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天易网 返回首页

樊梨花的个人空间 http://home.wolfax.com/?119706 [收藏] [复制] [分享] [RSS]

日志

波澜壮阔的86学潮。64的起源

已有 1028 次阅读1/8/2017 00:44 |系统分类:历史

1986年初菲律宾人民反独裁、9月28日台湾成立反对党的消息,震醒了沉睡的大陆。

1986年11 月下旬,在安徽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中,中国科大党委未经任何民主程序就指定了合肥市金寨区人民代表科大选区该校的3个代表名额的6名候选人,而且不许大学生和研究生与官方的候选人开展竞选。学生们说:既然提倡民主办校,就不应该压制自由竞选。科大的学生对党委的无理压制异常气愤,他们找到著名的改革派健将、科大副校长方励之。

方励之鼓励学生们说,宪法保障了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学生们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合法的权利。方励之还说,学生们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11月30日,校园内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从而揭开了86学潮的序幕。

12月4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8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讨论好久。有好多人说突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真正的自由选举就是一个突破口。前不久青海省人大会议选举省长,结果钦定的省长几次都选不上,因为代表不投他的票,这表明民主意识的抬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连起码的民主都不懂;他发表文章说,中国人大开会的表决的票数是3千比0,这比美国51比49要民主得多”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会被收回。”他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不断被听众的鼓掌和喝彩声所打断。在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后,学生们要民主、要自由的决心更大了。

12月5日,中国科技大学的1500名学生,忍受不了学校党委对人民代表选举的包办,在方励之副校长的鼓励下,走出宿舍,在校园游行。学生们高呼:“还我民主!”“还我自由!”“要求自由选举”等响亮的口号。科大学生的大无畏行动,立即鼓励了合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的学生们。1下午1 时,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

科大游行示威的学生们派出代表,到合肥各大学串联,大家决定,在“一二.九”运动纪念日那天,举行各校大学生的联合游行示威。

12月6日,台湾增额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顺利结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两党竞选。结果,刚刚成立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获得了22%的选票。台湾两党和平竞选的消息,再一次鼓舞了安徽的大学生们。一位科大的研究生说:“过去老说国民党独裁,现在台湾有了反对党,而我们连基层选举都由共产党一手包办,我们太落后了。”

筹备游行的大学生说,人家台湾都能两党竞选了,我们这里的选举还是由党委一手操纵着,我们连自由选举基层人民代表的权力都没有,我们不能再忍耐了。

12月9日,是“12.9”运动51周年,合肥市寒风凛冽,来自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3千多名学生,不畏严寒,有组织地排着队向安徽省委大楼进军。大学生们高呼:“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不自由,毋宁死!”“民主选举政府”等口号。游行队伍来到省委大楼前,学生代表纷纷发表演说,抨击专制制度、抨击贪官污吏、要求政治改革。学生代表还把要求民主选举的请愿信递交给安徽省委。2000 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整个游行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安徽省委也未派出警察镇压。安徽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的党委,在游行前曾对学生们进行了劝阻,但未能奏效。这一天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

1986年12月5、9日,武汉三镇的大学生们两次上街游行,并冲进省政府大院。他们呼喊的口号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我们要民主!”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事件。

1986年11月5日,湖南师范等院校的3500名师生因该校教师被殴事件,走上街头,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示威。12月9日,富有民主传统的湖南师范学院和湖南大学1500余名大学生,在长沙市举行大示威,抗议省人大代表会的不公平选举。游行队伍高呼合肥、武汉大学生们相同的口号:“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12月16日,深圳大学有上千学生到市区游行示威,抗议校方颁布的二十条守则,守则规定学费上涨并实行等级收费制(根据学生在上学期的成绩分为三等,收取不同的费用)。在深圳市区游行的队伍,也同时高呼“还我自由”的口号。游行队伍中个别人还拦截了汽车。

1986年12月17日,西南响起春雷。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等院校的2000多名学生,高举“民主万岁”和“自由万岁”的标语牌,在昆明市举行示威游行,并进军到云南省委大楼。昆明学生的游行,与官方操纵省人民代表大会基层代表的选举有关。

