予他的外交和国防等等大权之外,美国的各个州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份的事务,他却无权过问和干预。这,在一个“专制体制”下是不可想象的。清末的翻译家为了对应中国的州府制度,把美国所谓的“State”翻译为“州”,是不尽准确的,严格意义上,美国的“State”其实是个“国”,它有完整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的机构,不受联邦政府的干预和左右,成为了美国社会最大的自治体,所以美国是一个联邦合众国,再加上民间社区的高度自治,再加上定期的任职和定期的选举,再加上公众和舆论、司法独立的监督。这样,就确保了美国总统永远不可能独裁天下,这样就成功地把国家的领导人关进了“法治的笼子”里面去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就这样建立和稳固起来。
再以台湾为例,尽管它的民主制度还有待完善,但是现在的台湾的当选总统已经不能、也不敢随意地过问和干预南部高雄市的地方事务,甚至同党执政的台北市的地方事务他也不能、也不敢随意地过问和干预。
这就是地方的和全国的高度自治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当中起到的基石作用。
中国人也开始懂得,“开车文化”都能够开出一个个的自信、自主、自治的个人。商业化的社会,市场化的社会、哪怕不完全的市场化社会也必然造成无数个自治体。2008年汶川大地震,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自主、自发地奔赴抗震第一线,也是一个佐证。
尽管现在的中国国有经济依然控制在极少数人手里,就像当年西方的资本也同样垄断在极少数的人和家族手里。但是,这种现象迟早会烟消云散。
今日中国大陆社会这样的基础性的位移,谁能够把它拉回来?!不可能呐!
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那是好事情,那是红色王朝即将覆亡的前兆,止都止不住。
2)我们再来进一步看看第二块基石的基石。我们就以一些人不屑的《零八宪章》为例,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是高昂着头颅出世的,第一批的联署者就有303位在国内的社会贤达,至今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位投降的。中共法庭在判决刘晓波博士的时候也间接地告之天下,已有一万多人在《零八宪章》上联署。还有一些《零八宪章》的拥戴者,竟然要组成陪刘晓波坐牢的壮士团,向强权示威。舆论说,他们是“温馨而又嚣张”。近年来的中国,何时何地见过这样的大好局面?!这叫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想想1989年三十三人的签名,之后,签名者是个什么样的情境?退缩者有之、反悔者有之、检讨者有之。那也是不得已,完全可以理解。
再想想1957年五十五万乃至几百万,可称为中国脊梁的右派和准右派们,竟然几乎没有几人不检讨的,不向中共告饶的,不向毛泽东屈服的,真真情以何堪,当然也完全可以理解。
那么,可理解的道理在哪里?道理很简单,1949年前后,土改、公私合营、公社化、全部国有化(实质上是“中共党有化”)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生杀予夺的全部的大权,连吃饭、养孩子等等人生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全部被中共和毛泽东紧紧地掐死在手里了。生存至此,能有几人不投降?!
今天的胡锦涛,其凶狠决不会亚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但是他做不到了,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基础性的大位已经漂移了,1978年开始的中共不得已不进行的商业化、市场化、私有化的进程,已经开始让中国大陆社会初步具备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了。贺卫方教授就是实例,刚刚被所谓的“社科院”政治停职的范亚峰、张博树二位先生也泰然自若、毫不退缩,又是实例。今非昔比,中国大陸士人又开始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和赖以自立的私有财产和社会条件了。
《零八宪章》群体性的无畏和不恐惧,至少说明,中共专制统治长期赖以苟活的第一法宝——谎言早已失灵;第二法宝——暴力和高压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也正在消解。这两个失灵,意义深远……。
概括起来,这就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两基石论”。

当然,中国大陆社会的这两块基石离建立一个稳固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大厦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是,中国大陆社会带有本质意义的基础性位移,已经越来越为中共的红色王朝的覆灭奠定了基础。
但是,也请人们不要指望自由民主的社会就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绝对恣意自由的社会。自由民主的社会,它是一个法治秩序的社会,它仅仅保证法治下的自由,它仅仅保障人人生而平等,机会和权利的平等。但是,它不会虚假地否认人的差异性,它只保障诚实劳动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它不鼓励懒惰,它更不遏制勤奋,因为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不会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自然之法不可违,法自自然,天人才能合一,社会才能和谐。(详论请见2002年狱中拙著《人类社会正常秩序概论》·2008年香港出版)

