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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不忘初心”意味着什么?

已有 905 次阅读11/20/2017 08:01 |系统分类:时事

太子党曾庆哄、斤平都是北京101中学的校友。1999年春节,先后走访武平县、上杭县、长汀县等地,探望了已故军头刘亚楼、陈丕显、杨成武的家人,其中还特意慰问了曾庆哄的母亲邓六如的家人。同年年底,又陪同曾出席古田会议70周年纪念大会。在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时,曾兴致勃勃地边看边念当时入党的规定:不吃鸦片不赌博。在一旁凑趣说:现在我们的入党条件是不是可以加一句:不练法功。把肉麻当有趣,以此显示他对打击法功政策的全力支持。

 

在曾的大力提携下,200210从福建省省长的位置上,直接调到浙江当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并被推荐给了江。2003年,刁任浙江书记,便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到嘉兴瞻仰红船接受革命再教育,显示他是忠心耿耿的接班人。所谓红船,即一大在南湖召开秘密会议时的那条船——当然习参观的是后来的复制品。另一方面,他亲自主导了震惊中外的萧山教案。当时,萧山的家庭教会自行兴建大教堂,刁派军警拆毁,多人遭殴打而且多名长老被抓捕之后判刑。

 

有一张照片:江在细读一幅书法,在旁边陪读,默默不语。他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时,只要江到上海,他每回都必去看望江。2004年,绵恒被查出肾癌,在上海摘除了一个肾。陈良宇竟然没露面。不久,江带着儿子到杭州养病。据说,在4个月里,陈良宇没有去过杭州探望。却格外殷勤,每天向江嘘寒问暖,豪爽地用珍藏80年的茅台酒,招待江全家一行。这酒一瓶零售价就是8万元人民币,他们一宴能喝几个8万尚不知道,反正不会自己买单。江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度过。江在上海期间,习每两周一定会从杭州奔赴上海,说是看望老人家,向江讨教与汇报。于是,江决定重用

 

陈良宇垮台后,20073刁调上海,在走马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在媒体上出现,不是去浦东新区视察,而是率领上海党政军领导班子瞻仰中共一大二大会址。他表示:中弓诞生在上海,这是上海的骄傲;我们有幸在上海工作,既感到十分光荣,更倍感责任重大。他宣称,这次参观是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缅怀党的丰功伟业。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北京听的——“尽管我在表面上十分西化的上海工作,但我的一颗红心始终不变,中南海的元老們才会对他放心。

这套讨好顶层的做法令人作呕!


十年后2017又到上海一大会址宣誓,6个肠胃陪他宣誓:“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意味着不忘本、不忘祖宗。说明:此人僵化,固步自封;所以,才有“两个30年不否定”,不能否定他的毛祖宗和洋祖宗,以便死后好向马克思报道。


网友说:“不忘初心”到上海宣誓!其一大就是苏联人在中国境内策划的颠覆民国的组织活动!不忘初心就是不忘苏联干爹的恩情,不忘他们今天的锦衣玉食是靠血腥暴力获得的,不忘他们的父辈是在谎言、欺骗、暴力、无耻的教诲中把“江山”打下的,不忘共产组织就是宰割人类的所谓先疯队组织,就是永远不给中国人以自由和民主。这是在向全国公众示威!公然践踏人性底线的卑鄙行为,也是在向世界展示他们为所欲为的独裁政权的优越性……