12月20日,2000多名广州各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呼喊“要求民主”的口号。游行自下午二时发动,晚十时结束。广东省委的领导人被迫接待了游行的学生代表。

12月17日,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起而响应。原因是美国一摇滚乐团来上海访问,当局“安排”乐团和大学生联欢,一位未经当局批准可以“共舞”的女学生,在邀请下和外国人跳舞,当场被拉了出去并被打伤。这引发了上海学生抗议。

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的校园内,贴出了一批富于鼓动性的大字报。

12月7日,上海同济大学校园贴出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游行的大字报,提出“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大字报号召上海各大学的同学应“向安徽和北京的大学生学习”,走上街头去争取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同济大学的大字报,特别对11月份校方私下圈定的所谓“学生劳动模范”的做法表示不满。学生们说:“我们不能再蒙在鼓里,我们要有发言权!”同济大学贴出了《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的大字报,号召19日走上街头。

10日交大开始有零星的大字报出现,至15日之间,大约出现了校方撕扯大字报之举,学校有沸腾之势。约在15日,学生提出要上街游行,并要联络各高校协同行动;并有人私自打电话给美国住上海领事馆,透露了将要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消息(定于19日)。

12月18日下午约2时许,上海市长、1955年留苏派人物江泽民害怕上海卷起风潮,来到交大劝阻。事先听说他要来,大礼堂里挤满了几千学生。江泽民一到交大就对学生说:“你们不要摆出这种架势来,我们什么场面没见过?!”他指着台下的一位学生说:“解放前我也闹过学潮,那时的市长吴国桢坐在我这个位置,我就坐在你这个位置。我是理解你们的。”他拍桌子:“打电话的人给我站出来”(指打电话给美国住上海领事馆者)!然后,他开始向学生做工作。但他只要讲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台下就一片嘘声。秩序十分混乱。江讲话平淡冗长,一位学生喊:“不要啰嗦!”江很生气,问这位学生:“你叫什么名字?你敢出来,敢上来吗?”广播里传出市长问学生的姓名,不少人为这个学生担心,怕秋后算帐。但这学生却从容地走上台来,问主持人:“我可以讲两句话吗?”主持人说:“你可以讲三句话。”这位学生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请大家尊重市长。”第二句:“请市长讲话简短些。”第三句话,讲他的姓名、住址和联系电话。他的举止引起了全体鼓掌。接着学生们一个一个地上台发表看法。学生们先后上台演讲,批评社会主义制度。到下午5点半,江得到了讲话机会。他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民有、民享、民治’……”学生们打断他的讲话问:“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说:“这是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在1863 年11 月19 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你们在场的同学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的全文?”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这时,江泽民抑扬顿挫地背出了全文,学生们惊诧得目瞪口呆,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江泽民反过来教育学生:“40多年前,我在(扬州)中学二年级就学过林肯的这篇演说,能全篇背下来。你们很年轻,只知道西方民主的皮毛,而不了解其实质。”学生相当不满,场上嘘声不断,辩论会从下午2:30持续至晚上7时过。会上有学生提议定15日为交大学生民主日。当时有三台录象机现场录象,并牵引有线广播至会场外供交大全校收听。江泽民没能阻止学生于次日上街。

18日下午1:15左右,同济大学近千名学生高举“民主自由人权”、“起来吧,热血青年”等标语(白地黑字)来到复旦,用一位现场旁观的教师的话说,是“串联复旦一起闹事”。队伍在校门口被阻,复旦校门紧闭。时值上课时间,不少同学正匆忙从宿舍往教室赶,教师员工也都要进入校内,便被堵在了同济游行学生的后面,而大门的里头,却是几百名复旦学生在旁观,起哄,当时复旦党委书记林克在现场。约1:30过,大门敞开,学生们似乎是胜利了,一涌而进,在复旦园内(宿舍区)篼了一圈回去了。当晚,复旦广告橱里明显地张贴了几张大字报,有不少学生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游行的事。九时过后,气氛更加严峻,各系的辅导员、党总支连夜召开学生座谈会,作思想工作,劝说学生次日不要上街。更多的学生聚集在食堂前看大字报,人越来越多,此时大字报也越贴越多,明确提出了次日(19日)下午1:00在上海外滩市府前集中示威。这时的大字报内容多为攻击学生会,指斥学生会日常行径的贵族化;攻击学校教育制度,如称学生会、指导员、考试制度为三座大山,等等。

