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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中国] 中國最適合君主立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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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8/2019 19:07: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陈泱潮 于 11/8/2019 19:27 编辑

中國最適合君主立憲制

                                              中華文化復興                                                                                                                           2016-04-17  作者:無名氏


                                                     
   
   中國近現代歷史錯過的三次崛起機會,君主立憲制,或稱「虛君共和」,英文 constitutional monarchy,是在保留君主的前提下,通過立憲,樹立人民主權,限制君主權力,實現事實上的共和政體的一種國家體制。

   英文的意思是通過憲法制約的君主制。

   其特點是國家元首是一位君主。與其他國家元首不同的是,君主是終身制的,並世襲。君主屬於一個特別的階層-----貴族。君主的地位從定義上就已經高於國家的其他公民(這是君主與一些其他元首如獨裁者的一個區別,獨裁者往往將自己定義為普通公民的一員,但他必須掌權為國家服務?為百姓服務?)。請注意括號里的內容,中國人最為熱心的就是這一點。

  君主立憲的最大優點就是把國家主權和政府職能一分為二,類似於現代的企業管理制度。即老闆並不參與具體的行政事務,政府的換屆不影響主權地位,國家名義上由君主行使象徵性權利,政治家行使行政權,立法權。君主不對具體的政府失誤負責,政府更迭不會引起社會和國家的動蕩,因為有君主的存在,權利不會出現真空。特別是不會因為君權的爭奪而引發整個國家的動亂,從而產生國體的改變。

   現在許多國家,包括最早實行資產階級革命的英國,仍然是君主制國家。歐洲的英國、挪威、瑞典、丹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西班牙、安道爾、摩納哥、列支敦士登;亞洲的日本、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尼泊爾,沙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美洲的加拿大(英聯邦成員,元首是英王)、巴哈馬、安提瓜和巴布達、巴巴多斯、伯利茲、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格林納達、牙買加;大洋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圖瓦盧、所羅門群島(澳新也是英聯邦成員國)這些國家的現實狀況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得出君主制特別是君主立憲制是個醜惡的制度呢?當然不能。

    從這些實行君主立憲的國家中絲毫看不出整個制度的不好。

    在南美的那些動蕩不斷的國家幾乎都不是君主立憲制國家。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國同英國。英國實行了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法國則把國王送上了斷頭台。在我們的歷史教課書中,英國總是被譴責的對象,而法國總是被歌頌的對象。但是徹底革命的法國除了讓很多人人頭落地實行了血腥的暴力革命之外給法國帶來比英國更加優越的東西麼?沒有。這兩個在當時旗鼓相當的國家的競爭不能說明君主立憲劣於其他的資產階級制度,相反倒說明君主立憲要更好一些。

   看看歐洲那些實行君主立憲的國家,挪威、瑞典、丹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西班牙。哪一個不是社會穩定和諧人民富足安逸令人羨慕的國家?

   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首先取消了沙皇的統治,十月革命更是徹底地從物質上消滅了沙皇,但是並沒有為俄國帶來光明的前途,而是更多的血腥。

   前蘇聯的誕生是今天俄羅斯這個舊時的歐洲霸主淪為一個二流的國家根本原因。

   加拿大仍然是英聯邦的成員,但是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國家之一。我們相鄰的日本也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日本雖然政治相對混亂,但是國家社會和經濟卻相當穩定。

    假如中國的政府出現那樣地頻繁輪動其結果不難想象。

    再看看幾個典型的國家,朝鮮,伊拉克,伊朗,古巴。哪個又不是共和制國家?

    二讀歷史是為了現實。讀中國近現代史我們更應該實事求是,不要再讓一個什麼名詞,一個所謂的民主自由的字眼等來迷惑我們的眼睛了。

   中國人歷來注重名實的爭論。但是我們常常是一葉障目,抱殘守缺,不為事實所動。也就往往坐失良機,永遠地失去機會。

   從清末以來的相關爭論到今天的民主和自由的定義,我們沒有在認識上得到些許進步,相反,幾乎都是自說自話,為自己的理論作一個旗幟上的證明。清皇的遜位給我們帶來了民主的自由還是國家的強盛?沒有。是幾近滅國的危地。

    康梁的「革命將給中國帶來分裂遭遇列強幹涉」的論調基本已被歷史所證明。之後我們現行過各種各樣的主義,也為了主義爭鬥了近一百年。

    但是,今天我們怎麼樣了?我們是應該感謝社會的進步,還是慨嘆世事的無常?