(五)中共权贵私有集团和全国民众的矛盾,是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共权贵私有集团和全国民众的矛盾,是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的主要矛盾,几乎是不必论证的社会现实。
中共权贵私有集团既然是一小撮,就必然与广大民众相对立,也必然与七千万普通的中共党员相对立;中共权贵私有集团固有的来得容易,便更加贪得无厌,就必然加剧与广大民众的对立,必然加剧与七千万普通的中共党员的对立。中共权贵私有集团又必定因它固有的贪得无厌、飞扬跋扈,而引发有决定意义的重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越来越多的群体冲突已是不争的现实,迷信暴力机器的中共权贵私有集团终有一天,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成为真正的一小撮的时候,他们的武装力量也会不那么可靠了。颜色革命必将来到。到那时,除非中共权贵私有集团分化瓦解,放权让利,允许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允许独立工会,允许结社和结党自由,如当年西方社会的大资产阶级的作为。可是,在这一点上,恐怕中共权贵私有集团远不如当年西方社会的大资产阶级开明、自尊。到那时,倘若中共权贵私有集团不投降,那只有灭亡。
当然,市场经济,哪怕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一定会逐步地、渐进地培育人们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尊重他人和遵守契约的习惯;也天天给人们免费上课:“公平交易”、“人权平等”、“商业经济就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你活,也要让别人活”、“玉石俱毁不如谈判妥协”等等,水滴石穿,和平转型也不是没有可能,那只会让再一次给中国人带来无穷灾难的共产革命永遥无期了……。那我们中国人算是得福了。
我相信,形势不饶人,形势比人强。
那么,怎样能最好,而不是最坏呢?

(六)实现“公民三有”,有可能是中国大陆社会和平转型的破局之道

变革不能等待。
我认为,化解之路和破局之道,就是通过“维权”运动和“民权”运动,持续不断地绵延不绝地实现“公民三有”。
“民有、民治、民享”,是宪政民主的核心。其中“民享”又是三民主义的基础。“公民三有”就是“民享”的具体化。
“公民三有”是指“公民有业,公民有股,公民有产”。
“有业”:指国家应该提供每个公民充分就业和拥有个人事业的公平机会和待遇。当然,任何一个社会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就业,但是只有宪政民主的国家才有可能将失业率压低在最低的范围之内,并给予失业者应有的失业补助和再就业培训的机会。另外,会特别强调在就业机会前的人人平等。
“有股”: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由于全体公民的努力,在国有企业中积累了巨大的资产。近年,中国大陆这些企业股份化之后,中国大陆的公民却一无所得。问题更严重在于,中共的权贵私有集团无偿地掠夺了这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巨大资产。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大陆的公民有权合法获得他们应得的国有股份;中国大陆的公民有权向中共权贵私有集团讨回自己的血汗钱。当然,中国大陆的公民这种合法拥有,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取得公平的份额。中国大陆社会必然要走这一步,这将成为最大的变革动力。当然,我们也鼓励私人企业家合理地让员工占有企业的适当股份,这只会有利于私人企业的发展。私人企业这个部分,自然不应该由国家干预,是应该通过股东和股东大会与员工集体或员工自由工会和平协商来解决。
“有产”:主要指房产和地产。公民应该合法地拥有私人的完全意义上的房产权和地产权。国家不得与民争利,和任意剥夺公民的合法拥有的私有财产,特别是房产和地产。当然,我们充分估计到解决地产问题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必须通过国家的立法手段,使得每个公民在地产权上人人平等,彻底改变中国大陆农民始终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平等的现状。
其中,“公民有股”和“公民有产”,最是利器。唯有以“公民三有”才能从根本上毁弃权贵资本主义的歧途。

(七)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要生发和植根于中国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当中