19日凌晨1、2之间,昨晚贴出的大字报均被保卫处和学生会撕去,但天蒙蒙亮,又一批大字报出现在广告橱上,更有目击者把学生会、校团委撕大字报的某些人的名字具体的诉诸大字报,同时再次号召下午前往市府请愿。(永遇乐)千古江山,“英雄无觅”,袁世凯处,民主自由,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宽松宽容,人民做主,纯系子虚乌有。想当年北大代表,被穿小鞋如鼠。亿万同胞,蒙赐人权,赢得双手黄土。十余年前,望京犹记人民惨遭屠!可堪回首,假民真主,一片群魔乱舞。凭谁问,青年醒矣,尚能欺否?(南乡子)民主有怀何处是神州,满眼民主俱是愁,往往来来多少事,悠悠不尽人权付东流。压制有无头?空喊民主几时休?热血青年齐声吼,NO!NO!!我们不是刘阿斗!这是两首传抄甚广的词作,颇有天安门诗抄之盛况。这两首词是第一批贴出的大字报之一,被撕之后,又有人重写重贴。

12月19日中午,复旦、同济、交大和华东师大等校2万多人走上街头,游行到市政大楼。学生们的游行井然有序。复旦大学的学生们以校旗为先导、以班级为单位,每班都有领队人,整齐地走出校园。市府前大道两边整齐地站立着刷刷两列武警。6千学生并举行了静坐抗议。他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民主”、“自由”、“人权”等口号。学生代表在市政大楼前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要求新闻自由和选举自由,高呼“江泽民出来”,高唱《国际歌》。

在市府前稍事逗留后,学生们沿福州路前往人民广场(场地宽阔)。学生主要是同济、复旦、上海大学等学校的。沿途有众多的市民围观。整个福州路满满当当,人数不下于3万人。15时半左右,队伍出福州路与早在人民广场的交大等几个学校的学生会合。交大的学生至少5千人,有一面校旗。他们是由学校团委书记带队,秩序极好。人已挤满了一半广场(据说可容纳十几万人),而一半的人是围观的市民。16:15,广场已被封锁,大学生可凭学生证进入,而外人不得入内。17点多,各高校都已派校车到人民广场接本校学生回校,接走了不少人。也有不少人留了下来。他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江泽民出来”与学生对话;二、借扩音器。学生们以“对话”、“喇叭”等短语为口号不断呼叫。同时不断有学生翻越铁栏(大会堂前是一圈铁栏,铁栏内是一溜武警)。有一学生当场晕倒,被铁栏内的武警抬上车送至医院。后来市人大借口广场的高音喇叭早已拆除,借与学生一辆公安局的宣传车。各高校的代表轮流上去发言。17点多的时候,同济代表提出四点要求:一、市府承认学生示威游行是正义的;二、市长与学生直接对话;三、公开报道学生运动;四、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这四点要求被列为本次运动之最低纲领。最高纲领为“自由、民主、人权”。

学生的要求没有结果。18:30,广场的学生开始游行,沿西藏路、南京东路、外滩大道,约19:15来到市府,又开始了长时间的对峙。19日夜的气温是零下4度,且在黄浦江边,条件比广场恶劣得多。这些学生多半是中午就走出校门,晚饭一般都没吃,可谓挨饿受冻,有市民买好面包成筐地抛进学生队伍里;而且同济、交大等校800多名学生携带大衣、棉被、面包前来声援。23时,外滩被封锁,市民不得入内。20~24时,副市长叶公琦等与学生代表谈判,没有取得成果。江泽民深夜接见学生代表,劝他们返校。