    近代以降,中國的仁人志士幾乎都把精力用在了名實的爭論和實踐上了,各種主義相互比拼,互不相讓。這是多麼巨大的浪費呀?

   是革命優於改良還是改良優於革命的討論,也從來都沒有超出自我界定的道德範疇。一邊是革命多麼高尚一邊是革命多麼的殘酷。革命者罵保皇黨多麼的迂腐保守,保皇黨罵革命者多麼的殘暴。他們所堅持的不過是一個黨派信仰,所行的也不過是一個黨爭鼓譟,根本沒有對於問題本質的認識。在沒有一個統一規則下的爭論最後只能流於形式上的道德界定。

    而革命的宣傳似乎更符合中國人的道德氛圍,價值觀,那種對現有秩序的破壞似乎更容易讓國人接受,革命得到了更廣泛的民眾支持。

   那麼君主立憲制比共和到底有什麼不好呢?唯一的「不好」就是明確了君主擁有對國家的主權,而且他們將世襲。第二點就是君權虛擬。正是這兩點導致了中國人對於君主立憲的難以認同,相互難以妥協。

    一方面,權力者對於權利的極端貪欲,使他們難以認同虛君共和這樣的制度。另一方面,中國人歷來強調大公思想,象天下為公,共產思想等等都有相當的號召力。從古至今,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對於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一直津津樂道,孜孜以求。然而,說穿了,那不過是野心家們利用的一個口號百姓的一個夢幻而已。他們打著「天下是人民的天下」造反的時候,也不過是為自己找一個道義上的根據,得到道義的同情。

   而近現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大興其道正好為造反家們的行為找到了一個瓜分富人世界的合理的根據。造反家正是使一己之私掛上了一個「天下為公」的幌子,把這個旗號順應中國人的人性狀態,從而為自己竊國而王找到合理的現實根據。

   這兩種人性樣態是中國社會的巨大的毒瘤,對我們現在的社會進步仍然是個巨大的挑戰和障礙。中國人的這種所謂的「大公思想」一旦得勢就變成了那種贏家通吃之類的極端自欲主義。他們在沒有權益時候,說權益是每個人的,他們得到權益時候,又總是不容許別人分享任何的權益,此刻就變成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了。

   我們缺少的就是西方的「我活人也活」的和諧精神。像什麼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一山不容二虎等民諺很好地說明瞭歷史和現實。

   歷史上,類似於洪秀全的太平天國的運動,就是因為是反對政府的行為就被現行的輿論賦予了崇高的地位。其實他們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對社會的貢獻上都沒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東西。他們不過一種當然的破壞力量而已。

   像這樣的人類歷史的破壞者,很多都被我們賦予了革命的象徵。革命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只要是革命的就是好的成為了我們的共識。因為中國階段性的統制者們總是在現實中以革命的手段來推翻現政權而生存。他的合理性就是革命的合理性。

   但是歷史已經逐漸顯明,歷史的所謂革命者,大多是現實的造反者,法制的破壞者,無論中外大多借助外力成為帶有分裂國家性質的集團勢力。對革命最為鐘情的蘇聯的列寧,中國的孫中山,毛都有意無意地借助外力在動亂中漁翁得利。

   三西方的世俗權利的法理基礎來源於君權神授。西方皇權的宗教合法性是世俗的合法性保障。所以,得到了形式上保證。西方的皇權的爭鬥幾乎總是在貴族中進行,也就是這個道理。

   一個草莽英雄通過造反白手起家的皇帝在西方簡直是難以想象的。而中國的內聖外王之道不但不能成為皇權的保障,反而是草莽英雄的一個精神寄託。

   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主要發展了法制,契約,國體;而中國只發展了忠君報國。歷史地看,中國人對於所謂的民主的認同更多的是名義上的認同,只是弱者對於強者的道義上的訴求,一旦權力在握,過去所倡導的民主的大旗就只剩下一個符號。這是一百年來我們必須得到的一個教訓。