中国人从19世纪以来,特别是受了外强欺辱之后,一些人一味地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好,一会儿“马先生”,一会儿“资先生”,恰恰忘了我们还有一个“中华好先生”,还有一个“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在那儿永远起着作用。达不到和谐的时候,就是违背了这个秩序;要想和谐,就要回到这个正常秩序。老祖宗早讲过。这不是简单的打倒和推翻能够做得到的。共产党为了打倒甚至消灭国民党,让中国人死去几千万;他们执掌政权后,又人为地造成了几千万人无辜的死亡,这种简单的重复和循环不可取。
人们不要忘记,缘于一篇文章和一篇“劳动党发起宣言”被打成右派、经历二十年囚徒生活、鲜为人知的徐璋本先生1957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作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作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兼容性」。这种宗教色彩的绝对性和不兼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天一体观」大彻大悟……”才是人类社会的“正途”。研究者认为,徐璋本先生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当会有他的地位。(谢泳:《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全人类的普适价值和中国社会固有传统优良价值相融合,才是中国的大势。

不解决制度性的问题,不了解人性的问题,不了解人类社会正常秩序,都不可能根本性地解决中国的问题。
1)我们应该学习西方的不轻信任何个人、多元制衡、民主的政治制度,让坏人都不便于和不敢于轻易做坏事。
2)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发扬光大中华优秀文化:法自自然,天人合一。信任人、相信每个人内心都是有良知的(所谓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来要求人们三省吾身,内求诸己。讲究人的修学、修性,也就是说未来中国需要既重制、又重教。教育是第一位的。
3)要承认人类社会有正常秩序可循,不可违背。
中国的出路在于教育、制度和正常秩序。

(八)中国实现民主化和国家统一的最佳之道在于和平、理性和非暴力

请华夏子孙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际呼唤的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以“学术研讨”进而“圆桌会议”达成中国的政治和解、制度转型以及两岸的民族和解,以民主宪政立国解决政治合法性危机,以“公民三有”毁弃权贵资本主义的歧途,以建立宪政民主和光复中国文化来奠定“主权”的正当性根基,从而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这就是说通过“一中二宪二府”的和平发展,解决现阶段的两岸现状,消除分裂和对立;在未来通过授权的“制宪会议”,完成和平民主转型,结束专制;最终建立自由仁义和民族统一的中国第三共和国的新文明,才是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和国家统一的最佳之道。
这就是我和台湾前立委钱达先生以及大陆年轻的新儒学研究者孔识仁先生共同推动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全部目的。
有可能将中国大陆社会引领向高贵的百科全书式的智者——王康先生最近说:“我们的摩西不止一个,晓波是最近的一位。勿使我们的摩西太寂寞,中国才有望。这个信念属于刘晓波。”
我相信,也一定属于大家。
我相信,中国的忠烈祠永不缺耿耿忠烈。
我相信,中国有贤者、智士引路,前程必无量。
大位已移,不可逆转。
大势已定,不可阻挡。
中华民族得福了!

发表于 8/6/2012 20:30:19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我是徐文立 的帖子

向徐文立先生问好。
基本同意本文的主张。
有个别几个不同意见如下:
中共不是中国权贵私有集团,而是中国权匪私有集团。中共没有资格当一个“贵”字,中共是“匪”。
刘晓波否定孔孟之道,诽谤圣人,因此,刘晓波是小人。凡是诽谤孔子圣人的人,都是小人!
《零八宪章》不如我的《我张国堂同所有中国人约法七章》。
发表于 8/6/2012 20:31:34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我是徐文立 的帖子