无法无天是攻裆的本质,马克屎的“两个决裂”就是要与现存所有法律决裂!劣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法无天!所以,他们谈法治永远是欺世盗名!刁的“领导一切”违宪!宪法没有说“领导一切”!难道人们吃饭穿衣都要领导批准?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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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0/2017 21:05
1917年俄罗斯在发生"十月革命"后的10年中陷入内战,出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驱动等原因,多达30万人卷入革命和反革命大血雨腥风之中。
俄罗斯历史学者认为,布尔什维克得到许多外国人的支持,而参加反共势力的外国人则更少。这些所谓"红色外国人"当中数量最多的是匈牙利人,其次是拉脱维亚人,排在第三的就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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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1930年代开始就讨论和研究外国人在俄国革命中作用问题。显然这是个对苏联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布尔什维克既然能够得到大批国际主义者的支持,自然就很难想象他们得不到自己人民的支持。
从苦力到红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有大批华人在俄罗斯,因为战时经济需要更多任务人,而中国有富余劳动力。中国外籍劳工不仅进入俄罗斯,而且为协约国工作。法国就雇佣了15万华工,英国雇佣了5万华工。
Памятник погибшим китайским бойцам图片版权ILIAS FARKHUTDI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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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阵亡中国将士树立的纪念碑
战争结束时候,俄罗斯帝国的部长会议解除了在远东使用外籍劳工的禁令,诸如在顿巴斯,修建摩尔曼斯克铁路。在斯摩棱斯克省, 2万华人被雇佣在森林伐木。为了加快让中国劳工到来,他们允许他们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进入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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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郭尔松教授(Vladimir Korsun)说,中国人总是以勤奋,精细,清醒着称。华人洗衣店提供高质量廉价服务而广受欢迎。
在大战爆发的时候,约有15万华人在俄罗斯。在整个战争期间,不同的估计说,俄罗斯有多达50万中国人,其中包括所谓的"中转者",即那些要去欧洲工作,但因为发生革命被困在俄罗斯的华人。
当俄罗斯新政权同德国缔结和约时,俄罗斯就不需要这些华工,于是大批华工回国。约4万华工离开,但当俄罗斯陷入内战,所有人都在拼命挣扎求生存的时候,里面也有许多中国人。华人必须经过跨西伯利亚铁路原路返回才能到中国。但是他们沿途会不断遇到红军和白卫军。
从乌拉尔到西伯利亚的通讯和交通不畅,令大批华工被困在俄罗斯面临饥饿。为了生存,这些华人开始组织起来。圣彼得堡的数学教师刘泽荣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并担任主席,他们从中国政府得到路费,从人民委员亚历山德拉·柯伦泰那里得到了食品和免费车票。
刘泽荣的父亲是被沙皇从中国请去俄罗斯种茶的师傅的儿子。他后来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名义参加了共产国际,成了共产国际里的第一个中国人。
列宁在刘泽荣的请愿书上批示说:"就我而言,我要求苏维埃机构和权力机关向你们尽可能提供帮助。"
Китайские партизаны (фото из книги М.И.Губельман Борьба за советский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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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说,在苏联内战期间约2-4万中国人参加了红军方面的作战行动
战斗到最后一人
尽管如此,在1921年仍然有约12万中国人在俄罗斯滞留。为了生存,这些华人就必须要选边站队,于是他们许多人加入了红军。
在莫斯科和伊尔库茨克,红军中开始成立由中国人组成的国际支队。不久在各地的红军里面都出现了中国支队,连或团级单位。平均每个中国军团由500人组成。历史学者认为在不同时期在俄罗斯为红军作战的华人有2-4万人。这些人的故事也大量出现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
例如,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关于这些红色中国人的描写。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短篇小说中也描写了中国人参与俄国革命的故事。
苏维埃著名的军事领导人亚克将军(Iona Yakir)在回忆录中说,中国人很稳定,作战时互相帮助,视死如归,"中国人会战斗到剩下最后一个人"。
大名鼎鼎的秘密警察机构"契卡" (全俄肃反委员会)中也有许多中国人,他们主要在行刑队和保卫队中。波罗的海舰队的总司令Alexei Shchastny元帅被判枪决,但水手拒绝执行的时候,来自国际支队的中国士兵处死了这位海军元帅。
历史学者郭尔松说, 据白卫军Kutepov第一志愿兵团的情报指称中国人特别善于对俘虏和平民使用各种酷刑,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人一般不愿枪决神职人员,但是中国人则毫无顾忌。但郭尔松认为,内战暴行虽然同中国人有关,但他们不是始作俑者,他们对于神职人员和其他俄罗斯人没有个人恩怨,他们只不过忠于职守,这是中国人的特点 。
Владимир Ленин выступает в Москве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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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列宁的卫队中有70个中国人,其中有沈阳来的李富清
据白卫军将军Turkul回忆,在面对大批红军进攻时,白卫军用炮火轰击,然后发动骑兵冲击,他们抓了1500个红军俘虏。但是就在他们的骑兵追击布尔什维克的时候,突然队伍发生混乱,因为他们遇到了一营中国人。那些中国人蹲下射击,让白卫军骑兵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将近1/4的骑兵被射伤或打死。
攻占冬宫?(处于革命的核心)
虽然还没有确切的文件证据,但也有证据显示中国人参加了革命党人进攻冬宫行动。而中国人参加莫斯科战斗是不争的事实。在1917年10月,260名革命者在那里被杀,他们被埋在了靠近克里姆林宫墙外的公墓中。死者当中有两名中国工人,一位姓张,另外一位姓王,他们都来自"Explorer" 工厂的图西诺国际支队。
圣彼得堡的斯莫尔尼宫曾经是布尔什维克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后来列宁曾在那里办公和居住。保卫斯莫尔尼宫的拉脱维亚步枪营中也有中国人组成的卫队。这支莫斯科政府派去的部队被重新命名为"红军第一国际军团",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列宁和其他重要领导人。
俄罗斯学者郭尔松说,"第一国际兵团保卫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领导人,里面约有70个中国人"。他说"强权者喜欢让外国人负责自己的安全,特别是他们感到不安全的时候,因为外国人没有根系,没有利益攸关和亲疏问题,他们知道一旦政权倒台,他们会首先被清算。过去法国的国王由苏格兰人和瑞士人保卫,非洲独裁者喜欢让朝鲜人和古巴人保卫自己。"
这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卫队由亚克将军领导。来自沈阳的李富清进入"契卡"的卫队后担任过斯莫尔尼宫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卫士组组长。
刘泽荣图片版权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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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在莫斯科组建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刘泽荣1949年后成了中国外交部的一名顾问
李富清后来回忆说:"我们在斯莫尔尼宫值班几天之后,看见一个人身穿黑外套,头戴羊皮帽,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快步走进房子。我们挡住了他,他和气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这时一个警卫军官走了过来,命令我们举枪致敬,这个人点了点头、笑了笑,走过去了。后求,我们的军官告诉了我们他是谁,原来他就是列宁。"
李富清他们第二次见到列宁时,列宁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说他们是中国人。列宁随后对他们说,情况虽然不能尽如人意,但只要消灭了白卫军和干涉者,建设起一个繁荣的国家,生活就会真正美好了。列宁还告诉那些中国人,中国也发生了一场革命,总有一天中国人民会赶走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到那时,中国也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后来苏联形势严峻,列宁的卫兵被调到南方同邓尼金作战,李富清随卫队开前线在骑兵中任一个侦察班的副班长。1924年列宁逝世后,正在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的李富清作为学生代表为列宁遗体守灵。
资助中国革命
"十月革命"后"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泽荣曾经直接对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说,"中国的出路在于按照苏维埃模式建立共和国",还建议派革命者去中国。
中共的创始人李大钊写道:托洛茨基将俄罗斯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导火线, 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在列宁倡议下协调世界各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在苏联成立。之后共产国际不断派遣布尔什维克穿越白卫军控制的西伯利亚到达中国。这些人携带资金去帮助中国革命。
许多时候共产国际不是直接把钞票送到中国,而是派特工携带便于携带的珠宝和钻石,便于越境走私到中国。许多时候这些珠宝被藏到特工的鞋跟里。
Советское консульство в Шанхае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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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俄罗斯领事馆100多年都位于一座建筑内,那里曾经是沙俄帝国的领事馆,革命后成为苏联的领事馆 (上海,1927年)
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斯塔索娃提问说共产国际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皮革。共产国际在一封1919年的答复信中说"亲爱的斯塔索娃同志,我们需要这些皮革做成垫子隐藏昂贵物品,主要是钻石。为此我们需要很可靠的人。"
1920年布尔什维克在上海成立活动据点。次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召开,宣告了中共正式成立。莫斯科派人参加中共党代会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27年。
"十月革命"后30多年间中共革命迅速发展最后建立红色政权,而最初在"十月革命"中显身手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有跻身中国革命的前沿。
1917年在莫斯科组建中华旅俄联合会,并成为共产国际中第一个中国代表的刘泽荣在苏联内战结束后回到哈尔滨人市政官员,1930s年代先后在北京和西南联大担任俄语教授。1949年在中国外交部担任条约委员会法律顾问,并主编了《俄汉大辞典》。
苏联内战后曾经给列宁当过卫士的李富清被反赔到顿巴斯当翻译。1930s年代他回到军阀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开小饭馆谋生。1949年李富清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炊事员。
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当时主要受制于南部和西伯利亚西部的白卫军首领高尔察克和控制外贝加尔的哥萨克首领格里戈里·谢苗诺夫,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征去俄罗斯的华工在革命后被困在俄罗斯,当中许多人参加了红军,也有被征入白卫军作战。
远东的冒险家
据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回忆,在他被赶出紫禁城寓居天津期间,格里戈里·谢苗诺夫曾鼓动他出钱资助他招兵买马,在满蒙地区建立反共基地,帮助溥仪"反赤复国"。除了溥仪和宗社党,谢苗诺夫主要得到了日本和美国的支持。
俄国革命前是哥萨克上尉的谢苗诺夫有一半布里雅特蒙古血统,能流利使用多种语言,包括卡尔梅克,布里雅特,喀尔喀蒙古语和汉语。革命后一直在外贝加尔,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活动,寻找资助,招兵买马,壮大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当时东北官员认为谢苗诺夫军队内有许多华人冒充俄罗斯兵。
爱沙尼亚图片版权TEMT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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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沙尼亚如今已经破败的罗曼·尼古拉·马克西米利安·冯·恩琴·史登伯格男爵(疯子男爵)的祖居
俄罗斯资料显示在谢苗诺夫及其搭档恩琴伯爵的部队当中约有一万中国人。但是这部分人成分复杂,除了华人,更多是来自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外蒙古和内蒙古东部的蒙古人。
苏联档案解密(上):还原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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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谢苗诺夫,就必须要提到他的搭档"疯子男爵"恩琴。爱沙尼亚德裔贵族出身的恩琴男爵在沙俄军队中因为作战勇敢,对敌人残忍而被人称为"血腥男爵"和"疯子男爵"。恩琴对蒙古传统习俗着迷,在远东哥萨克部队服役中已经能够熟练地讲蒙古语。据说恩琴还能讲汉语。
他和谢苗诺夫在白卫军首领汪格尔男爵指挥的哥萨克部队中服役时结下战斗友谊,两人共有的浓重的东方情结使他们日后在外贝加尔和满洲的军事冒险中结为搭档。
满洲招兵买马
1917年圣彼得堡发生革命后,在满洲里驻扎的一千多俄军哗变陷入混乱。当时的东北军阀对是否解除俄军兵营武装犹豫不决,这个机会被在边界另外一侧同满洲里相邻的达斡利亚的谢苗诺夫和恩琴抓住,使他们从无到有,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武装。
谢苗诺夫先到满洲里同中国官员谈判,诈称自己在境外握有重兵,可以替中国当局解除武装。得到中方授权后,在境外的恩琴只带了马弁,武力胁迫车站官员带了一列货车赶到满洲里。几个小时,三个人就将两个俄军武装连缴械,并用列车拉走了1500急于回家的被缴械的俄罗斯军人。
Поезда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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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革命后内战期间红军和白卫军铁路互相争夺连接俄罗斯和中国的西伯利亚铁路
缴械成功为他们赢得了中国当局的支持。1918年初恩琴和谢苗诺夫往来于哈尔滨,满洲里等地,寻求各方支持,并在海拉尔的俄国人居住区招兵买马。据说恩琴经常以少胜多,以1/3的劣势兵力解除俄罗斯革命党士兵的武装。
谢苗诺夫武力壮大后成立了"满洲里特别师",其中半数是布里雅特人,其余由哥萨克和外蒙古和内蒙古人。虽然他们在外贝加尔地区同苏维埃军队作战中败多胜少,但仍然给中国的溥仪和企图恢复满清的宗社党,蒙古的八世哲布尊丹巴(博格达汗)及蒙古独立势力带来莫大希望。
他们积极招募满洲的喀尔喀蒙古人,巴尔虎人(内蒙古呼伦贝尔蒙古人)还有喀喇沁人(辽宁和兴安盟的蒙古人)。当时的东北土匪横行,地方武装林立,许多新兵都是熟练的游击战士。恩琴还帮助喀拉沁的泛蒙古主义领袖富升阿训练军队。
1918年8月谢苗诺夫和恩琴出兵外贝加尔地区,在国际势力帮助下赶走了那里的红军。参战的外国部队有主要由美国人组成的"西伯利亚远征军"和流落到西伯利亚地区的捷克兵团。谢苗诺夫在军事胜利后在赤塔建立政权,成了外贝加尔地区的独裁者,恩琴成了贝加尔湖东部达斡利亚地区的司令长官。
泛蒙古主义
1918年在谢苗诺夫支持下,在达斡利亚和赤塔两次召开了泛蒙古主义大会。1919年谢苗诺夫在赤塔召开泛蒙古大会,宣称要建立一个统一内外蒙古和布里雅特蒙古的"大蒙古国",让外蒙古第8世哲布尊丹巴活佛担任国家元首。
1918年参加大会的内蒙古,外蒙古(喀尔喀)和布里雅特人还派代表去参加提出"民族自决"原则的巴黎和会,但在巴黎和会上受到白卫军领袖高尔察克和中国代表的阻挠。
Harbin Railway Station. 1898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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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哈尔滨。在1920s年代哈尔滨当时就有10-20万"白俄"(1898年俄国人建的哈尔滨火车站)
统治西伯利亚西部,首都在鄂木斯克的白卫军统帅高尔察克得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被认为是俄罗斯合法政府。但高尔察克与谢苗诺夫关系紧张,双方部队为争夺西伯利亚铁路控制多次剑拔弩张。
传统的保皇党人恩琴对对蒙古代表赴巴黎的计划嗤之以鼻,他支持恢复蒙古大汗国,而以民族自决原则建立民族国家的主张违背他的信仰。
1919年9月泛蒙古运动内部发生分歧,谢苗诺夫部队中1500喀拉沁人哗变。哗变者一度控制了装甲列车,经过两天激战,谢苗诺夫调动了哥萨克,布里雅特蒙古军人和更多的装甲列车将哗变部队镇压。喀拉沁人富升阿也被打死。
在西伯利亚东部独揽的格里戈里·谢苗诺夫似乎醉心于建立一个自己登基做格里戈里一世的新王朝,而恩琴则执迷于恢复蒙古大汗国,并以其作为根据地征服欧洲地区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两人开始分道扬镳。
1911年末第8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从满清王朝独立宣布自己登基为博格多汗。1919年安福系军阀徐树铮率兵占领蒙古取消独立。
宿命和失败
经过数次失败后,1921年恩琴率由哥萨克和蒙古人组成的骑兵师终于击败了占领大库仑(现在的乌兰巴托)的中国军队,扶持博克多汗复位。
"疯子男爵"恩琴被博克多汗册封为亲王,在不长的时间里成了蒙古国的实际统治者。当时恩琴利用奉系军阀和安福系军阀的矛盾,积极联络东北军阀张作霖争取支持。因为恩琴攻陷库仑后对中国守军大开杀戒,恩琴在满洲里到俄罗斯代理人波果代耶夫对张作霖谎称因为库仑中国兵营有200个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防止扩散赤化,不得已而杀戮。
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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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契卡捉获,穿蒙古袍,佩戴一战沙俄勋章的恩琴男爵。
在北京政府命令张作霖武力驱逐盘踞蒙古的恩琴白卫军时,张作霖迟迟不采取行动。传闻说张作霖在沈阳同谢苗诺夫和日本人达成秘密协议,协议规定白卫军和日本承认张作霖控制满洲,张作霖承认白卫军控制蒙古。
1921年恩琴挥师北上进攻俄蒙边界地界的恰克图时候被击溃,后其部队被逐出库伦(乌兰巴托)。他8月被红军捉获后不久被契卡以反革命罪处决。
据说"疯子男爵"恩琴有一段谢苗诺夫安排的政治婚姻。文件显示恩琴在1919年8月在满洲里娶了一个只有19岁的中国贵族的千金。文件记载女方俄文名字叫艾莉娜·帕芙罗夫娜。据说该女子能操英语和恩琴沟通,来自有教养家庭。
不过当时许多白卫军认为恩琴取了孙中山的女儿。据恩琴的传记作者詹姆士·帕默尔解释,可能当时的白卫军官兵除了孙中山,并不了解多少其他中国人名;另外一种可能是,孙中山滥情,也许有私生女也未可知。无论如何恩琴男爵通过这段婚姻取得了一个中国的爵位。据说他会经常同中国人和蒙古人提到他的中国爵位。
据波兰旅行家奥森多夫斯基回忆,迷信的恩琴对蒙古占卜深信不疑,据说他离开库仑去攻打恰克图时已经知道自己大限降至。但神秘的占卜术并没有让恩琴看清其试图恢复大蒙古复国和罗曼诺夫王朝的计划不过是在席卷欧亚的革命洪流中的一场无谓挣扎。
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卫军虽然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但政治结构松散。其中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二月革命的支持者,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也有像谢苗诺夫和恩琴这样保守的试图复辟君主制的军事强人。1922年俄罗斯各地的白卫军被有高度组织的红军肃清。俄罗斯内战结束后,反布尔什维克的白俄运动持续在海外发展,中国的哈尔滨上海直到二战结束以前一直是在远东白俄反苏活动的主要据点。
回复 樊梨花 11/21/2017 22:27
习匪头是说谎欺骗的下三流货色,不诚实,贪污生活腐败。启用造反派,是陈云文盲地痞帮派的人。
领导一切,是违反宪法的,宪法没有这个话!难道我们吃饭穿衣都领导批准吗?可见,刁毛语言反人性反人类  当我们的一切都被党领导了以后,我们和机器人和奴隶,什么区别?一党专政本来就是黑社会!无法无天!哪里正义的法?  梦国洗脑部
        所谓的宣传部,本质是洗脑部,以电视、网络、报纸、户外广告等进行全方位的洗脑愚化工作,是花梦民所纳的税反过来帮梦民洗脑,因为洗脑很有技巧、经常以电视剧、电视节目、歌曲、文艺作品、电影、假新闻等形式洗脑,所以梦民们被洗了脑也不知道,被奴隶主们卖了还要从心底里感激奴隶主们。
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09:59
国家应加大对穷人财产权的保护力度