   試想在一個連君主的位置都可能被隨意丟掉的社會中人們對於自身的危機感也就成為當然的思考。

   既然程序法律從來都不會保證我們的現實權益,強權也就成為人們追求安全的唯一保證。

   毛曾帶有總結性地指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就說明瞭這一點。

   這是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的總結。

   所以使用暴力奪取政權,用暴力和強權穩定政權成為一個被廣大的中國人認同的理念。

   這種理念的現實基礎不消除,這種理念的得勝,中國就永遠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穩定局面。

   任何一個優良的社會都一定是讓人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的。因為言論自由是民間智慧的直接渠道,是使政府與民間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政府與民間互動的平台。一個社會要保持健康,容許民間保持對政府的監督,保持民間智慧對政府的批評之聲是至關重要的。是使政府良性運作的根本的唯一的保證和出路。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的言論都不是沒有任何限制的,都會有自己的基本的底線。中國如此外國亦然。問題是,我們的言論到底自由到了一個什麼程度。是保持在一個對政府足夠監督力度的,使民間的呼聲得到上達的,減少政府失誤對政府的錯誤起到有效遏制的作用,還是攻擊一點不及其餘,為自己的私利張目,甚至是帶有企圖性的對國家的攻擊造成國家的動亂甚至分裂。

   美國可以批評總統,但是它的憲法不容挑戰,三權分立的建國制度不容置疑;英國可以責罵首相,但是國王的尊嚴不容踐踏。

   歷史發展來看,西方,宗教的威嚴不容挑戰,宗教在人們的地位至高無上,教皇的權威至高無上,世俗的國王幾乎成為了他的人間的代理人,法律主要來源於宗教。宗教是社會穩定的一個基石,是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底線平台。

   人們在宗教禁忌中成為守法公民的意識相當強烈。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中,無論是最早期城邦思想,蘇格拉底的政治觀念,還是後來的契約論,都是把法律作為一個公民的基本訴求。法律是制約世俗權利的根本。

   西方是由宗教而多元地發展來的。而中國在言論上的禁忌絕對少於西方,中國歷史上的言論相當自由,從戰國時代開始,中國從來都沒有發生過大面積的嚴厲的意識形態上類似西方的宗教迫害。但隨著歷史發展言論的限制越來越嚴格,禁忌越來越多,到了近代,文字獄成為幾乎中國獨有的嚴格管制言論的一個標本。

   中國是由多元而單一。作為一個缺乏宗教信仰的多民族的國家,地域遼闊文化複雜,我們沒有一個有巨大號召力的統一意識。每當新的勢力的崛起幾乎都無一例外的打著各種神聖的旗號,把一個信仰作為他們的旗幟。一旦皇權式微,所謂的信仰幾乎都成為分裂國家的一個工具。

   所以,皇權實際上是防止國家分裂的保證,是國家穩定防止動亂的一個象徵。

   就是現代的普選制度完善的民主國家,政府的換屆過程也是由議會作為保證的。議會的換屆和政府的換屆絕對不會同時進行。國家象徵,政府運作和立法程序表面上看總是互為犄角之勢,互相制約,但是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協調,互為保證的。

   中國國家和政府同出於皇權,中國的政府與國家一體,其基本界限難以界定。這一點和西方極為不同,如前所述,西方是有宗教作保障的,在西方很少有對王權爭奪的戰爭,就是這個道理。

   而中國沒有。一旦對政府產生質疑,其基本的建國底線------皇權就將危機,國家即皇權將隨著政權的垮台而倒台。整個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國家變遷的歷史。每次的皇權倒台都帶來了一個國家的滅亡和一個新國家的誕生。新的國家從來都不會繼承上一屆政府的遺產。國都要重新定位,貨幣要重新鍛鑄,官僚制度,軍隊體制整個進行徹底的改變。這是造成國弱民貧的主因。

   無論是元明清,還是兩個中華共和,他們誰會承認他們的前任和自己是同一個國家?所以,中國的歷史,不只是一個朝代更迭的問題,而是一個國家被另一個國家消亡了問題。所以,政府,即皇家政權,總是要限制民間言論對政府的議論,民間的對於政府的批評聲音總是要受到嚴格的監督。因為對政府的合法性的質疑就是對國家的質疑和挑戰,將會導致整個國家根基的動搖。每次的社會動亂都是伴隨著對於皇權的合法性的質疑。無論是當年的「黃巾軍」,還是洪秀全的「基督」,抑或陳勝吳廣的「陳勝王」的鼓譟,還是「十八子得天下」的說法,以及孫中山的恢復中華,現代的西方的馬列思想,每次的言論宣傳無不是從輿論上對於現政權----即國家、皇權基本根基的動搖,為推翻現實做出理論的鋪墊。所以,言論的開放成為歷代君王的一個大忌。言論也總是在國家的動亂中才更加活躍,思想也只是在國家的動蕩中才最為自由,新思想也只是在此刻才更有生命力。