我张国堂同所有中国人约法七章
2005年4月9日
  我读了王怡先生的《民族主义的三重门》,很受启发。王怡先生的结论是要中国人认同宪政。如果中国实现了王怡先生和刘军宁先生的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之后,我完全赞同王怡先生的意见。但是,今天我们中国人应该认同什么?王怡先生的主张似乎是要人们认同他的宪政理论。我首先申明,我个人认同王怡先生的宪政理论。但王怡先生的宪政理论只在他的文章中,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读他的文章。而且他的理论比较深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读懂。因此,现在要所有中国人来认同他的宪政理论,恐怕是困难的。就是在许多读过他文章的知识分子中间,也有许多人不认同他的理论。因此,我张国堂要同每个中国人签订契约,就是约法七章。
  我们中国人都居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每个人都是他人的邻居,他人也是自己的邻居。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权同其他邻居签订契约。我张国堂现在就同所有邻居签订契约,也就是同所有中国人约法七章。如果大多数中国人都同意这约法七章,那么这约法七章就成为所有中国人都必须认同的契约。
  我们知道,汉高祖刘邦为诛暴秦而兴义兵进入咸阳,曾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我现在把《史记》中的记载抄录如下: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世。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
  我是汉人,自然要承认并遵守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所有汉人也没有理由不承认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大清王朝也承认并遵守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从而,大清子民的后代也没有理由不承认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因此,我要求所有中国人都必须认同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因为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是天然公正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不认同。
  现在,距汉高祖刘邦已经两千多年了,现代中国仅靠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是不够的。因此,我张国堂补充四条约法,一共是约法七章。这四条约法大家可以讨论,我个人认为这四条约法也是天然公正的。当然,任何人都有权有不同的看法。但一旦大多数(比如三分之二)都认同了这四条约法之后,其他人就必须认同。
  约法之四:废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确立“选票里面出政权”的伟大原则。
  我们要建立大选制度。每四年选举总统,每两年选举众议院的议员,每两年选举三分之一的参议院的议员。议员可以连选连任。总统只可连选连任一届。
  省长和省议会的议员不由中央政府任命或提名,而由本省人民选举产生。
  每个公民都有权竞选总统、国会议员、省长、省议会议员等等。每个公民都有权参加或组织政党帮助自己竞选。为了避免一党独大,中国应该实行两党制,不宜有太多的政党。因为如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政党,就会造成反对党的力量分散,形成一党独大。当然,结社自由的原则必须坚持。但在非常时期可以短期限制政治性质的结社自由。
  议会议员人数不宜过多。每省选派两名国会参议院议员。国会众议院议员不宜超过两百名。按人口比例分配名额给各省,由各省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约法之五: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分立。因为议行合一的政体容易制造冤假错案,三权分立的政体不容易制造冤假错案。
  总统行使行政权,是行政系统的首脑,也是国家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军权属于行政权。行使立法权的议会须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由五名或七名最高法官行使司法权。最高法官由总统提名,议会确认。
  约法之六:实行出版自由。托克维尔说:“没有出版自由,就没有人身自由。”如果没有出版自由,冤案的受害者就无法公开为自己辩护。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连公开喊冤的权利也没有,真是可怜、可悲!
  出版自由是最根本的人权,没有这项人权,就没有其他人权。有了这项人权,其他人权也有保障。
  出版自由包括新闻自由。
  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必须有权投资兴办他私人所有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媒体企业。
  约法之七:个人自治原则。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私人利益的最高裁判者。每个人都有权自主管理仅与他自己有关的私人事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管理公民个人仅与他有关的私人事务。政府也无权管理公民仅与他有关的私人事务。
  个人自治原则是天然公正的,也是极为明智的。因为有了这个原则,我们就不必为与我们无关的事情大吵大闹。每个人都集中精力经营自己的事业,追求自己的幸福。
  个人自治原则是划分公权与私权的依据。
  私有制符合人的本性,也符合个人自治原则。因此,私有制是天然公正的。
  信仰是个人的且仅与他有关的私人事务。政府无权干预公民个人的信仰。即使是迷信,政府也无权管。因为迷信的受损者只是他自己,与别人无关,也与社会也无关。因此政府无权管,也无须管。
  子曰:“刑禁暴,爵尚贤,则政均矣。”政府应立法禁止煽动暴力和仇恨的宗教活动。
  以上约法七章全面地、准确地、概括地表述了王怡先生和刘军宁先生的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的理论。这个表述通俗易懂。绝大多数人都能记住,大多数人都能明白。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能认同这约法七章。
  以上就是我张国堂同所有中国人的约法七章。请每个中国人来讨论认可。当然,每个人都有权补充和修改,也有权提出新的约法。
 楼主| 发表于 8/8/2012 15:40: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我是徐文立 于 8/9/2012 18:28 编辑

回复 张国堂 的帖子

謝謝國堂兄!請注意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徐文立

附件請批評:


辛亥革命建國百年在美國三藩市的二次講話



辛亥革命建國百年在美國三藩市五洲致公總堂點火典禮上的即席講話

(中華民國100年中國元旦)

中華民族講究的情義。中華民族講究的情義和良知,
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的核心

我希望兩岸的不同黨派的政治領導人,
都能夠在國父 中山先生這種“天下為公”的宗旨之下,團結起來,實現我們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


大家早上好!