作者:关敏

人们通常认为财产权是指物权,以及由物权衍生和转化的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即资产权。但往往忽视最基础、最重要的劳动财产权。对自身劳动力的绝对所有权意味着:人身仍是财产,只是自己的财产,决不是别人的财产,而且是不可让渡的特殊财产。劳动财产权是穷人最重要的人权。

一.圣经强调保护穷人财产权

在关涉到人身财产权的地方,人们可以从圣经发现如下内容:犹太人的法律与《汉漠拉比法典》的规定相比,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给希伯莱人做奴隶比给巴比伦人做奴隶幸福得多。在古代希伯莱时代,奴隶无论出于哪个民族,都被视为与希伯莱人同样的地位,每7天可以休息1天。“六日你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出23:12)。凡奴隶之逃亡者,先推定其受到了主人的虐待。而在巴比伦,奴隶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可言,也不享有7天中休息1天的权利;至于奴隶逃跑,仅仅经过主人证实后,可以割掉奴隶的一只耳朵。“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利未记25:10)。在这一年,那些卖身为奴的人要全部得回自由,出卖地业的人要重新得回自己的产业。社会公平在这一年就会得到一次有效的调整,使社会经过50年的贫富分化后,再经历一次公平的调整。

圣经中不仅在每隔50年的禧年有这样的对于基本生存资料的土地有调整,在每7年末的安息年中对于人身自由也有这样的调整: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事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信仰一神论宗教的犹太人社会不允许有奴隶制度的存在,这是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传遍罗马帝国并最后征服罗马帝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财产权实质上就是生命权。一个穷人仅靠可怜的一点财产活命,如果还会被任意侵夺,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圣经对于掠夺或侵犯他人财产(尤其是穷人财产)的行为是加以谴责的。“如果人偷了牛或是羊,无论是宰了或是卖了,他必须赔偿,以5牛还1牛,以4羊还1羊。……所偷之物,无论是牛、是驴,或是羊,如果发现在他手中仍然活着,他必须双倍偿还。如果有人在田间或葡萄园里放牲畜吃草,任由牲畜到别人的田里去吃草,就必须拿自己田间最好的,或自己葡萄园中最好的赔偿。如果火烧起来,烧着了荆棘,以致把别人堆积的禾捆、竖立的庄稼,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须赔偿。……任何争讼的案件,无论是为了牛、驴、羊、衣服,或是什么遗失了的东西,如果一方说:‘这是我的’,这样,双方的案件就要带到审判官面前,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双倍偿还给他的邻舍(《圣经出埃及记,第22章》)。

然而,中国的古圣孔子对穷人的财产权却漠然视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几只羊就是一家人安身立命的依靠;羊被偷掉了,一家人的生活就陷入了绝境。可见,儒家一直是以压抑或牺牲民间弱势者的正当人权和宝贵生命为代价的。

二,亚当.斯密强调:劳动自由或经济自由是最神圣的人权

近代以来,奴隶制首先在西方被禁止。法国1793年宪法第18条庄严地规定:“人人皆得将其服务及时间与人订约,但不得自卖或被卖。人的身体是不可以让与的财产。法律不承认仆人的身份;在劳动者与雇用劳动者之间,只得存在有关怀和报答的约束。”

亚当.斯密是举世公认的近代经济自由原则的奠基人。他的经济自由学说包括3个部分。

一是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是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任何对它们的侵犯,都是侵犯人权。斯密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它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地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斯密把行使私人财产权利的自由或经济自由视为最神圣的人权。他认为,禁止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全部物品,不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判断,将其资财与劳动,投在其认为最有利的用途上,“这显然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禁止制造者兼营小卖业的法律,强迫农业家兼营谷物商业务的法律,“显然都侵犯了天然的自由,所以都是不正当的;因为不正当,所以都是失策的”;根据济贫法强迫没有犯过轻罪的人,迁出他所愿居的教区,“显然是侵害天赋自由与正义的”。

二是反对垄断,主张竞争。他认为,经济运行是一种自然现象,有其自身的规则。个人在经济行为上比国家要高明得多;看不见的手能创造出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归根到底,就是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自利的本性鼓励每个人尽量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最高质量的产品到市场上交易,结果个人受益、大家受益,从而确保了政府的税收之源。因此,政府在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时,也必将保障社会利益和公共财产。

三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国家干预的不合理,首先在于它侵犯了个人权利。

三,中国应加强穷人财产权的保护

在一个不能保障个人财产权的社会里,谈论保障公有财产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更多地流于形式。16世纪让.博旦写道:“私产的所有权的反对者都是些蛮干的梦想家。当他们将‘你的和我的’这些语言从人类生活中拿走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便摧毁了公共福祉的基础”。私有财产必须首先得到保护,国家的财产才有其来源。而中国大陆的情况是过分地强调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结果,官员们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损害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

由于中国大陆对劳动产权的忽视,导致了人的价值的贬值。一般劳动力的价值不仅偏低,而且其产权常常被“稀释”和侵害。如工资被拖欠,加班加点成为常事,劳动环境和居住条件恶劣等。《南方周末》上有个故事,一个打工者被老板扣了工资,怎么也要不回来。他饿了七天七夜,万般无奈,就趁老板不在家时,跑到老板家里,用一把刀子挟持小孩。后来警察把他抓走了。老板娘对警察说:“这个人没有任何凶暴之处,他对孩子非常温和,他如果能看到一丝公正的曙光,就不会这样铤而走险。”是老板先侵犯了他的财产权,逼得他走投无路。可是,这个社会只给他治罪,加给他更多的伤害。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弱者主持公道的起码机制,那么当我们批判弱者以暴易暴时,这种批判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的的霸权行为。

财产权就是穷人的生命权,它对穷人的意义比对富人的意义重要得多,其生死攸关的严重性质在穷人那里表现得更加直接、更加尖锐、更加没有回旋余地。37岁的罗贤汉因腿部残疾一直未婚,平时只靠一辆破三轮维持生计。衡阳市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130元,罗每月领不到130元,而且仅领了1年。因为市容“规定”,罗先后被扣过4辆摩托车。他到珠晖区政府要求归还,但珠晖区副区长邹传云说:要车,自己到废品站找去。此外罗还欠着他人的饭钱和房租。罗贤汉面对一次次的粗暴管理,终于在2004年6月10日中午,冲进珠晖区副区长邹传云的办公室,将汽油泼洒在邹和自己身上,然后点火焚烧。二人先后从二楼跳下,都烧成重伤,抢救无效先后死亡。可见,剥夺穷人的财产权就是剥夺了生命权。

政府保护财产权的重心应是保护穷人的财产权。权利学说的目的之一,在于维护和保障弱者、穷者、寡者、下者的权利不被强者、富着、众者、上者所侵犯和剥夺。因为富人相对于穷人,更有财力来实行自我保护,富豪们总是有足够的手段来满足他们自己的生存需要,而穷人的权势十分有限、财产权更容易被侵犯,屡禁不止的的拖欠民工工资就是明证。

保护财产权对穷人比对富人更重要,并不意味着保护富人的财产权不重要。为了穷人而侵夺富人的合法财产,不仅与剥夺穷人一样违反社会正义,而且是制造更多穷人的办法。国家有责任控制贫富悬殊的状况、帮助穷人。但在帮助穷人的一切办法中,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莫过于以良好的法律与制度充分保护财产权。一个农民,如果他有免于土地被强制低价征收的财产权,如果他有进城谋生而免于被强制遣返的自由权,如果他有免于被强行压低和拖欠工资的平等谈判权,他就有了自主改善其处境的条件和可能。如果这些穷人靠自己的奋斗幸运地成了富人,他们就能帮助更多的穷人,并且给穷人以希望和激励。

中国目前一些突出的问题,其症结源于人权及财产权保护不充分,仍受到过多的管制和限制。穷人被诈骗,其债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是市场经济时代的重要问题。各种不合理的管制、限制、垄断,以其特权侵犯民众的财产权与自由,不断制造出越来越多贫富对立和社会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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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台湾县长在大陆的故事
作者:关敏

黄顺兴生于1923年3月12号,祖籍台湾樟化。1942年毕业于日本农业高等学校畜牧专业。1960年代台湾工业逐渐起飞,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摧残,林木伐光,水土流失。黄顺兴立志保护环境,以环保来搞草根政治。1964至1969年他任民选台湾的县长,自1972至1980年他任民选台湾的立法委员,与执政的国民党公开唱对台戏,组织以环保为名的群众性政治团体。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但到了1980年代末,黄顺兴组织培养起来的环保运动骨干,在台湾成了举足轻重的知名人物。1980年他创办《生活与环境》月刊。1985年身为台湾立法委员的黄顺兴顶住各种阻挠,转道日本只身进入中国大陆,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事情。