   為什麼中國那麼強調忠君思想?為什麼有伴君如伴虎之說?說穿了,那個皇帝不好當,一個內聖外王之道的儒家思想怎麼可以阻止任何人對皇帝寶座的非分之想呢?反倒是給那些有此「雜念」人的一個啓發,一個道義上的根據,一個支持。那個不穩定的寶座才是中國社會動蕩的總根源。

   這一點在中國歷史的朝代更迭中已經淋灕盡致的給我們了一個清晰的展示。所以不是皇權的強大而扼殺民間自由和智慧,就是皇權式微社會缺少凝聚力猶如一盤散沙不成體統。這才是中國言論禁忌的根本所在。

   四觀察中國社會之變遷,每次的皇權危機都必然是社會動亂的開始。而每次的社會動蕩都伴隨著巨大的社會災難,給社會和人民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和損失。

   在王朝的更迭中有兩個特點。政權的腐敗是造成其統治失衡的根本,而腐敗的根本原因是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皇權尾大不掉,對於政府的監督失控。

   這裡面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是皇權既是政府的總代表,又是國家的象徵。皇權的一項重要職能就是對於官員的任命。政府官員只對皇帝負責。所以,一旦政權出現問題即危機到皇權的合法性。而皇權在行使政權的過程中,由於歷史造成的原因使皇權對政權的忠誠度總是表示疑惑,政治忠誠度也就成為官員品格的第一要件,甚至是唯一要件。

   蔣介石在應對羅斯福對其政府腐敗的批評時曾說:「娘西皮,我把他們都撤了誰替我打共黨?」很典型地說出了其苦衷。這是使權力失去監督的主要原因。因為政治的可靠性成為最為重要的官員要素,是區分內部和外部的根本。官員的黨派性即對於上級皇帝的忠誠度是他的基本素質,官員不具有國家屬性,只有派別性,他只忠於某個人而不是國家。官員的道德素質被降格到第二位第三位,甚至是再墮落的官員,只要他忠於上級就可以安然無恙,穩坐釣魚台。因為上級是他權利的維護者。

   所以,腐敗成為一個頑疾。在打擊腐敗的過程中,對於「忠誠度高」的監督就形同虛設。國家和皇權最後總是被所謂的「最忠誠」的官員送到了斷頭台也就成為必然。

   皇權弱化給新的野心家帶來了巨大的冒險機會,成為他們敢於鋌而走險的機會成本。從中原逐鹿,到周朝問鼎,從三國演義,到五代十國,從南宋小朝廷到民國的群雄割據,所謂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多少天下的豪傑在覬覦著皇帝的寶座?從街頭的算卦先生到教書匠,從市井無賴到討飯的乞丐,從王公貴胄到皇親國戚,中國的准皇帝們秉承所謂的內聖外王之道,可行的卻始終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教義。他們從來都不講什麼出身和地位。野心家們爭奪皇權的鬥爭就是百姓的深刻災難的過程,造成了社會的巨大浪費。無論是文人騷客,還是草莽英雄,世俗的高人,和遁世的隱士都參與到了這場紛爭之中。

   中國的國家是誰的?是強盜的,是強盜用槍搶來的。勝王敗賊的邏輯演繹了幾千年而不敗。歷史上,中國總在皇權與政權,皇權與軍權的猜疑中爭鬥,宋朝尤為明顯。這是它先天不足的一個典型反映。一個黃袍加身的外戚怎麼會對自己的地位有一個形式的保障呢?所以也就只好演繹一個杯酒釋兵權的把戲。整個的宋宗室幾乎在外族的干預中苟延殘喘,可以說是中國的整個社會的縮影,是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什麼時候皇權和政權的猜疑小,什麼時候就是中國社會良性發展的時機,反之亦然。