尊敬的致公堂周大哥、還有兩位大哥,以及尊敬的致公堂的父老弟兄們
尊敬的美國三藩市議員張昭富先生和他的代表郭平先生
尊敬的八九·六四的學生領袖封從德先生:

剛才我們的周堂主說的非常好,致公堂的宗旨就是中華民族講究的情義。中華民族講究的情義和良知,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的核心。

我對於他這一宣誓,表示高度的尊敬。

致公堂是辛亥革命的發祥地,國父 中山先生就是在這裡得到了力量,發動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共和國。一百年的歷史證明,這一條路是對的。樹再高有根,水再長有源,這個根、這個源頭就在這地方,就在國父倡導的“天下為公”這條路上,我們中國民主運動就要從這個根和源出發,我希望兩岸的不同黨派的政治領導人,都能夠在國父中山先生這種“天下為公”的宗旨之下,團結起來,實現我們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

謝謝大家!

(賀信彤根據錄像錄音整理)

附件

2009年9月26日我們曾衷心地希望:
(一)未來海峽兩岸重溫一九四五年十月國共雙方簽訂的《雙十協定》及其憲政的承諾,以民族和解的精神召開包括兩岸的執政黨和政治反對派參加的圓桌會議,以紀念2011年辛亥革命成功100周年,進而召開授權的“制憲會議”,繼承孫中山等先賢建立的中華第一共和的憲政理想,尊重1946年制憲國大確立的中華第二共和,並且成為發揚光大的中華第三共和
(二)未來中華民族的家園是仁義公道、自由均富、人權平等、憲政民主的家園。
(三)未來中國是“主權在民”公民有業、有股、有產的“公民三有的中國。
摘自《就簽署“和平協議”,建設“公民三有”的憲政民主中國致兩岸領導人的公開信》



辛亥百年 薪火相傳 結束專制 再造共和
——2011年元旦紀念辛亥百年建國百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中國2011年元旦)

大家都是為瞭解決中國政治體制問題,從政治層面上尋求最大公約數,
盡可能找到一條殊途同歸的路——那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路

天下私有的真私有,才有公器的真公有。私有制不是萬惡之源。保護合法私有財產的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高度自治才是“天下為公”的堅強基石

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才是中國民主運動和未來民主中國的根和源,
樹高有根,水長有源。我們不能忘本