黄顺兴回大陆本来只想做一个旅游家,走遍中国各地。但是当局急于搞对台统战,一心一意要让黄顺兴做统战的花瓶,硬是把他拉进了全国政协,当上了政协台湾省的委员。作为统战对象,他接受了总书*记胡*邦的接见。但是黄顺兴并不甘心只做一个花瓶。在统独问题上,他坚决主张统一,但是又强烈反对使用武力。1987年他当面向耀*邦表示,如果武力攻打台湾,他要回台湾组织义勇军对抗。1988年他还被加官一级,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8年3月台湾人黄顺兴首次出席全国*人代会,第一次发言就提出投票应设秘密的“圈票处”、主*席团推荐的各种候选人应有复数人选等有关民主程序的意见。

1989年3月全国人大就深圳经济特区的授权法案(授予深圳立法权而广东省却没有)表决时,大会主持人询问代表对“决议草案”是否有意见;黄顺兴发表了反对意见,这是人代会史上的第一次。1989年黄顺兴推动通过的《人大议事规则》第54条规定:想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须事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大会主席即应安排发言;临时要求者,经大会主席许可始得发言;代表第一次发言时间10分钟,第二次5分钟。也就是说,只要代表事先登记,大会主席就得安排,不得拒绝;只有临时要求发言者,主席才有拒绝的权力。

1989年,黄顺兴公开站在学生一边,六月底,黄顺兴离开了大陆。1990年黄顺兴又破纪录,要求成立一个民间性的“中国环境保护促进会”。大陆顶层居然不予具体回答。

1992年3月,7届人大5次会议提出了建三峡大坝的议案,黄顺兴于3月31日向大会秘书处登记要求大会发言。黄顺兴根据议事规则,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将《三峡议案》作为重大议案而重新考虑。黄顺兴的提案以2/3多数票通过。但是会议主席完全不理睬这一合法的投票结果。1992年4月3日,强行付诸表决,在表决前的最后一刻,黄顺兴没被安排发言。他在座位上举起手,要求即席发言,但主席不予理睬。他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坚决要求发言,此时,全场扩音系统突然关闭了,就只剩下大会主席面前的一个麦克风还在工作。堂堂的“人大”竟然将电源关闭,动用技术手段来压制代表行使权利。黄顺兴等25名代表以退场、不按表决器表示抗议。他离开座位,走到休息厅,当场把材料散发给记者,同时对记者做了补充说明;结果被剥夺了人大委员连同代表的资格,当局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也置诸脑后了。

人命关天的三峡案就这样在完全没有公开辩论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赞成票1767票,占出席人数(2633人)的67%;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一共866即1/3的人大代表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这是大陆政治史上第一次投票危机。

全国人大票决三峡工程时,投赞成票1767名代表们,有几人对地质、水工、大坝方面有专业知识?既然没有,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投弃权票,因为你不能对你不清楚不了解的事情表态和行使表决权。黄顺兴于 1993年回到台湾,不过那个时候真正的民主已经在台湾结出了美丽的果实。

2011年李*锐说:温*宝五月十八日开会,提出三峡有问题了。三峡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水库各县的泥石流、山洪问题,泥沙淤泥巴等问题,以及对下流的影响等,过去论证时,反对者都再三提出过。对长江河床的变动和影响等,过去也都关心过,下游几个大湖出现的干涸等,是否有关?

裴毅然说:最近报导沉入水底三百三十年的江苏盱眙洪泽湖西岸明祖陵旱露,洪湖等湖泊比历史同期减少四成水量,上千座水库低于“死水位”运行,鄱阳湖水量为历史同期均值的百分之十三。……让人大代表投票表决三峡工程,本身就是一则历史笑话。这种需要高度专业基础为判断前提的活儿,怎么能让一大帮外行来搞最高决策的投票呢?

李锐:当时发给人大代表的都是赞成三峡工程一方的材料,负面意见一律隐匿,不提供。大会投票时,不让反对的人发言;投反对和弃权票的人八百多,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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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00
权力私有化是愚穷乱的根源
作者:关敏

西方思想家根据对人性的弱点的考虑,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作出权力制约的安排,防范掌权者以权谋私或对权力的滥用。从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两千多年世界史,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宣称不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到了19世纪,马克思还倡言专政,反对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约束。

马克思以为,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的伟大“救世阶级”,它们掌权无需制衡,最好按“议行合一”的巴黎公社模式运行:1.对政府官员的“随时罢免”;2.公社委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但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两项措施”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若加以推行,人们不愿去政府服务;官员消极怠工或者籍权力谋私利。马克思相信人性善,所以,对权力腐败性缺乏起码的警觉。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后,其暴虐、腐败程度是空前绝后的;因为换上新的掌权阶级并不能改变人的自私性。

在民主社会,制度性剥削不能发生。因为:任何危害公平和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都可以通过立法予以禁止,其中包括禁止剥削“剩余价值”;工人有权在签定合同时,明确规定所谓“剩余价值”的部分归自己所有;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维护权益;要不然,就以刑事手段制裁资本家。

在专*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部门均由各级官僚控制,一切压迫来自官僚体系。反过来,民众则无权监督和制约权力体系的运行,无法运用政治和法律手段反抗压迫,因为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根本上保护统治阶级利益,他们禁止民众通过罢工、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方法开展维权,更禁止民众建立自己的政党和工会进行斗争。在此前提下,专制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的经济地位——不论资源和收入的分配,还是社会义务的承担,都处于不平等状态;民众付出多、负担多、作用大,但回报少;而统治阶级付出少、负担轻、作用小,但获利多。这是统治阶级利用专制体制进行剥削的结果,这种剥削方式就是制度性剥削。总而言之,有专制必有剥削,有剥削必有专制;专制主义是剥削制度的理论根据,专制政权是剥削阶级的总后台。

马克思研究“资本”的罪恶,却没有研究“权力”的罪恶。 资本剥削纯粹是马编造的邪说。所谓“资本剥削”,就是说老板剥削了打工者,更准确地说是“投资者”剥削了打工者。事实上,劳动者和投资者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不存在剥削问题。劳动者觉得被剥削,可以走人。老板觉得被剥削,可以不再经营企业了,那么老板就不再是投资者,变成了一个普通个人,他们原本用来投资的钱就会用来自己消费享受,可见投资者其实是“以降低自己的消费享受为代价,冒着血本无归的风险”拿出自己的钱来投资于生产,并且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打工者也在其中受益,这样的行为应该是受到社会鼓励并获得回报。

削只存在于官僚剥夺人们投资权力的时候。比如王某投资某个行业,投资回报很高,但是官僚经过各种手段,禁止他人参与到这个行业中,因此他就可以通过不断提高产品卖价获得更高利润,剥削就产生了。由于官府剥夺了工人的自组工会权和罢工权,打工者不管到哪里打工,处处工资都低,所有人都逃不掉被剥削的命运。很多打工者还以为是所有的老板的资本在剥削他们,其实是打工者都在受官僚剥削。所以,官僚阶级和平民阶级的矛盾才是根本矛盾。

马克思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特权制度),因他是受害者;他反对特权,不过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使自己的集团特权更大!如果马克思反封建特权制度,那他为什么对否定封建特权制度的英美民主制度吹毛求疵?马克思《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全是批判英国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不是把斗争方向指向特权,而是指向资本,以为消灭了资本,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解决问题了,他没有反对特权阶级的理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都是平民阶级,是反对特权阶级的同盟军。马克思却瓦解这同盟军,忽略了特权阶级,使马国走向了特权奴役的深渊!

从人类政治实践来看,任何专政必然导致独*裁和权力的私有化,导致少数人对人民的奴役。毫无例外,马的专政学说,也必然导致独*裁和暴*政。巴枯宁评论马说:“他以人民统治的名义,宣布人民对国家奴隶般的依附”。直到现在,极左派们仍把斗争矛头指向资本家,以掩盖特权阶级压迫人民的真相,甚至把平民与特权的矛盾也说成是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达到掩护特权阶级的目的。统治者不肯建立有效的机制如《官员财产公开法》反对政府滥用权力、腐败和犯错误,也不肯建立有效政治机制以保护人民不受政府和特权剥削。他们陷入在150多年前的伪科学中不可自拔,无法跳出造反-腐败-灭亡的怪圈。马克思误把财产私有制当成了万恶之源,真正的万恶之源却是权力的私有制。权力的私有化、垄断化是华夏贫困、动乱、愚昧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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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09
华人的“大同”梦想
作者:关敏
 
“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这种思想源远流长。
 
一,古华人的“大同”梦想
 
公元前 611年前,《诗经》中的《硕鼠》篇把贵族剥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这只大老鼠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的呼声。《硕鼠》是迄今保留下来的关于大同空想的最早的材料之一。
 
春秋末到秦汉之际,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这一时期大同思想的3种主要类型。
 
儒家大同理想是在《礼记》的《礼运》篇中提出来的。《礼运》篇大概产生于汉初。“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在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讲信修睦、不独亲其亲、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乃孔子“博施济众”、“老安少怀”的发挥;“大道之行”的“大道”乃出自道家术语“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选贤与能”与墨子的“尚贤”十分相似;“老有所终,壮有所用”接近墨子的“兼爱”;人人劳动、“谋闭不兴”又有战国农家的影子。可见,“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中华文化发展的必然。
 
儒家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
 
南宋康与之虚构了一个与等级制根本对立的“计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乌托邦远景。明代何心隐创立“聚和堂”,在本家族内实践共产制度,士大夫们为建立一个“大同”的理想社会进行了不懈的追求。
 
二,从康有为到毛裆的“大同”梦
 
早在戊戌变法前夕,1885年康有为开始着手草拟《大同书》,《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情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大同书》则对未来大同世界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基本规范、原则作出了全面的构思,描绘了生产力高度发展、富裕文明的人间乐园——“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既无专制之君,亦无民选之总统。国界既破,则无政府之可言,人民皆自由平等,更无官职之任”的“大同之世”即太平世,共同治理,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一切平等。这种激进的平等思想将涉及废除几乎全部现存的人类制度,包括国家、私有财产和家庭。和《共*党宣言》的“两个决裂”一模一样。马恩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康有为认为私有制是动乱之源,“私有财产为争乱之源,无家族则谁复有私产,若乎国家,则又随家族而消灭者也。……既无家室,负担益轻,则其私产自无所用之,亦不必藏之于己也。如此则私产制度废。他日美收美洲,德收诸欧,其在此乎?此尤渐至大同之轨道也。……而德美以联邦立国,尤为合国之妙术。兽与人同本而至亲,首戒食之。次渐戒食鸟,次渐戒食鱼,次渐戒食有生之物焉。盖人与万物,在天视之,固同一体也。爱物为大同之至仁矣。于斯时也,人物平等,是之谓大同。”
 