   五君主立憲的最大好處就是君主與人民通過談判使人民得到了權利,皇權通過憲政得到了制約,形式上有了憲政的大法保障。政府在運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由政府負責,政府的更迭不影響到國家主權的變更。它的基本理念是把程序作為一個根本的維繫平衡的基礎。在國家的運作過程中剔除暴力和強權的基素,把暴力作為國家的一個對外反抗國家侵略對內鎮壓分裂勢力的唯一特權。

   皇權象徵國家,但是不干預政權的運作,不參與政治紛爭。它可以在政權更迭的局面下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使國家不至於為了主權象徵的爭奪而產生內耗。使政治實力派可以安心於政治,努力經營政府的運作,不會再有什麼非分之雜念。皇權得到了形式上的保證,也不再干預政府運作,使政府運作真正在法律框架內,得到百姓的真正監督。

   君主立憲是一個最適合中國的體制,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發現一個比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的一個好制度。因為君主立憲是分權制衡的一個經典結構,對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多民族,地域廣,缺少統一信仰,文化素質相對偏低,參差不齊,只有強權才有號召力,很容易產生獨裁統治者的國家,君主的存在可以斷絕獨裁者的非分之想,使天下英雄豪傑都只能為國家的富強而在政府中盡力,不產生爭奪皇權的內耗。

   可以讓人們有所寄託,有一個以一貫之的恆定價值觀。可以保證對政府的足夠監督,使政府的和平更替成為可能,不會出現國家的動亂。任何一個一流國家都必須具有幾個基本條件。長期的社會穩定。言論自由度相對較高,使民間智慧得以強大,充分為國家利用。法律健全,可以保護人民的財產和權益不受任何非法的干預。政府由最為優秀的一批人來執掌,清廉公正。有高效的監督機制。人民的智慧可以自由轉化為資本。美國的腦庫對於美國的發展貢獻極大。好多企業的發展就是一個思想轉化為資本的完美典範。像基尼斯紀錄的創造者,微軟公司的Bill Gates 等等的發展都說明瞭這一點。中國所缺乏的就是這些最基礎的東西,我們現在缺少的是一個發展的平台,人民怎麼發展?在什麼基礎上發展?人民發展了又怎麼樣?怎樣誰可以保證人們的發展?

   我們需要一個建國的理念。一個恆定的價值觀。一個自由開放的思想體系。一個能夠充分保障人民言論的平台,使人民可以對政府自由批評,防止政府出現重大失誤。對政府的批評可以導致政府更替,而不會給國家帶來動亂。要想認同這一點,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在反思歷史的同時勇於承認歷史的真實。這不單包括政府和執政黨,也包括中國的普通百姓,自以為精英的所謂知識分子。讀中國近代現代精英們的主張,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暴力的津津樂道沒有超出暴力可以給中國帶來福祉的簡單邏輯。他們用來推崇暴力的基本邏輯也無外乎流血並不可怕的奇談怪論。他們往往宣揚現實的政權的腐敗可以通過暴力的革命達到一個好的政權的更迭。然而事實並沒有證明這一點。

   六近現代的中國,幾乎和歷史上的歷屆朝代更迭沒有什麼區別,仍然停留在衰落革命,再衰落再革命的循環上。如何使中國走上一個健康富強的國家,是百年來的一個嚴重課題,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在爭論中錯過了三次難得的機會。康梁的公車上書是第一個中國難得的崛起機會。歷史不會假設,但可以殷鑒後人。想當初如果中國人(皇權和革命者,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都能靜下心來互相妥協一步,中國就是一個嶄新的未來。可惜,當時的統治者慈禧不能洞察時勢,貪戀權欲,造成了一個永遠的遺憾。不但使中國失去了一個絕處逢生的崛起機會,把中國送到了戰爭頻仍的殖民國家,也使大清帝國的幾百年的基業毀於一旦,使愛新覺羅氏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江山。這個教訓是深刻的。當然作為一個以漢民為主的國家,滿清的統治有著先天的不足,也許正因為此,他們才更難也應該審時度勢,順應潮流,而不是得過且過。

   當然,如前所述,誰又能給滿清在心理上和外在形式上一個確實的保證?沒有。中國的幾千年的歷史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們對權力的貪婪也就可以理解。所以,當以漢族為主流的中國發展到今天也算是對整個民族一個報應吧。因為連皇權在一個革命的名義下都可以付之一炬的國家,普通百姓的權益又算得了什麼?