各位先進、同仁和好朋友:
今天,我要向諸位報告的題目是:辛亥百年、薪火相傳、結束專制、再造共和。
2007年6月4至5日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在美國的羅德島州天道之城(Providence, RI, U.S.A)召開了海外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受到我們中國人的老朋友南茜·普洛茜議長的致電祝賀,大會鄭重決議,將“我們追隨辛亥革命諸先賢開創的亞洲第一共和,我們尊重一九四六年制憲國大確立的第二共和,我們勵志建設自由均富、人權平等、憲政民主的中國第三共和”的政治目標和綱領寫入了黨綱。
本人產生這些想法是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北京第一監獄的反省號裡。1997年11月29日,我和《路透社》駐北京記者艾伯樂先生的談話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希望當今中國民主運動追求的政治目標和綱領是:結束一黨專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權自由,重塑憲政民主。
我出獄、特別出國之後才知道,中國民運七十年代先驅王希哲先生和在他影響下的劉曉波及中國海外當年民運首要領袖、現在依然在中共無期黑牢裡的王炳章先生、美國辛灝年先生、德國俞大猷先生、芬蘭王雍罡先生都對辛亥革命和恢復中華民國法統有許多思考和實踐。
對“第三共和”的問題,來自中國大陸的嚴家祺先生、吳稼祥先生、張博樹先生、台灣張玉法等學者也先後提出過另類的說法。
其實,“第三”不“第三”並不重要,這些可以繼續討論和商榷。總之,大家都是為瞭解決中國政治體制問題,從政治層面上尋求最大公約數,盡可能找到一條殊途同歸的路——那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路,當然經過1949年開始的中國大陸的全面共產革命導致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們才懂得:天下私有的真私有,才有公器的真公有。私有制不是萬惡之源。保護合法私有財產的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高度自治才是“天下為公”的堅強基石。
所以,最重要的在於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才是中國民主運動和未來民主中國的根和源,樹高有根,水長有源。我們不能忘本。
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當然可以臧否。但是,我們今天講的是大政治、大歷史,那麼,我們就更要以持平之心地看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那,主要看什麼呢?
一是看這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是適應了時代的發展、還是不適應時代的發展;二是看這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是推動了歷史的進程,還是阻礙了歷史的進步。
以持平之心地看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西元前221年秦王朝的建立是廢封建、立皇權專制的郡縣制的開始。
西元前221年之前的中國才是封建社會,恰恰是因為那個時代的多國並存、一會兒聯邦、一會兒邦聯;一會兒類似美利堅、一會兒類似歐盟,中國才有了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老莊孔孟、諸子百家並存,那曾是我們中國人思想、精神、哲學最為輝煌、最為繁榮的時代,和古希臘、古印地、古巴比倫一起共同成為世界文明的源頭和起點。所以,封建不再應該是落後的代名詞;可惜中國大陸的許多知識人、高等院校的教科書、乃至中國大陸的現行憲法有關封建的表述都是不正確的。
另外,在中國,即便皇權專制時代、乃至1949年之前的一黨專制時代也不是一無是處,中國自古底層就存在一個類似當代社會的公民社會的雛形,1949年共產黨統治才徹底消亡。各個皇權專制時代都曾有過極為繁榮的時期,因為它們基本適應了中國當時農牧業時代的生產力的發展水準。
但是,明朝開始的閉關鎖國、以致瞭解和欣賞西方文明的清王朝的康熙大帝也閉關鎖國,中國才積弱積貧,被動挨打。一個“痛”字讓中國人自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至曾經的台灣四小龍式的騰飛,中國大陸1978年以來僅僅有了一點不完全意義上的自由經濟、權貴還那麼壓榨百姓的情況下,經濟依然騰飛。可是,一個不尊重本國國民人權,一個不保護本國環境,一個解決不了官員窮貪惡霸的政府和專制黨,怎會僅僅因為中國大陸成為了世界廉價工廠而受到世界的尊敬,連中共高官他們自己也都不並真正尊重自己,不然,那些權貴為什麼爭先恐後地把子女送到美國和西方,同時把自己的私財和贓款存在美國和西方?
今日中國大陸的社會的基礎已經因為中共不得已實行的市場經濟而發生了“整體”位移,一黨專制已經成為危巢。人們普遍瞭解,最終與一個工業化、市場化、資訊化時代相適應的只有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
憲政民主的大潮在中國已經激盪百年,國父倡言的“天下為公”的中國就在不遠。
順者昌,逆者亡。
我們“公心至上”的中國民主黨是1998年應運而生的完全獨立、負責任的、生發在中國大陸的真正意義上的反對黨。從它一誕生,它就是一個背負了一千年以上政治迫害徒刑的政黨、現在依然是被判刑最重的政治團體,現在我們28個省市當年同時舉事、坐牢已經出獄的骨幹力量正在重新聚集、準備再出發!
我們期待著民主大業成功的那一天:辛亥百年、薪火相傳、結束專制、再造共和。
謝謝大家!
发表于 8/10/2012 01:54: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张国堂 于 8/10/2012 15:09 编辑