社会生活方面,男女平等,同居自由,家庭已消灭,不存在父权、夫权压迫。“婚姻期限,久者不许过一年,短者必满一月,欢好者许期续约”。“凡男女如系两相爱悦者,则听其自便,惟不许有立约之事。倘有分毫不相爱悦,即无庸相聚”——更是彻底的自由。康有为提出在全球范围内让黄种人与白种人通婚混合,消灭不易改良之黑色人种。在这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公羊学派已经从天下主义修订为黄白二色人种的“共同中心”主宰世界的构想。
 
此书写成,康有为在很长时期内秘之不肯以示人,只让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最初刊于1913年的《不忍杂志》。
 
毛在东山小学堂念书时,就接触过康有为的《大同书》著作,并表示崇拜。1917年8月23日,毛致黎锦熙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在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3人之间,“独康似略有本源矣”。他明确宣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对这些极感兴趣。1919年12月,毛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了他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虽是受日本新村主义的影响而写的,但其中的一些具体设计显然来自于《大同书》的影响。如毛说:“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会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每人从事“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鸭鱼”等劳作……
 
1949年,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言下之意,他已找到了到达大同之路。在该文中,他曾三次用“大同”来比附“猩中国”将要建立的理想社会。
 
1958年6月14日,刘*奇同中国妇联党组谈话时说:“毛猪席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他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主张要破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产…;而且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
 
三,华人“大同”免费梦之实践
 
中国古人的大同理想,主要通过组织农民起义的宗教团体的某些生活制度体现出来。东汉末年,汉中巴郡农民起义领袖张鲁创设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典型。张鲁据有汉中后,推行反映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的设施和制度达30年之久;其措施包括:废除官吏,设“祭酒”分管部众,按教阶设祭酒、大祭酒进行管理;废除私有制,财产共有,共同消费,把粮食平分给居民,各祭酒的辖区设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供旅人无偿取用。重教化,对部众的管理强调用说服教育方式,对犯法的人也首先教育,宽恕三次不改而后处罚。
 
毛对吃饭不要钱情有独钟,在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20日)期间仍在提倡。12月7日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30年,人们都高兴这个制度。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CD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毛想把公共食堂坚持下去,是一种作秀。他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在毛时代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粮食仍然是农民自己种的,收获不到粮食就没饭吃。这一点和以前也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粮食收获后,不再分配给个人,而是集中到食堂;各家各户不再起伙做饭,而是到食堂吃饭,农民付出了劳动,也就不存在“不要钱”即“白吃”的问题。不是毛恩赐给农民饭吃,还是农民自己养活自己。
 
毛《为〈三国志.张鲁传〉所写的序文》说:张鲁等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自唐以来农民起义的口号,平均主义的理想日益突出。唐末王仙芝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以号召民众。北宋的王小波、李顺起义高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我们痛恨贫富不均,大家起来均贫富吧);收富人财物以救济贫民,把“均贫富”的口号讨诸实践。
 
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提出的口号是“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元末红巾军的口号“杀尽不平方太平”,
明末的李自成起义也提出“均田免赋(粮)”口号。他们都以“平均”“免费”等口号发动人民参军。
 
李自成吃什么?他的部队吃人肉。可见,免费不过是幌子,“吃人”才是目的。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等人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
 
1958年的免费大锅饭共产风,其实就是“大同”梦在现代社会的回光返照。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查岈山人民公社仅4万人,1959~1960的3个月期间就饿死了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潢川县有一小孩快死时,对他母亲说:“妈妈,我死了你不要吃我!”这个孩子死后,妈妈为了活命,还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固始县90万人口,官方记载有200例人吃人事件。固始县两个生产大队统计,吃了2百多尸体。可见,免费的最后阶段就是吃人了。有人说:免费医疗与免费大锅饭不同。其实,形式有区别,本质相同,都是共C主义的取消商品货币实行按需分配的思想。诗经里秦国人就有“与子同袍”的共产思想,所以,陕西免费要求特强列。华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从孔子一直传到毛。到1978年,中国的许多人均经济指标,并未超过1957年,甚至未超过1936年的水平。
 
更严重的是:暴力决定一切的丛林规则否定了文明社会的元规则——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致使中国人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一帮免费粉胡说梁山好汉的发展符合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是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核心逐渐生成的。水浒英雄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杀人放火,破坏就是私有制和人权。水浒英雄们以其典型的大秤称金、大碗喝酒、大快吃肉的军事共产主义而迷倒了多少华人。宋江在诗里写,“敢笑黄巢不丈夫”,他要与黄巢比比,看谁杀人更多。专门在大树十字坡剥人肉做包子的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也是108好汉中的人物。即使那最为人称道的英雄李逵也是一个滥杀无辜的嗜血者。但直到今天,广大的华人仍为这些“起义者”血淋淋的生活画面激动欢呼不已,可见均产匪盗文化之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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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太祖朱温被儿子杀害
作者:关敏

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心狠手辣就是自然的了。

朱温(852-912),后名朱全忠、终名朱晃,唐朝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乳名朱三。朱温的祖父和父亲朱诚都是乡村的私塾教师。父亲早亡之后,因为家贫,兄弟三人随母亲一同投靠萧县刘崇家。

朱温当初参加黄巢起义,并非为了什么劳苦大众的幸福,更没有什么替天行道的思想,而仅仅是出于一种图富贵、出人头地的私心。

882年,黄巢的大将军朱温听从谋士谢瞳的计策背叛黄巢而投降了唐朝。一说朱温娶御妹銮英为妻,御妹劝朱温降唐。唐帝封温为汴梁节度使,更赐玉带一条。时帝嫌温容貌丑陋,名字又恶,因赐名全忠。温知字意乃人王中心四字,顿首谢恩而出。

883年,黄巢向东撤退时,汴州节度使朱温,不能抵挡,他向李克用的沙陀兵团求救。李克用亲自率军赴援。击败黄巢后,朱温在开封用盛大的酒筵劳军。李克用喝醉了,对朱温出言侮辱。朱温下令关闭城门,夜晚纵兵击杀。李克用血战逃脱,但所率入城的将土,全都罹难。从此两个战区结下仇恨,展开长达40年之久(884-923)的战斗。

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黄巢,黄巢败后,他就在蔡州当了皇帝并攻占了河南的许多地方。他的部队一向不带粮秣(也没粮秣可带),只用车辆载着盐和人的尸体,饥饿时就割肉烹食。朱温虽然兵少,却毫不示弱。一面派人到山东募兵,一面向兖州的朱瑾、郓州的朱宣寻求支援。先后多次战胜秦宗权的骄纵部将,尤其是在汴州北面孝村一战,斩首2万余级,秦宗权开始居于下风,最后灭于朱温之手。

901年,唐王朝宦官政权内哄,禁军中忠于皇帝的宦官,起兵把两位司令官杀掉,救出废帝李晔,使他复位。宰相崔胤建议乘这个机会使禁军摆脱宦官的掌握,任命正规军出身的将领当司令官。李晔不听,任命他最亲信的宦官韩全诲、张彦弘接任左右军司令官。宦官勾结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作为外援;宰相崔胤自知危在旦夕,就给宣武(汴州)节度使朱温写信说,奉皇帝密旨,命朱温发兵救驾。朱温统军西上。韩全诲立即强迫李晔投奔凤翔,距李晔复位只10个月。朱温围攻凤翔2年,可怕的饥饿笼罩了凤翔。903年,李茂贞只好把韩全诲、张彦弘杀掉,跟朱温和解,送李晔回长安。

朱温迅速派军进入皇宫,杀尽了宦官数百人。派到各战区担任监军的宦官,朱温也命李晔下令,一律就地处决。

904年,强迫李晔迁都到重建后的洛阳,并裹胁长安全体市民跟随东迁。长安宫殿和所有民房,悉数拆除,百万余市民刹那间成为赤贫,被朱温的汴州兵团押解,踉跄上道,咒骂声和哭声,连绵400公里。李晔到洛阳后4个月,就被朱温派人刺死。李晔的儿子李祝继位。为早日称帝,朱温令宰相柳璨、枢密使蒋玄晖等人加紧谋划。柳蒋二人认为自魏晋以来,称帝者都是按部就班地走上皇位的,不能着急。朱温认为他们故意拖延时间,杀掉这两位大臣。随后又杀了许多大臣。907年,朱温命李祝禅让。朱温在开封(河南开封)上台,建立后梁帝国。第二年,干脆派人将李祝杀掉,以绝后患。

朱温对部下、战俘、士人均以杀了之。为保证战斗力,对待士兵极为严厉,每次作战时,如果将领战死疆场,所属士兵也必须与将领共存亡,如果生还就全部杀掉,名为“跋队斩”。所以,将官一死,兵士也就纷纷逃亡,不敢归队。朱温又让人在士兵的脸上刺字,如果思念家乡逃走,或者战役结束后私自逃命,一旦被关津渡口抓获送回,必死无疑。

在诛杀敌兵时,朱温残忍的本性暴露无遗。魏博的罗绍威几次请求朱温帮他除掉难以控制的牙兵(即长期形成的节度使亲兵),朱温和罗绍威有姻亲关系,于是就趁自己女儿(即罗绍威的儿媳)病死的机会,以奔丧为掩护,先派精兵装扮成担夫,进入魏州城,然后由大部队跟进。内外夹攻,将8千牙兵全部杀死,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正和梁军一起围攻沧州的魏博军闻讯反击梁军。梁军攻下魏博军的城池后,又将军民杀得一个不留,激怒了当地百姓,因为魏博军都是当地人出身。百姓纷纷抗击梁军。

其次就是乱杀战俘。朱温率军在鉅野(今山东巨野)南边击败朱瑄部,部将万余人,清理战场的时候,突然间狂风大作,沙尘弥天漫地。朱温杀性顿起,借机对众将说:“这是因为杀人不够!”于是命将士把3000战俘悉数杀死。

有一年,朱温命朱友宁攻打青州博昌县(今山东博兴),打了一个多月仍未攻克。朱温盛怒之下,命友宁驱使俘虏的10万民众背着石头木料,牵着牛驴,在城南筑土山攻城。到了城下,竟将人畜木石合在一起筑成攻城的道路,惨不忍睹,喊冤之声几十里之外就能听到。不久,城被攻陷,朱温又命令屠城,尸首遍野,清河竟也被阻塞不流。历来战争成名的只有将领,受害的总是百姓,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绝不仅仅是一句卖弄文采的七言诗!