20日0时,学生们获知,市长有5点建议,其中答应了学生们提出的四点要求中的第一、四条,并由宣传车播放江泽民与学生代表谈话的录音(录音机是学生们带进去的)。

20日凌晨3时,叶公琦付市长代表江泽民讲话,强调学生返校,并不断广播。由于学生的二三条要求不被同意,谈判陷于僵局。黄浦江边的学生们不断地呼喊“如实报道”。

凌晨5:30,公安局发布一号二号公报,由市府大门上方的一个高音喇叭不断广播。预备清场。一号公报援引《宪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理条例》、《城市交通规则》的有关条款,敦促学生们迅速离开外滩现场。“我们郑重地提醒游行队伍的代表和组织者,应当承担起你们的责任,劝说和带领同学迅速返回学校。行人和无关人员立即离开现场。”二号公报则强调“现在在外滩确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来煽动同学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二号公报当天张贴到各高校,送至每个系每个年级。上面有江泽民六点意见:一、学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赞成现在这种游行方式;二、只要遵守法律和法令,市政府和学校不做处理;三、“新闻单位是人民的喉舌,党的喉舌。他们的报道原则是维护人民之利益,维护安定团结,有利于改革开放。只要符合这个原则,新闻单位历来都是会报道的”(现场录音中江泽民的原话是:充分尊重新闻界的意志。出入很大。)四、“……如果长时间聚集在交通要道,必将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市民对此会是十分不满的。”五、不受“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六、返回学校。

清晨5:45,清场开始。5辆满载武警的大卡车开进外滩,一时间,探照灯、照明灯全部打开,在学生头上乱晃。2000 多干警强行驱散学生,把稍有反抗的学生押上卡车。发生了数起暴力事件,甚至有一同济的女学生被抓住头发倒拖十余米之惨状。6:30,清场结束。交通开始恢复。被押上卡车的学生大部分被送回学校,部分在公安局里填表后被释放。

20日早上9:45,同济的学生由学生会带领,几乎倾巢出动,开往外滩。消息迅速传到各个高校,源源不断的学生涌向外滩、人民广场。学生总数估计达十万之众,盛况空前。上海市内各主要干道的交通几乎全部瘫痪。警察的“镇压”并使大部分市民的同情转到了学生方面。此次学运达到了高潮。中午的外滩,已是人山人海。谈判仍在继续。对方是人大付主任。而学生代表却是分散的,谁都可以当代表。人民广场象一个口袋,学生开来了,它封锁起来与市民隔绝,市府采取磨的战术与学生消耗时间、精神与勇气,使你自觉没趣与无聊。

政府吸取教训,警察相当克制。但谈判仍旧没有结果。在广场的几句口号是很有趣的:“江泽民,你错了,我们不原谅你了!”“江泽民,你错了,你改过来还是好孩子!”“民主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人民广场,震撼着市政大楼。学生们派出代表,与市长江泽民会谈,向他提出了四点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新闻自由;承认学生游行为“合法行动”;保证游行者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江泽民答应了后两者,但对前者表示不敢负责,要上报中央。要求未获满足,学生们义愤填膺,他们准备筹划更大规模的游行。

12月21日,黄浦江咆哮了!上海各著名学府的10万名学生,涌上街头,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大约有5万多名市民和工人伫立在街道两旁,向游行示威的学生们欢呼。上海工人参加了示威行列,青年工人成批成批地涌入人民广场,与学生并肩而战。工人在人民广场上发表演讲,他们说:“学生们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要求!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来临了!”他们呼吁举行全市性总罢工。学生领袖一个接一个地在人民广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他们号召:我们再不能做奴隶了!晚上更贴出了大字标语呼吁总罢课,以采取更进一步强硬的措施,给市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数百名学生游行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高呼口号,把他们的正义要求传向全世界。学生们的这个举动,是对官方封锁示威新闻的强烈抗议。