回复 我是徐文立 的帖子

应以张国堂学说取代孙文主义——致徐文立先生
徐文立先生:
  我是中国共和党的主席。我的奋斗目标就是解散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的各政党,由中国共和党和中国民主党的两党轮流执政。我以前以王有才先生为中国民主党的领袖,有轻视您的倾向,在此我向您道歉。我现在承认您徐文立先生为中国民主党的领袖,而视王有才为中国民主党的叛徒,因为他背叛了“和平、理性、公义、公开”的原则。
  从道德和人品上说,孙中山先生无疑是高尚的爱国者。我非常敬佩孙中山先生。但由于他是先行者,加上历史实践的局限,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论有重大的缺陷和错误。因此,我们应该总结辛亥革命百年来、以及世界历史近三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在继承中西方正统政教学说的基础上创新。张国堂学说就是继承、综合中国儒教、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并总结中国和世界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创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指导实践的结果检验真假先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指导的民主革命不能说是成功的,假如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成功了,就不必我们来实现宪政民主了。对孙中山先生失败的教训,我们必须反思。
  孙中山先生对洛克、孟德斯鸠的民主学说与卢梭主义的区别认识不清。他对卢梭主义的危害性也没有清醒的认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恶和危害也没有清醒的认识。我提出西方正宗政治学的概念,就是要继承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的政治学说,否定伏尔泰、卢梭、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家的民主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煽动人民仇恨政府,煽动普通人仇恨富人;共产党动员和组织下层民众武装叛乱,颠覆政府;还教唆普通人迫害富人。他们用乌托邦的邪恶理想迷惑骄傲自大的狂徒,用不劳而获的不义之利引诱下层民众。孙中山先生没有识破列宁、斯大林的诡计,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重大错误。
  当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不伦不类的所谓“三民主义”,想唤醒下层民众搞民主革命,导致当时中上层社会人士的强烈抵制,造成中国内讧、内战,这是孙中山先生失败的根本原因。
  今天,也不宜提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不利于人民的和睦。
  为了各民族的人民的和睦,不宜提倡民族主义。要强调国家、公民、以及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公民个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民族都无权把本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强加给本民族的个人。任何人都有信教传教的自由。任何人都有批评任何宗教的自由。当然,国家要明确立法禁止煽动暴力和仇恨的言论。一些人主张毫无限制的言论自由,这是极其错误的。希特勒的言论自由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数百万犹太人惨死;当年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言论自由,导致前苏联陷入极权主义专制,无数人惨死;当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言论自由,导致中国腥风血雨几十年,其后陷入极权主义专制,中国人民长期生活于贫穷和恐怖之中。由此可见:邪恶的言论对国家和民众的危害极大!
  按西方正宗政治学设计政治体制,建立大选制度、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和文官制度的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同时以儒教约束政府官员,就能保障民权或人权,因此,不宜提倡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的提倡会导致官民分裂和对立。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表明:官民分裂和对立不是国家之福,也更非民众之福。
  我们相信:公平竞争的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能保障民生。民生主义的提倡会导致相对贫穷的人与富人的分裂和对立。富人与普通人的分裂和对立,也不是国家和民众之福。
  必须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戴季陶和蒋介石先生作过重大的修正。蒋介石是基督徒,也是儒教徒。
  假如孙中山先生当年坚持儒教、并大力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那么中国早已实现了宪政民主,也不会有长期的内讧、内战、以及后来的中共极权主义专制。当然,这个认识是过后诸葛亮的事后认识。今天,我们得到这个认识还不算晚。
  当然,中国读书人和民众都叛逆中国儒教,不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受马列主义的迷惑,这是导致孙中山先生失败的主要原因。
  总结二十世纪的教训,我们要在思想、文化上回归中国和西方正统的政教学说。中国儒教是中国的正统,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是西方的正统。今天我们从事政治活动,实现宪政民主,要纠正上一个世纪中国人民的错误。
  不能丢弃中国的儒教传统,并以美国为师,效法华盛顿时代的美国人,虔诚信仰耶稣基督,并信奉西方正宗政治学。是华盛顿时代的美国人奠定了今日美国强盛的基础,因此,我们要谦卑地以华盛顿为师。
  我们主张教权、政权和公共舆论权的大三权分离,在政权中,我们又主张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
  我张国堂是永恒天子和永恒皇帝,拥有教权、政权和引导公共舆论权,但这只限于我张国堂一人。由于我的肉身生命是必然要死的,我死后,中国的政教体制就与美国大体一样。我把管理政教学说的教权委托给教会,把政权委托给政府。教会和政府彼此分立,互不干预。总统和议员按宪法选举产生。等等。而从小接受张国堂学说的教化、并受圣灵感动和引导的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形成公共舆论。这就是教权、政权和公共舆论权的大三权分离。
  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是画蛇添足。对总统的弹劾权应属于行使立法权的议会。对议会的立法由总统批准后公布施行。最高法院也有权宣布议会的某项立法违宪。三权分立又相互制约是完善的。孙中山先生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提出监察权,实际上弱化了议会对总统的制约。与议会独立的监察院根本没有权威和力量监督总统。只有议会才有足够的权威和力量制约总统。对其他行政官员的监察由总统负责。也没有必要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再提考试权。对行政官员的考试,应由议会立法,由总统负责组织施行。由民众选举的总统和议员不必经过考试。竞选人之间的政治辩论,这就是考试。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从五层楼的窗口一步跳下楼落地,不死也是重伤。如果从楼梯一步一步地走下楼,却是安全的。因此,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权主义的政治革命和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一起搞的主张,是极其错误的。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导致无数革命者的流血牺牲。孙中山先生自己发动的起义暴动,总是是以失败告终,而且牺牲惨重。武汉辛亥革命之所以一举成功,是由于武汉的革命领导人拒绝了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而只搞“推翻清朝,创立民国”的政治革命。作为政治家,要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各类人士的心愿,要折中调和各方的利益要求,提出各方都不强烈抵制的政纲政策,去说服各方接受。要把大的政治目标分解为多个步骤,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对自己不能完成的步骤,要留给后人。
  我们总结孙中山先生的经验教训,是为了我们今天的民主运动。
  中共有枪、有钱、而且人多势众。我们无枪、无钱、也人少力弱。我们应该知道:只有宗教才能赢得人心。因此,我们要大力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复兴中国儒教,并普及西方正宗政治学,同时以共产党人的巨大牺牲和中国人民的血泪、苦难为证据论证马列毛主义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彻底否定中共的历史。中共的历史就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血泪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中共,并逐步提高我们的声望、扩大我们的影响。
  为了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也为了我们民运人士的出路,必须树立我张国堂的权威。否则,我们所有民运人士都必将一辈子贫穷卑贱,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妻儿。
  如果我们提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势必导致官民分裂和对立,导致富人与普通人的分裂和对立,就如当年孙中山先生一样,遭到中上层社会人士的强烈抵制。虽然胡锦涛等中共高官在口头上高调纪念孙中山先生,但他们心中更恐惧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就如他们表面高唱毛泽东思想,内心却恐惧毛泽东思想一样。
  官民和睦、互养互助,富人与普通人和睦、互养互助,是国家和民众之福。官民分裂和对立,富人与普通人的分裂和对立,是国家和民众的最大祸患。我们要追求国泰民安,要树立“人命关天”的理念。我们要告别孙中山先生,要打倒毛泽东,驱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推崇孔子、孟子和华盛顿。我们决不能走二十世纪中国的老路。我们要在张国堂学说的指导下,走基督作王的宪政民主的新路。
  此致
张国堂
2012年8月9日
 楼主| 发表于 8/10/2012 22:32:22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张国堂 的帖子