   當我們在1950年代以來,慨嘆我們的悲哀的時候,當文革別人可以隨便進出我們的住宅時,當我們的財產可以隨意被別人充公時,當我們動輒得咎,因言獲罪時,我們都不曾想過,是我們的祖先造的孽,他們從來都是火中取栗,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從來都不曾顧及任何別人的權益,更不要說是他們的後人了。正像杜牧所說,後人之哀也。

   七袁世凱稱帝是中國的第二次奮起的機會。袁世凱在中學歷史課本上是一個賣國賊的形象。對他的基本評價就是開歷史倒車。而且對袁的稱帝舉動歷史似乎已有鐵論,毋容置疑。那麼我想問的問題是,袁的稱帝行為什麼就是一個大逆不道的行為?帝制為什麼就是歷史的倒退?國人為什麼不能容忍他的這個行為?又都是哪些人在真正地反對他的稱帝?首先我們從道義上來看看他的稱帝行為。復辟和開歷史倒車緊密地聯繫著。似乎稱帝就是獨裁,就是中國的一個大倒退,是反民主反自由的行為。那麼袁世凱死後中國是不是就進步了呢?洪憲帝只維持了幾天的光景,洪憲帝垮台之後的共和中國比之民主自由了幾分?從黎元洪開始,中國總統和總理的寶座幾易其主,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我們除了外患就是內憂,何曾有過太平之日?更不要說取消了帝制就走上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了。而隨之而來的兩個中華政府又讓我們看到了什麼?百十年來,動亂並沒有隨著洪憲皇帝的死亡而遠離我們,而爭奪皇權的寶座鬥爭也從未停息。蔣毛的爭奪也不過是誰說了算的問題。和以前歷次的爭奪又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除了讓中華優秀兒女死傷慘重,造成了民眾的空前的浪費和災難之外又給中國帶來了什麼?真可謂兄弟鬩牆。結論一般認為,袁為了取得皇帝登基和日本簽訂了賣國的二十一條。我不想對整個結論作論述。我想要說明的是,91877事變又是誰簽訂的賣國協定?有人會認為如果沒有二十一條就不會有91877事變,真幼稚也。反過來說,如果袁世凱實行了共和我們就沒有二十一條了麼?從而也沒有了九一八和七七事變?歷史是現實的,他並不會因為我們的一個善意的理想而為之改變。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答案應該是明確的,台灣就是典型。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真正能阻止日本的似乎不是我們今天認為的合理性的一廂情願,恰恰相反。孟子曰,凡國之將伐必自伐也。中國真正的悲哀正是自己的動亂。

   袁世凱作為一個革命果實的既得利益者,滿清大臣,就像當年的趙匡胤對黃袍加身的擔心一樣,他所懼怕正是他的結果,在環有外敵虎視眈眈,內有革命者覬覦,不依不饒的鼓譟和眾多軍閥的威逼利誘的形勢下,袁世凱對自己的處境了如指掌。任何對中國歷史有個透徹瞭解的人都會明白,利用外部勢力,問鼎中原是歷史上一個不敗的樣板。中國當時的形勢異常危機,非常需要的是一位一呼百應的強人,一個歷代開國皇帝樣的君主,使國家迅速走上穩定局面,然而,各路「諸侯」哪個又是希望中國迅速穩定下來的愛國者?在當時,唯一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就是實行帝制統一號令全國。而不是什麼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所謂的輪流坐莊樣的所謂的虛假的「共和」。而當時用天下歸一來換取袁氏虛君共和也不是沒有可能的。「洪憲」是什麼意思?也許並非就是人們想象的那樣糟糕。那些獨霸一方的封疆大吏如果真的能為國家著想,就應該知道中國的急需是什麼?是為了一個所謂的口號而再開徵戰,還是為了大局聽令於中央,使國家馬上趨於穩定。

   今天的歷史已經證明無論是當年的孫中山還是後來的毛澤東對於日本的入侵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感,相反他們很敏感地抓住了這個歷史機會。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也不是無的放矢空穴來風。以當時國民政府每年都要撥給延安一定的餉銀來看,蔣介石的擔憂不是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那種只做道義抨擊,不管現實的激進派才是中國真正的災難。

   無論是袁世凱還是蔣介石,他們的江山怎麼看都不是一個穩定的局面。作為一個中國的領袖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勝王敗寇這樣的簡單的道理?面對那個寶座又有多少人虎視眈眈呢?袁世凱的悲哀就在於中國人對他的極大誤解,把他等同於賣國賊。