自19日开始,人民广场和上海市政大楼前,日夜都是万头钻动,人声鼎沸,场面极为壮观。这完全是自发的行动。不承认这一点就根本无法解释十万大学生涌上街头这一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有可能被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利用,但它决不是被“一小撮人”煽动、被“一小撮人”引诱而产生。正如胡适博士所说:“不论在什么国家,只要政治不上轨道,只要政权不能和平转移,只要缺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政治改革的责任就永远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青年人易激动,无须为妻子儿女着想,敢冒争斗之险而追求理想;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出于纯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是出于自然的动机。”所谓的“一小撮人”的说法,是专制君主的政治权谋。它在每一次学运中都成为官方对学生们的警告。在寒风凛冽的人民广场,只见大批警察已将广场团团围住,不许市民与广场上正在示威游行的大学生接触。其时,连著名的《世界经济导报》都接到招呼,只许发纯经济方面的文章。

上海的风暴震惊了中南海。中央命令公安部长、留苏派阮崇武连夜赶到上海(阮曾在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学习)。阮崇武、江泽民调兵遣将,派了上千名警察,阻止人潮涌入人民广场。混乱中,学生曾和警察发生冲突。12月22日,上海市委称,有31名警察被学生们打伤。而学生领袖们说:是警察打伤了学生,而非学生打伤了警察。

22 日到23 日,同济、交大、复旦、医大、华东化工等20 多所高校学生连续上街游行,高呼“还我人权”、“还我自由”、“严惩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全市交通一度瘫痪。22日上午上海师范大学在淮海路大规模游行,一横幅有路面宽。23日上午市府、市教委派人到同济大学与该校5千学生会面、谈判,没有成效;下午同济学生在四川北路游行。上海的大专院校的学运领袖们于12月23日正式组织起来,成立了“上海大专院校联合民主促进会”,还拟在各大学成立分会,协调整个上海市的民主运动。

12月22日,南京3千余名大学生上街游行。南京大学和南京航空学院等院校的学生们,扛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标语牌,与上海和北京的学生相呼应。人们高呼:打倒专制!23日杭州学生游行。南杭两地学生都试图扒火车来上海。

12月24日,3千名大学生在天津市举行了自文革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示威游行。


首都大学生冲击游行10条

北京在1986年12月1O日就开始响应南方的学潮。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从外电听到合肥、武汉的学生行动后,大为振奋。12月11日,北大校园出现了署名“中国科技大学‘民主斗士’”和“北大生物系”的首批大字报,赞扬合肥市学生争取民主的运动,赞扬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同志的大无畏精神。大字报号召北大学生发扬“12.9”运动的革命传统。12日后,更多的大字报贴到学校的布告栏上。一张署名王纪刚的大字报,明确要求首先在中国大陆农村举行民主选举,然后在城市举行民主选举。

自北大于12月11日贴出大字报之后,北京市委立即处于战备状态。市长陈希同要求各高校层层设防,试图把学生们压住。由于受到校党委严厉压制,北京清华大学的部分学生不得不于12月20日南下上海,与上海学生串联,一起游行。

23 日,清华1000 多人的游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到人大时队伍发展到3000 多人。12月24日,北京大学生终于突破了校方的封锁,走上了街头。下午6时30分,4千名清华大学的学生聚集在校园,高唱“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演讲的学生号召学生们冲出校园,用实际行动支援合肥、上海的学生。学生领袖们还要求选举产生独立的学生会。接着,大约1千名学生游行到北京大学,一部分学生游行到人民大学,进行串联,鼓励学生们走向天安门广场,学生们边走边呼:“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为了制止游行,12月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10条,对游行示威作出了种种限制。例如游行要事先到公安机关申请登记。学生对这个规定十分不满。规定公布后,全市很快有两万人登记申请游行。12月29日,北师大学生上街游行,先去人大,再去北大。同日,北大出现了《元旦大游行,进军天安门》、《去天安门者注意》、《首都学生大联合,元旦10时天安门前集合》等大字报和标语。12月31日,在北大、清华、师大等高校,出现了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提出:“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在新年元旦。中午12时开始,下午5时结束,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1)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2)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3)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4)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1986年底格外的寒冷,新年前的天安门广场更是一片冰封,那是为防止北京学生到此集会,而故意泼水所致。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北大1986年终晚会上,刘刚表示,不能任由政府随意践踏人权,应当用行动表示。