謝謝!
发表于 8/11/2012 01:19:06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我是徐文立 的帖子

楼主果然是文立兄吗?天易网竭诚欢迎民运领袖人物光临指导!
发表于 8/11/2012 01:24:21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张国堂 的帖子

“孙中山先生对洛克、孟德斯鸠的民主学说与卢梭主义的区别认识不清。他对卢梭主义的危害性也没有清醒的认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恶和危害也没有清醒的认识”。

请张老弟具体指出孙文上述认识不清具体体现在何处?!吾以为张老弟在此问题上很有信口雌黄的味道,恕我直言,其实张老弟自已并不懂西方政治学,仅是了解一些皮毛。国人,包括南郭在内,目前还没有人真正撑握了解了西方政治学的精髓与实质,民运志士应当谦虚谨慎学习!学习!!再学习!!!而非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发表于 8/11/2012 01:31:0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是徐文立 发表于 8/8/2012 15:40
回复 张国堂 的帖子

謝謝國堂兄!請注意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徐文立

吾以为中国自由宪政民主运动应当走恢复和重建由孙文和蒋介石开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最佳捷径,台湾的宪政民主经验,将为大陆走向自由宪政共和民主联邦体制提供最佳参照;“恢复和重建”当然并非完全复制,而是在其基础上广泛吸收西方最新理论和实务成果创新,这是一项需要细致扎实研究的工作,而非喊口号即能解决问题的事业。
 楼主| 发表于 8/11/2012 09:26:02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郭国汀 的帖子

謝謝國汀兄,是我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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