朱温对待士人是残忍至极。有一年的六月,朱温与众多幕僚及当地游客在大柳树下乘凉。朱温望了望柳树枝,自言自语道:“这柳树正好可以做车毂。”众人都未及回应,几个书生游客顺口应道:“是啊,正好做车毂。”没想到朱温勃然变色,斥责道:“书生们只知道顺嘴戏耍人,什么东西!车毂要用榆树做才耐用,柳木中看不中用!”然后冲着左右卫士们喊道:“还等什么?”数十名卫士亮刃向前,将答话的几个书生全部砍杀。

更让朱温遗臭万年的是他的荒淫。公元912年,朱温兵败路上生病,回师洛阳后,住到大臣张全义家的会节园里避暑,前后十多日。张家的妻妾都被他召去侍寝,淫乱终日,连张全义已是半老徐娘的继妻储氏也被他召来强与交欢。张全义的儿子愤恨至极,持刀要与朱温拼命,被张全义死死拉住,说不要忘了昔日朱温对他全家的救命之恩。

朱温在他的儿子外出征战时,便将儿媳召入宫中,名为侍病,实为侍寝。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的儿子们对父亲的乱伦不但不愤恨,反而利用妻子在父亲床前争宠,讨好朱温,以求将来继承皇位。父子这种丑闻,在历史上恐怕独一无二了。

朱友文是朱温的养子,其妻王氏姿色出众,美艳无双,朱温尤为喜欢。朱温为满足欲望,枕席之间答应王氏将来传位给朱友文,这又引起了亲生儿子朱友圭的不满。朱友圭的妻子张氏也常常侍奉朱温左右,甘心献身,随时注意年老多病的朱温的一举一动。后来,朱温病情加重,就告诉王氏,让她通知朱友文来见他,以便委托后事。友圭的妻子张氏知道后,赶紧密告友圭:“朱温已将传国宝交给王氏去找友文,我们就快完了”。朱友圭得到消息后,立刻利用他掌握的宫廷卫队及其它亲信所率的部队发动了政变,连夜杀入宫中。朱友圭的随从冯廷谔一刀刺入朱温腹中,刀尖透出背部。朱友圭见他已死,用破毡裹住尸首,埋在了寝殿的地下。这样,朱温最后于乾化二年(912)六月被亲子友珪所害,终年 61 岁。
折叠
朱友硅不久又被他弟弟朱友贞杀掉。朱友贞当了11年皇帝,923年,世仇沙陀兵团的首领李存勖奇袭开封(河南开封),朱友贞束手无策,自杀。短命的后梁帝国只存在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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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猪的华人
作者:关敏

中国远古就有以猪为图腾的部落。有学者认为:猪是龙的早期形象,远古中国人以猪为祭物,祈求农业的丰收,而后“猪”被神话为龙,龙又演化为华夏的象征、帝王的化身。玉猪龙是早期“龙”的形象之一。
 
猪既是生殖之神有是云雨之神,在原始生殖观里生殖与云雨或水有着有机的联系,由此衍生出猪所含有的贪淫好色的象征意义。黄守愚说:“周易”即“男男女女性交的猪神庙”——“远古神话中,猪神豨韦氏就是中国人的创世始祖,豕韦氏的后代彭祖就是房中术的创始人。不管是“汉”还是“华夏”,都是“猪”的意思。“华夏”就是“花夏”,或者“夏花”,就是母猪神的生殖器官。“中”、“央”的本义是生殖器、两性交媾。“中”与“通”古音相近,可互训,“通”可释为性交。今日犹有“通奸”之“通”。甲骨文中的“土”字,就取象于女阴。所以,“土”是“中央”。先民认为,“中”(中央)的生殖力最大,因此必须位居“中央”才能确保本民族兴旺发达。
  
汉族乃猪族。《说文》:漢, 漾也。東爲滄浪水。从水,難省聲。臣鉉等曰:从難省,當作堇。“汉”字应当是从“堇”,“難”(难) 字也应当从“堇”。在甲文中,“堇”是火烧母猪神,求降雨、降福。“堇”和“豳”,可以相通。“豳”,本是双头猪灵,那么“堇”,也就是双头猪灵的意思。远古时代,民族的头头要承担种种责任如祈福、求雨之类的。例如:商王“成汤”为了求雨,亲自出马,住在柴草中,叫自己的手下放火烧他,用来求雨。火烧猪神就是这么回事。从古文字学上讲,“堇”也只是一个借字,借用来表示“猪神头目”(种族的领袖人物)。“汉”就是双头猪或性交猪。“华夏”族本来就是崇拜猪灵的民族,后来又称为“汉族”,都是崇拜猪灵的民族,前后一样,对猪灵生殖崇拜没有变。儿童看电视《西游记》,印象最深就是猪八戒。猪追求吃饱就行了,其他一概不管。
 
西晋的阮咸等人与猪共饮。一次,他拿个大盆盛酒,放在当街,招来村里人一起喝酒。正喝得痛快,忽然一群猪摇头摆尾冲了过来,不打招呼就把头扎进盆里呱唧呱唧猛喝起来。大伙忙轰赶群。这时,搞笑的一幕出现了:一头小猪和阮咸头挨着头喝酒呢!众人狂笑,提醒阮咸:“快把猪撵跑,它正抢你的酒呢!”那活宝却说:“天地造化万物,本来就没有贵贱的区分,为啥就不能让猪喝点酒呢?”

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散养的猪到处乱跑,往往浑身都是泥土粪便,一般人被蹭一下恐怕都不乐意,何况挤在瓮边一块喝酒了。这说明了阮咸不讲卫生,又贪又赃,有点像猪八戒。
 
在奴隶主看来,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早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写下《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对唐山工人“尚不及骡马”的悲惨生活表示深切同情。在人民公社时期,白天下雨,骡马牛都呆在防风遮雨的室内,而使广大人民都得顶风冒雨劳动,确实不及骡马。

1958年大跃进时一般的农民还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可河南却给牲口刷牙。登封当时是全省土法炼钢铁的“先进县”,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河南日报》就登该县的照片。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当时几个农民给牛、马刷牙都还算顺利,刷一匹骡子时出了事。骡子脾气很怪,不听话。那几个人见骡子总是扬着头不肯刷牙,就硬拽着缰绳,掰开骡子的嘴,那个拿刷子的社员就把手伸进去刷。那匹骡子受了强迫,突然把嘴一合,当场把那个刷牙的农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骡子张开嘴把他放出来,大家一看,骨头被咬折了。

1960年3月3日,湖南澧县闸口公社三元大队三队女饲养员戴友姑养的一头猪病死了。大队书记苏海清责令饲养员戴友姑给猪戴“孝”,并规定:

⑴要做一付棺材和一丈二尺高的墓碑,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写上年月日和喂猪人名字;

⑵要请道士开路,后请学校老师打秧歌锣鼓送上山;

⑶要八大金刚送猪上山(即八人抬棺送葬);

⑷养猪人带路抱灵,边走边哭:“我的猪爹,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我还你来世帐”。

⑸猪坟要埋一人多高;

⑹养猪人送烟火(烧纸钱香烛)3天,送一次哭一次;

⑺见干部一来就要大哭猪亲爹。并交代说,“明天公社生产大检查,有四个大队书记来检查,要哭的特别伤心些”。

⑻要搭棚守灵,守一个月。

事件轰动全县,老百姓怒不可遏:全县死了几万人,没见干部过问。从古到今,没见过死了一头猪,竟然要活人给死猪当孝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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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12
私有制与公有制之比较
 
作者:关敏
 
提要:人之初,性本私,这是因为生物的基因是自私的;所有的生物都要扩展繁殖自己,这样就会造成相互伤害。为此,人类发明了集体主义的公有制和个体主义的私有制学说。集体主义强调,整体至高无上,个体必须为整体牺牲,完全像蜂王社会,蜂王至高无上,蜜蜂为蜂王牺牲。个体主义强调:个人至高无上,整体必须为个体服务。个体之私应以不侵犯他人之私为边界,这样,就避免了相互伤害。对个人财产权的维护是人的爱己本能。婴儿对别人占据他的糖果是拼命反对的。人不为己,实是一种非正常思维。
 
一,私有制是一种自然秩序
 
财富藏在哪里最合适?藏在私人手里最合适!这是因为: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更谨慎。所以,保障个人的财产权比废除个人的财产权带来了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收益、更低的成本。

私有制是天然的秩序。个人的劳动物属于个人所有;此即为私有制。以自己的劳动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了。这里有两种私有,劳动的私有(失去人身自由权的奴隶,其劳动便不能私有了)和劳动成果的私有。

为求更多的生产成果,人使用生产工具,比如农具、猎枪以至复杂的机器。这些生产资料是个人把本可用于消费的财富用于生产,自然也归个人所有。生产资料即资本,资本可以形成集约化生产,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因而也是财富生成的原因之一。所以私有制有两层含意:生产成果私有;劳动(包括技术)和资本(包括土地)私有。生产成果是由劳动和资本所创,劳动资本的私有制决定了生产成果的私有制。所以,私有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生产活动有个体活动和集体活动两种。个体生产,其生产成果理所当然地属于私有。但有些产品和服务,需要集体协同生产,所得成果为这个集体所私有;生产成果要在集体当中进行适当地分配。这种内部分配可能不公,那只是集体内部的问题。如果生产的成果不为该集体所私有,而归“公有”或“社会”所有,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是因为:谁投入谁就有权获得其生产成果,构成了自然的分配秩序。这种分配秩序的依据是:财富是谁创造出来的,就归谁所有,这是天然的分配正义,其目的在于维护个人财产权。
 
没有私有制,偷抢不过是财物强制转手而已,连偷抢的罪名都无法确定!没有私有制,便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也就没有了社会和谐的基本秩序。所以,私有制是一种自然法则和自发秩序。
 
私有制又是社会生产的自发秩序。拥有个人财产权,个人的创造物就属于个人所有;就会激发个人建功立业的动机,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才有了动力,从而使每个人把他们的全部聪明才智释放给社会,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如果自己的投入,成果却归别人所有(如奴隶的劳动成果归奴隶主所有),或归“公有”、“大家所有”,谁愿意投资、谁愿意技术发明呢?没有刚性的财产保护制度,何来经济发展?!使英国变富的根本原因不是资本积累、不是工业革命、不是海外掠夺;而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

什么叫剥削与掠夺?就是对私有制的侵犯。如果自己投入了,产出却不能得到或不能完全得到,此即为自己受到剥削与掠夺,由此引起人们的反抗。反对剥削与掠夺,正是出于对私有的捍卫,使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准确地体现出来,而不是消灭私有制。
 
社会不公平,正是私有制的分配秩序受到破坏。消灭私有制,将使无产阶级永远无产,因为共产就是无私有制。所以,当工人感受到自己受到剥削时,可以组织工会去维权,去抗议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使自己获得的成果与自己投入相一致,而这正是私有制的本质要求。如果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个人得到财富的权利。“消灭私有制能消灭剥削”在逻辑上说不通。所以,社会进步的体现是私有制的完善,而不是消灭私有制。私有制是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市场秩序的基础,是人类社会自我均衡机制的体现。它已成了人类的最基础的共识,毁灭这一共识即毁灭了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
 
二,公有制会带来自由?
 