1987年1月1日,北京严寒,干冷干冷,广场实行戒严。为了对付学生到天安门集会,政府已经组织了3600 名优秀少先队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为了祖国的美好的明天”的主题集会。下午1 点钟,数百名大学生在历史博物馆西北角,按照预定的暗号,突然打出了横幅,高喊“取消10 条”、“反对暴政”、“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下午2点左右,警察当场逮捕了53人,其中有33名北大学生,刘刚在其中。

消息传回各大学,群情激愤,在校园内掀起了抗议活动。警察的摩托车围着北大等校巡逻。激怒的北大学生,保持出奇的镇定,他们沉默地等过了下午,等过了黄昏,等过了晚饭时刻。下雪了,越下越大…,警察以为学生被吓住了,决定撤走。趁警车刚刚撤走,就在元旦的深夜,北大、人大等数千名学生,冒着鹅毛大雪及零下20度的严寒,突然出动,冲出宿舍,冲出校门,一路高呼:“不许抓人!不许抓人!还我同学!还我同学!”呼声叫醒海淀居民,呼来沿途更多的参加者,自由民主的口号声振动山河,震撼人心。2 日凌晨1 点30 分,队伍走到甘家口,北大副校长沙健孙追上队伍,向学生进行广播讲话,告诉学生被扣同学已返回,希望他们返校。团干部、学生骨干也多方做工作。警察也组成“劝说线”进行阻拦。但仍有400 多名学生突破警戒线,于3时30分游行到天安门,于5点30分才乘学校租来的车回校。1月2日凌晨,33位被捕的北大学生安全返校,全校同学在南大门欢呼,把他们像英雄一样高高举起。北京的元旦游行使全国18 个省市、28 个城市的高校出现了大字报和集会游行,连拉萨也出现了大字报。随后几天,中共继续声称这次学运受少数人利用。因此,北大学生在元月5日焚烧《北京日报》。

紧接着,胡耀邦因此被迫辞职。

1985年价格双轨制改革,引发了所谓第一次“经商热”。国有企业用计划外原材料增加产量,增产的产品不实行价格控制,直销市场,产销完全市场化。这样就在计划经济里面派生出了市场经济,生产资料价格也就出现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双轨制。市场供应趋紧时,两种价格形成的价差不断扩大。以1987年云南省电铜为例:国家统一出厂价格为每吨5,500元,云南省定出厂价格为每吨6600元,最高销售限价为每吨10560元。这也就是说,某人有关系,从电铜工厂买出1吨电铜,转手卖出去就可以赚钱3,960元(10,560元~6,600元),如果倒卖一万吨,就赚3960万元。再以云南省名烟为例:1987年,国家决定放开13种名烟的计划价格,即大幅度提高市场销售价格,每箱出厂价约在4500元,而到市场至少翻一倍以上,即赚4500元;如果能批一万箱,那么也就赚4500万元了。这样的暴利不能一个人吃,而是有好几个人吃:某人从烟厂批出一万箱,他并不提货,而是在宾馆中就把批条倒卖好几次,每人吃一些,只有最后一个人才真正把烟提出,批发给零售商。那时,昆明市平常有上万人在做烟生意,一部分人通过名烟的价格双轨制,而发了大财。以煤炭为例:1988年上海吨煤计划价70元,市场价120元,实际到手价200元,福建为300元,海南为400元;而生产基地的计划价格就更低:当年山西地方矿吨煤坑口价仅20元,中央矿吨煤坑口价不过27元。一吨盘条钢,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600元。商品越短缺,价差就越大。这样形成的价差,仅煤炭、钢材、电力、粮食四项即达741亿元。市场炒作最初限于实物,倒煤炭、倒铝锭、倒钢材、倒粮食等等。以后,批文、指标也成为倒卖物件。比如,国有土地的使用存在批地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因而抢夺政府的土地批文成为获取高额价差的关键,只要拿到批文,转手即可获得数十上百万元批文转让费。