   孫中山利用日本作為基地反清也罷,討袁也好,和毛澤東會見日本的田中要感謝日本的話以及放棄所有的戰爭賠款,都應該作為給歷史重新定位的顯示。

   洪憲皇帝一登基就立刻引來全國一片的討伐之聲。我們看看那些討伐他的又都是哪些人呢?哪一個不是割據一方的大軍閥?一旦得勢哪個又會拒絕登上皇帝的寶座?這些割據一方的封疆大吏無不打著共和的大旗,哪個又不是封建思想依附魂魄實行著獨裁統治的一方霸主?他們既沒有使自己治下的臣民更加民主自由,也沒有讓資本主義的經濟得到巨大的發展使人們的生活有什麼本質的提高。他們不過借討袁使國家走向混亂讓自己多分一杯羹而已。沒有一個是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而呼而泣之人。

   袁世凱稱帝的失敗是自身實力與中國現實基礎和思想基礎較量的一個標本。它又一次演示了中國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為了皇權的爭奪必將走向極度混亂局面的現實。正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國權力階層貪欲權力壟斷達到頂峰,導致政治極度腐朽沒落的一個重演,預示著中國權力階層對權力壟斷的崩潰,社會的更大災難的來臨。它又一次證明瞭中國社會對於暴力的崇拜,企圖用暴力維持自己權益的社會現實。列寧和尼布爾都曾經講過的歷史地反諷將得到絕對證明。極度權欲壟斷的結果,導致了權力的極度分散和消解。它給中國帶來了近百年的陣戰征伐。而這一百年正是世界急劇變革發展的一百年。中國真正的落後正是從這一百年開始的。

   因為資本主義初起的年代,其圈地掠奪所發展的經濟時代是很容易給追上的。美國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而以頭腦開放為代表的新時期的腦本時代才是使中國真正落後的根本。而中國在極度動亂,極度自由的年代終於迎來了極度的禁錮。社會由極度動蕩導致了極度穩定。思想由極度開放,進入了極度封閉。中國也由人才輩出導致了萬馬齊諳。這就是歷史的真實。

   八當中國動蕩了近百年之後,終於讓又一位強人抓住了命運的咽喉,毛澤東的出現絕非偶然。在一個積弱已久的中國毛得到人們的巨大歡迎也是民心所向,順理成章。蔣介石與毛澤東的根本區別就是毛比蔣對中國的現實更加瞭然。毛深刻地研究了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鬥爭,對中國人又有更深刻的瞭解,他對於農民的認識和利用達到了一個頂峰。毛在很早就把自己的經歷轉向了農村,在農村中尋找自己的同盟。毛從來都不相信所謂的民主和自由,那不過是他鬥爭的一個口號和手段。毛最懂得輿論的重要性,而蔣介石相對於毛更多地帶有市民特徵。這和他長期在城市發展受過現代教育並改信基督與宋美齡結合都有關係。

   所以在蔣統治的時代,中國出現了很多的反對派的旗手,也發展了文化的多樣化,並使輿論的開放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也正是這些才是真正斷送他的大好河山的根本,並最終使自己在大陸的統治走到了盡頭。而毛通過思想統治使自己的指令得到了迅速地傳達,使自己成為中國的第一號強人,迅速地控制了中國的混亂局面。毛消除了混亂的思想,破除了舊有的雜念,使他的革命理論深入人心。

   「他戰勝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為它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卻恢復了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俗人,卻把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的宗教解放出來,但又把宗教變成了人的內在世界。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但又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鏈。」

   毛澤東在中國是第一個坐上了准宗教聖壇的政治家,成為中國人心靈的支撐。毛在精神上徹底地征服了一個幾乎沒有真正宗教信仰的人民。毛作為中國的精神領袖,一呼百應,使一盤散沙樣的國民終於走到了一起。毛的號召可以攻無不取戰無不勝,它有著巨大的建設力量,也有著巨大的破壞力量。毛最適合的位置就是精神領袖。毛在一生中說出了許多真理性的言辭。但是作為治國的綱領就勉為其難,甚至是災難性的。

    比如最簡單的「為人民服務」之類的道德說教如果作為人生的一個最高追求,那當然是非常美好的,可是要作為普通公民的生活准則其結果就可想而知。所以毛絕對不適合作為一個治國的政府首腦行使行政權力。