“共产”,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没有了财产的界限。没有对私有的尊重,抢劫财富便是家常便饭。当财富没有界线而且可以“共产”时,这样的社会没有一个人会有安全感。穷人可以剥夺富人,富人也可去掠夺穷人,因为穷人的财产也不是私有的,只是看谁的力量大。穷人人多,一旦以共产主义的理念组织起来,富人遭殃。而富人如果用钱买势,穷人就会遭殃。同样,政府力量最强大,如果它不是保护私有财产而去掠夺私有财产,当它需要你的房子时,你的房子便不是你的了。共产“幽灵”颠覆了人类自古以来所建立起来的私有的自然法则,挑动起人性中邪恶一面,鼓动抢劫,“共产”本身就是抢劫,那社会还能有秩序?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没有私有制,便没有自由。首先,自由是个体独立性的体现,财产是个体独立的具体内容。你的财产你都不能支配处置,甚至被侵犯,那还有什么自由?其次,公有制的生产带来社会的组织化和计划管理,要求行动一致,必然侵害个人的行为自由;组织化还要求思想一致,必然侵害思想自由。第三,公有制消灭市场,而市场是自由的载体,没有市场,个人的自由便失去了实现的途径。国家把所有的社会活动都纳入管理,每一个人都成了依附于国家的锣丝钉,成了行尸走肉,显然,公有制与自由是不相容的,是奴役的代名词。

公有制是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表面上它只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实际上它通过强力把所有的生产成果收归“公有”或“国家”所有,因此也消灭了劳动和技术的私有。那些必须实行集体化生产的企业被强制公有化了;即便是个体农民和小商小贩,也通过暴力强制实行了集体化作业。然后国家通过权力再把所有的劳动成果集中起来进行分配。个人所得并不是因个人的投入而直接获得生产成果(这些成果都被国家收去了),而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分配权力。权力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可以给你多,也可以给你少。从而,彻底消灭了微观上的私有制。
 
公有制社会,个人的创造物属于公有,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率的劳动,更不要说任何创造性的劳动了,因为缺乏创造的动力。

交易的公平在于双方能够自由的不受胁迫地讨价还价。而私有既是个人自由的前提,又是讨价还价的动力,买卖双方的自由和相互制约,是交易秩序的基础。没有私有制,就没有产品或服务的处置权,当然就没有交易,公有制不可能有市场交易和动态价格。官员没有了价格工具,就不可能知道人们需要什么及需要多少,官僚指挥经济的结果,要么是生产过多,要么是生产过少。相反,私有产权的市场制度能诱导人们把生产活动投入到它最有价值的领域。计划经济在这方面就差得多,只会造成浪费和短缺。

社会主义声称要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个人创造的生产成果归个人私有,组织创造的生产成果归组织私有,才是真正的按劳分配。生产成果一归国家所有,按劳分配反而无法实现。因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用生产的成果来衡量,是最为直接和准确了。两个人的劳动不同,所得成果不同,正是按劳分配。同样,两个生产组织由于效率不同,导致成果不同,按成果来决定两个组织的收入,也是按劳分配。国家把生产成果收归国有,个人或组织并不拥有生产成果的所有权,就无法按劳分配!其实,按劳分配只是口号,国家给你的那点钱,只是维持你的生计。即便经济发展了,国家给予你更多的钱,也与你的劳动不相关。公有制通过截断投入与成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使官僚获得了物质利益的垄断。

以自己的投入获得生产成果,是文明社会的分配秩序,公有制颠覆了这一秩序。那末,公有制与奴隶制有哪些异同?二者都消灭生产成果的劳动者私有,公有制是官员以国家名义掌握生产成果,奴隶制是奴隶主个人掌握生产成果。国家或奴隶主以暴力和谎言驱使劳动者劳动,劳动者获得收入被视为恩赐。国家奴隶比古代奴隶还悲惨,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集体的猪死了,养猪的社员要为猪披麻戴孝,社员为牛马刷牙而被牛马咬断了胳膊。社员失去自由,连逃荒讨饭的自由都没有,只能活活地被饿死。古希腊的奴隶跑到了神庙就有免于被抓捕的自由。古时的奴隶无需斗私批修,当代的奴隶却需斗私批修,高歌万寿无疆。可见,公有制比奴隶制还恶。

东方的皇帝虽然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力图把每个臣民的私有转变为皇帝所有,那只是为他“横征暴敛”提供理由,在微观上仍不敢毁灭私有制,是为了防止社会失序。以前的皇帝要加税,还会带来“横征暴敛”的骂名。现在好了,公有制把社会的所有生产成果全部收归国有,还需要什么税收!所以,公有制的社会存在更严重的剥削与压迫。因为私有制是对专*制权的遏制。而公有制,官僚们剥削起来就一劳永逸而没有任何阻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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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17
试看金家的丛林价值观

作者:关敏

2011年3月,朝鲜反美愤青猿羊愤怒声讨美国空袭利比亚。我批评了他,“指”出:人权是目的,主权是手段,目的高于手段,手段服从目的;人权当然高于主权。国家不如组成它的个人重要。自由主义常识告诉我们:个人是目的,社会、国家是为每个人服务的手段,不存在超越或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利益。第一位系统阐述人权理论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个人组成社会,社会建立政府,其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享受自己的自然权利即人权,尤其是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而可逻辑地推导出:人权是目的,主权是手段;目的高于手段,手段服从目的;所以人权当然高于主权。

人权的价值永远在主权之上。个人的价值永远在国家之上,公民的人权甚至可以高于政府的权利和利益,政府只有完全尊重并保障公民的人权才具备合法性。政府不能以国家的名义任意剥夺个人自由和财产。个人不是国家的奴隶。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反对“主权高于人权”的法西斯谬论,1931年他发表《主权的限制》,指出:“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这就是说,国家应该是我们的勤务员,而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没有必要把国家和阶级奉为神圣”。个人主义承认有比个人更大的单位,例如国家、政党、宗教团体等,但个人主义只承认它们更大,在价值上不承认它们更高。所谓国家、所谓政府,都是保护和服务于人权的工具。国家、主义、理想等等都是服务于人、服从于人的手段,都没有人重要。可这些服务人的手段却反被认为高于人类本身,简直是反人类的咄咄怪事!

国家作为一种委托机构,它由纳税人用纳税方式养护,这就决定了受委托的国家其使命就是对纳税人负责,为其服务。日本把国家工作人员称作“役员”,形象地说明了国家的“工具”实质。日、美等国家的公务员包括警察对前去找他们办事的朝鲜人点头哈腰、服务快速而又周到。在那里,你不仅找到了做主人的感觉,还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人民的“公仆”。而在朝鲜,若找政府公务员办事的话,那些“公仆”会把你当顾客,你还得用红包从他们的手中购回原本属于你自己的权利。此时,你会感到主权高于人权的实质——剥削老百姓。

朝鲜宣传人权受制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受其教化的子民也认为:人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国家赋予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当然无权享有。这不仅与全球化的趋势相悖,而且不利于公民保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国家赋予的权利国家可以悄悄地收回。朝鲜宪法赋予了公民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结社的自由,朝鲜具体的法规又取消了上述自由。当自己遭遇政府和“家长”的蹂躏时,才想到自己的权利,于是又一级一级上访来争取本属于自己的权利,最后上访者又遭到了迫害。

国家是人们为了保障个人权利而组成的人为机构;除了保护个人外,国家没有任何其他目的。真正的主权必须把保护人权放在首位。这意味着:主权要无条件地为人权服务,心甘情愿地为人权保驾护航,永远听从人权的召唤。如果说人权是主人,那么主权就是保镖和仆人。哪里有“仆人”高于“主人”的道理?可见:主权低于人权。

人权与主权是主人与保镖的关系。国家主权(保镖)具有双重性,国家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又是个人权利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因为,国家权力不仅具有扩张的性质,而且其扩张总是依靠侵蚀个人权利实现的;因为在国家的侵权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叫嚣着主权有多么重要的政府多半是主权不合法的,抑或犯了罪要借主权的招牌来掩过饰非的!主权高于人权意味着:让人权为主权作出牺牲,为保住主权而不惜伤害人权,这叫非法的主权,迟早必然覆亡。卡扎菲覆亡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人权是超越国界的。国际人权宣言不只是为美国、欧洲或亚洲人民制定的,而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制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联合国、国际法院等国际组织风起云涌,国际公约、国际法纷纷出台;表明了人权是超国界、超政治的全人类的共同规范;人权实际上已经为处理人类关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准则。

当今世界,人权高于主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家长殴打孩子,国家无视人权,过去别国或别人不能管;自1945年以来别国或别人必须去管。有殴打孩子习惯的家长、损害国民人权的国家,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别人的忠告或制裁。他国或别人的提醒或干预,是一个国家或家庭走向文明社会的助力。

朝鲜厚颜无耻地宣称:国家主权高于人权。意思是:国家主权即一小撮金家统治者的特权高于一切、高于人权;家长殴打自己的孩子,国家践踏国民的人权,别国不能过问或干涉。这是把国内独裁的规矩搬用到国际上了。在国内,金家“说一不二”,不许老百姓“说三道四”;难道金家还有资格剥夺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吗?按金家的主权高于人权观:国家的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不重要,个人须服从国家即服从统治者的需要,针对个人的反人道行径也谈不上什么罪行。如此这般,朝鲜人民只有永远做奴隶了!
关敏原创于2011年4月。2017年8月1日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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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鹿为马的蚂蚁
作者:关敏

马克思认为:有权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神下跪。“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即不存在着思想自由。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志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就否定了思想自由或超前意识。

人类的祖先住在天然的洞穴中,没有房屋,更没高楼大厦;何以会产生盖房屋的意识?并且在盖房的意识的指挥下行动,尔后才有了茅棚、土屋。因此也可以说: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共C党宣言》说:“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就为马人强制灌输共产主义教条提供了理论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必然导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诡辩,从而共产主义的假丑恶提供了遮羞布。