官员与厂商勾结起来劫掠社会财富。政府官员以出卖审批权为渠道,参与和助长倒买倒卖,因而被称为“官倒”。1985年,全国有各类“官倒”公司大约32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1986年还有17万家。到了1988年6月,又陡增至40万家,仅国务院各部委开办的公司就有700多家。1988年底,中央及各地党政军群机关及附属事业单位所办从事倒卖活动的公司近30万户(包括分支机构则近50万户),从业人员达4088万多人,占第三产业劳动者总数43%。


胡和立曾估算: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 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 年上述三项价差达3569 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1988年全部控制商品价差1500亿元以上,利(率)差(价)1138亿元以上,汇(率)差(价)930亿元以上,加上税金流失、地租流失、进口许可证体现的价差等,共占当年国民收入40%左右。其中70%流入官倒腰包,成为暴富!一时间“官商、官倒”的腐败成为民众不满的焦点。


邓小平一家在抢夺国有财产中首当其冲,无恶不作。无法准确地核估邓朴方的巨大财富。康华——“官倒”第一暴富。1984年9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中国康华有限公司,邓朴方任董事长。基金会投资600万元,外加三道金牌:①中央计委拨付500万美元外汇额度,②经贸部给予出口经营权,③财政部税务总局给予免税待遇。公司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所获利润,1985年997万元,1986年1756万元,1987年2200万元,应交税金3056万元全免。这就是“小康华”。这一举措无疑向各级权力机构开放绿灯:均可以此为榜样,不惜代价成立官倒公司劫夺国民财富。小试牛刀后,1987年,邓朴方请示中央,并游说十余位中央级老人,欲建轰轰烈烈的“大康华”。1987年6月总理李鹏批准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领导,特批免税待遇。注册资金2亿元,实投1.2亿元。前石油部副部长、前冶金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前煤炭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前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韩伯平任总经理。凭藉国务院的行政背景、邓朴方的政治后台、退休官僚的裙带关系和经济上的优惠待遇,大康华发展迅速,一年后已拥有二级公司58个,三级公司113个,多数从事流通领域经营,倒买倒卖。包括倒卖外汇,逃汇套汇;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偷税漏税。由它带动起的这场搜括国家财富的台风猛刮,物价随之猛涨,生产形势猛落,财政收支猛紧,生活指数猛增。国民财富如滚滚浪涛,涌进党政军群商私人腰包。当时民谣唱道:“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卖彩券,是指邓朴方当总经理的康华公司为残疾人募捐而谋个人私利。“六四”后,邓朴方不得不转为低调,淡出康华,此后一直专任残联主席。邓大公子所拥有的财富不减反增,残疾人基金会成了他的私人钱库。


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因为1988 年彩电供应极为紧张,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一倍以上,弄到一台计划价格的彩电到市场上卖,可以赚上千元,但据新华社陕西分社调查,赵的儿子最后没有倒成。


民谣还唱:“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此外,地区之间经济封锁、经济割据,并且开展“经济大战”。当时原材料短缺,为了不使本省的原材料外流,在地区在边界上封关设卡。一些蚕茧产地的政府,还请武警、调民兵,用县、乡、村三级联防的办法,实行严格的边境检查。统一的市场被分割,全国整体优势得不到发挥。