    其實毛本身對此也有深刻的認識。毛在五十年代提出了一線和二線。毛在當時受到了來自於黨內同志和黨外知識分子的強大壓力。從高崗到彭德懷再到劉少奇,黨內的鬥爭一次比一次尖銳。可惜,無論是在黨外的知識分子,還是黨內的高級幹部都天真地以為關於革命的性質已經解決。他們甚至天真地認為中國甚至要用現代的民主思想來治理國家。他們錯誤地把中國等同於並高之於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天真地以為馬的主義真地是一個最為先進的思想理念,是使自己的國家走進天堂的聖經。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有意無意地還在幻想著西方的議會憲政思路。但是沒有一個人瞭解毛的心思。哪次的鬥爭不是圍繞著權力核心的地位問題?哪次鬥爭不是毛對於自己地位穩固的猜忌?毛在延安時期就對於黨內的對自己的權威有威脅的勢力進行了空前的打擊。在62年就曾經指著彭真對美國作家斯諾說過,中國需要權威。

   毛曾說,黨內無黨,帝王思想。為什麼黨內無黨就是帝王思想呢?想來毛非常清楚當時中共的思想狀態,和國內的基本形勢。毛難道希望黨內有很多的派別麼?顯然不是。毛所希望的就是黨內的制衡力量的出現,也就是說毛知道怎樣的狀況才是他希望的中國狀態。毛最為擔心的是什麼幾乎決定了中國的命運。當毛打出中國的赫魯曉夫的招牌時,沒有一個人提出毛的終身地位問題。毛打倒劉的原因已經昭然若揭的時候,當毛在黨章中提出要讓林彪成為他的接班人的時候,很多人在夢想的現實中夢想著未來的幻境。可惜劉少奇雖然親自提出了毛澤東思想,並在行政上已經取代了毛澤東,作為黨的二號人物已經成為國家的首腦,林彪雖然把毛捧上了天被毛欽定為接班人,並在黨章中加以明確,他們卻都參不透毛的真實心思。難道毛會如此大公無私地大樹特樹他人威信貶低自己麼?從毛的歷史可以得出這個結論麼?當然不是。以至於最後,他們死無葬身之地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

   毛究竟對他們難以容忍些什麼?從毛的二線到林彪的地位被寫進黨章,從廬山會議的再到廬山設立國家主席我們究竟從中可以理解的是什麼?毛連萬歲都可以讓他的臣民喊出,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說明?可惜他們都被所謂的馬列主義所誤而不自拔。終於導致了中國的空前危機和動亂。政治間的博弈根本上說是個利益的平衡。人對於自己危險的認識,是政治穩定的基礎。毛的所謂的馬列主義以及對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等的批判,歸根結底不過是一個政治理論上的保證而已。而所謂的信仰在政治利益面前不過是一塊道德的遮羞布。

   所以獨裁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個對自身利益的評估。哪個對自己更有利哪個就是一個准則。所以政治家的利益首先是要和他領導的人民趨於一致。在中國當時的現實條件下,保證毛本身的利益就是在保障全國人民的利益。讀整個中國近現代史,我們最應該記取的教訓就是,我們的利益是建立在保證別人的權益基礎之上的,沒有別人的權益的保證也就沒有我們自己的權益。妥協是保證我們自身利益很重要的技巧。

   如果在五二年中共就提出君主立憲,以毛的威望一定是眾望所歸。那麼用一個虛君共和的形式,換得毛對於政治權力的干預權,使毛體面退出具體的行政行為,並對自己的地位問題得出具體穩定的預期,專心於他的理論建樹和政治文學幻想,中國就將走上另一條道路。

   當時的中國的狀況有目共睹。無論是共黨內部的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張聞天,還是黨外人士,當時中國的一大批有能力人,他們都是可以使中國走上一個富強大國的崛起之路的。因為,中國將不會因為皇權的紛爭而導致國家的政治動亂甚至分裂,而且中國的政府也將是世界上最為廉潔的政府,最有活力的政府,最得民心的政府,監督最為嚴格的政府,人民也是最為團結的人民。而君主立憲在政治上也給那些海外的所有願意中國富強,和中國友好的國家在政治上找到了和解的路途。那將是國之幸甚,民之幸甚。

   悲乎,我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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