在官倒大肆活动的1985-1989年物价上涨指数为8. 8%、6%、7.3%、18.5%、17.8%,大大超过前6年平均为2.8%的水平。严重通货膨胀意味着对平民的经济剥夺,生活水平必然严重下降。职工工资虽然在1979-1984年增长较快(带有补偿性),但1985年后实际工资又在下落,乃至国有单位低工资状况仍未改观。特别是脑体倒挂问题迄无改变迹象,“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成为时尚讽刺而流传。1988年“两会”期间,刘刚曾组织王丹等10余名学生携带工具,到天安门广场为全国人大代表擦鞋,既讽刺这些代表,又揭露真实的社会关系。1988年北京大学一青年教师贴出《卖身启事》,甘愿以5万元价格卖身入赘,以取得赡养父母资金。另外一件事是北大研究生会的“公开信”:十来位研究生提出“从教育改革入手”,来表达政治参与的愿望。由于通货膨胀的侵害,农民状况也趋恶化。这从官方资料就可看出:1985-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从7.8%下落为3.2%、5.2%、6.4%、-1.6%,以后一直未能恢复到1985年增幅。1988年胡启立就坦承,中共政权的官场腐败已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8年,更不用说现在了。1988年11月胡耀邦引民谣说:坚持社会主义无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坚持党的领导无力量,坚持马列主义太抽象。


极权制度是腐败的最肥沃的土壤;不公开不透明的办事规则和办事程序,是对腐败最全面最严密的保护伞。这里,首先是领导制度问题,其次是公开性透明度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次讨论廉政建设,1989年2月14日,全体一致达成共识,决定首先从公开办事制度和公开办事结果入手。这样,既能直接推动廉政,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建设民主制度,有利无弊。1989年2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对外经济贸易公司的通知》。


1989年北京学生游行中高呼“官倒官倒,不打不倒”就申张了民众心愿。北京大学学生1989年4月18日于天安门广场宣布的7项要求,其中的“反对贪官污吏”、“国家领导人及家属的年薪及其他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就表达了民众呼声。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提出的口号更是明确要求“官倒曝光”、“惩办贪官污吏”、“反对通货膨胀”。此时,民心得以表达、释放,直达高层。学生提出反官倒,反腐败,只限于反对将权力作为商品出售,要求废弃这一范围的权力滥用,使权力遵守规范,不得越轨。它没有反对中共所有特权,并不危及中共执政地位。应该说,这一要求的有限性使它能够得到最广泛的群众,包括那些闭塞的、资讯缺乏的、与政治最少牵涉的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因而保证学生运动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共基层党员痛恨官倒者颇多,上层也不乏清醒者,他们认识到官倒不治,危害甚大。因此,学生的反官倒呼声也得到这部分党员同情和一定的支援。八九民运所以能一呼而起,奔腾澎湃,与所提要求的广泛性和群众性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它的主要经验之一。5月10日上午,政治局开会,建议人大常委和各界人士广泛协商,把学生和群众最关心的反腐败问题提到议程上来。当天下午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立即准备,从6月20日起专门为此举行人大常委会议。然而,人民的反腐浪潮被邓小平镇压了。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回复 樊梨花 1/8/2017 00:45
有人说。89.64不能算是民主运动。因为当时主要是改良。 此观点错了。86民运就是要求竞选,反对政府包办选举。这就是民运。此运动导致胡要邦下台,胡死后,学生借机游行,要求为胡平反,反腐败 反官倒。平反就是复活86民运要求。邓小平说,反腐败只是陪衬,它们要颠覆一党专政。多数人只是要求平反即改良。但戒严后,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办就是要搞多党制民主。可惜晚了,被镇压了。 当年许多游行示威者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做了高官来维稳了。 那时,黎鸣先生呼吁多党民主,批评传统文化。64后,他拜起老子,也是他思想的大倒退。

facelist doodle 涂鸦板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评论 登录 | 注册


站内文章仅为网友提供更多信息,不代表本网站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也不构成任何建议。本网站仅为网友提供交流平台,对网友自由上传的文字和图片等,本网站
不为其版权和内容等负责。站内部分内容转载自其它社区、论坛或各种媒体,有些原作者未知。如您认为站内的某些内容属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络并进行处理。
关于我们|隐私政策|免责条款|版权声明|网站导航|帮助中心
道至大 道天成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联系我们|天易综合网 (Twitter@wolfaxcom)

GMT-5, 9/19/2017 06:39 , Processed in 0.052570 second(s), 12 queries , Gzip On.

Copyright 天易网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 2009-2015 .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