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马恩全集》第3卷第52页)。 既然人的精神活动可以被纳入到冷冰冰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过程,那么在“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必将大规模侵入“精神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就是说,作为功利性的精神产品,必然带有功利性,就不可能中立、客观。不客观就是主观,主观就是非科学,非科学必然祭拜谎言。

马由此推导出一个坚定的目标,这就是为了使自己获得统治地位,必须夺取政权:“每一个力图取得自己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马恩全集》第3卷第38页)。

请注意,“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说成”就是指鹿为马,以此考察他人是否顺从,然后对不从者大开杀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随心所欲地伪造和掩盖历史,随心所欲地伪造和掩盖现实,“说成”的统治方略必然导致谎言盛行。

既然“有权能使神下跪”。掌权者支配着物质和精神,这样,就没有任何力量制约和监督权力,它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野蛮而残忍……专*制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与毛的文字狱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毛以超越秦始皇万倍的力度迫害知识分子。毛制造胡风冤案共牵连130万无辜之人;“反*右”运动将50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脑残。《刘志丹》小说冤案,6万多人受害,许多人丧命。文革是八亿人口相互思想斗争,人人过关,整死2千万人。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善,权力当道,肆无忌惮地吞食思想的领地。思想灌输成为执政者的基本要务,通过思想灌输达到控制人的精神的目的,使人成为行尸走肉,把人降到了动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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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宗教的灭亡与复兴

作者:关敏

布党19世纪起源于欧洲的时候,西欧国家的政党轮替制度刚刚形成。西欧的政党主要在国内活动;思想多元,政策大体一致;组织松散;为竞选俱乐部,使用合法的、和平手段竞选获得国家职位。共党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组织;布党要统治全人类,要灭万国,当然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政权、制度和文化传统,为达成此目的而不惜一切代价,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成了法西斯、恐怖主义的鼻祖。
 
列宁把野兽党性发展到灭绝人性的高度:残忍的“职业革命家”形成精英领袖层,实行铁的纪律即“部分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组建一支行使暴力恐怖的党卫军;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实质上就是一个规模化的黑手党,党的利益压倒一切。俄共能够在二月革命后突然胜利,其实是德国皇帝给予列宁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的资助,使得真理报得以造势,赤卫队忽然有了强大的武装。列宁夺权后,枪杀了立宪议会,党权在猩红的血海中确立。

从1826到1905年80年间,沙皇政府处决的政治犯总计894人;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10万。1917-1918年,苏共掌权14个月,就有100万人被列宁处决。沙皇给俄罗斯人造成的苦难与布党极权造成的灾难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在列宁当权的短短五年期间,俄国至少有2500万人死于非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交战国丧生者总数的两倍半!

仅在1918年一年,就有3000名神职人员被处死。1921年俄国遭遇饥荒,教堂无法面对上百万人饿死而无动于衷。高尚的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建议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贵物品购买粮食。大牧首哪知道列宁对这类善举异常反感。1922年的春天,列宁在政*治局宣读了大牧首的信,并声称,利用这封信谴责教会不愿意帮助灾民,政府需要没收教会的财产;如果遇到教会的抗拒,那正好向民众揭露教会全无心肝,不顾民众的死活。1922年3月19日,列宁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仅限政*局委员传阅的绝密信:“现在,也只有现在,当灾区里正在人吃人的时候,当成千成万的饿殍横尸路途的时候,我们正可以 (而且也必须) 用最严厉、最无情的力量来没收教会的财物……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笔几万万金卢布的巨款”(《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45卷第666-667页)。1922年5月5日《彼得格勒真理报》报道:“……共夺取三十普特珍宝。最贵重的是两件镶满钻石的圣像服饰。一座圣像服饰上镶嵌151颗钻石,其中有31颗大钻石,服饰上还有串起来的珍珠和无数小钻石……另一件圣像服饰上有73颗钻石,红宝石17颗,绿宝石28颗,珍珠22颗。圣像头顶的光环镶满宝石,价值连城……”该报5月22日报道:“5月18日对伊萨基辅大教堂的财产进行清理并没收。被没收的财产装满两卡车……”

布尔什维克到底剥夺来了多少珍宝,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往往只是用眼睛随意估量一下了事。档案上记载,主持柏林共产国际出版社的雅柯夫·雷赫曾从联共那里获得价值30万卢布的珍宝。他回忆,把他带进克里姆林宫地下室,地下室里珍宝堆积如山,让他自己拿,他装了满满一手提箱宝石。就算手提箱不大,装满了也不会低于3公斤。

结果,大量教会财产被强制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逮捕,仅1922年一年时间,超过8000名神父被枪杀或害死。

掠夺来的财物,并没有用之于救济灾荒,而是被苏维埃国家挪用在搞工业化方面去了,不得不把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的水平,生活水平已经下降到难以糊口的地步。及至1933年,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到约合搞工业化之前 (1926-27年) 的1/10。苏联经济史专家阿勒克.诺维 (Alec Nove) 说道:“1933年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点。在承平时期而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到难以糊口的地步,这是史无前例的。”

1927年斯大林接见美国工人代表团时说:“宗教偏见是反对科学的,任何宗教都是和科学对立的。”根据进化论,斯大林虚构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进化公式,以此论证共产主义社会优越性。苏共以进化论反对宗教,唯物辩证法被捧成最高的科学。他们把物种竞争推演为阶级斗争,斗争成其“信仰”。从进化论的“优胜劣汰”原理只能得出人人不平等、“落后就要挨打”等等说法。既然如此,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什么平等和爱,也谈不上什么人性;谁把谁吃掉,谁就能占据进化上的优势。没有对神的敬畏就不可能有对生命的敬畏。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杀一只蟑螂和杀一个人或百万人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处死了上千万的俄国农夫。二战中,斯大林本人对邱吉尔承认:“一千万农民被处理掉了”,并称:“死一个人是场生命的悲剧,死成千成万的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

斯大林于1930年代开展的大清洗,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也在清洗之列,死于大清洗和集中营的人数高达6000万。1938年斯大林向全国宣布实施“无神论5年计划”,按这个计划,到1943年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约有1200万基督徒殉道,其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就高达4.2万多人,全苏联境内东正教的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98%。仅1937~1938年,被捕的神职人员达165200人,其中有106800人被枪决。

苏共统治74年间,居然发生过3次人为大饥荒,因饥荒而死亡总人数至少超过3千万,这是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索尔仁尼琴认为,是无神论造成了斯大林的乌托邦和暴政。在抛弃绝对道德标准的20世纪,人类理性地、“正义”地屠杀的人数,超过了以往19个世纪被杀人数的总和;20世纪的全部灾难,都是人不信神、失去绝对道德标准的结果。在俄罗斯人看来,拯救之路别无他途,只有宗教。结束20年流亡生活返回莫斯科的索尔仁尼琴大声急呼:“基督教是当今唯一能医治俄罗斯而且具有生命力的属灵力量。”

在美国出版的《上帝和里根总统》一书中透露,戈尔巴乔夫1986年当上总*书记后,曾多次提到上帝;这使里根相信,戈是个秘密基督徒。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颁布了《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允许宗教团体拥有法人资格,允许宗教传播自由,允许宗教人士进入苏维埃参政议政。到苏联解体时为止,宗教团体数量几乎翻了一倍,发展到两万多个,甚至出现了以宗教团体为主体的政党,如“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东正教信徒党”等。

叶利钦身边的人都承认,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塞二世是叶利钦甘愿俯首称臣的唯一俄国人。叶利钦当选总统后,在他的就职仪式上,阿列克赛致辞说:“人民选举了您,您不仅在人民面前,而且在上帝面前都负有重任;您所接受的不是荣誉,不是特权,而是责任。”在叶利钦的鼓励下,《圣经》成了军人装备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宗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通过这样一类细节表现出来:当叶利钦和普京完成权力交接的协商、谈判后,由双方共同签署的书面文件将交由东正教大牧首予以保存。

普京本人就是个东正教徒。普京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时,是由东正教的大主教来主持的。普京在庆祝俄罗斯联邦独立1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俄罗斯的立国之本仍是基督教,他说:“如果没有正教的信仰与文化,俄罗斯或许无法成为一个国家。”2001年俄权威社会调查机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俄居民55%信奉宗教,其中91%信奉东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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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18
举报就是借刀杀人

作者:关敏

关敏的文章都是一些历史性论文,不可能违反什么法规。譬如,关于《“四大发明”都是忽悠》的文章,怎么可能违反法规,结果被传统粉举报而被删了,后来发了一个简洁版此文。特别气愤的是,《近代民主多受益于基督教》讲的西方中世纪的事情,没有一个字与中国啊东方啊沾边,却被传统粉举报而被删了。这显然是瞎眼举报瞎删帖。

对不同观点的文章,你可以在群里或者在跟帖里骂作者,也可以写成合乎逻辑的反驳文章,有必要借当局的手来封杀不同的观点吗?

借当局的手以强制力来封杀异议,就是践踏了言论自由权,就是了扼杀了基本人权,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普世价值。

一个社会需要无数思想、理论的共存、碰撞、争鸣才可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李大钊说“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容他真实的尽量发露出来。于人生都是有益,绝无一点害处。”美国二亿多人口,二亿多思想。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变成了真理,变成了财富。1998年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时说:“不同政见是美国强大国力的重要组成部份”。 1999年克林顿指出:“财富要靠思想来创造,如果中国人不能自由交换信息,如果中国不打好竞争全球资本所需的法律和政治基础,如果其政治体系不能获得由民主选择产生的合法地位,那么,中国成功发展的可能性就将大为降低”。2002年布什在清华说:“在美国你可以支持政府的政策,同时你也可以公开的毫不掩饰地表述不同的观点”。

在此,我劝告那些无知的奸诈者,有本事就写篇具有逻辑魅力的文章反驳关敏,不要搞阴谋诡计,干那些举报他人文章的卑鄙勾当。举报他人论文者,借当局之手来屏蔽,必遭天打雷劈,死无葬身之地。

众所周知:借刀杀人是36计的惯技。1960年1月9日,德国报纸《Reichsruf》报道:奥地利总理Raabe,曾将一封卡尔.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喜欢这封信,因为它证实,马克思曾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这封信是在俄罗斯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它指证,马克思在他流亡伦敦期间告发他的同志们,因为这些人不服从他的领导。马克思每提供一条消息,就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涉及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其中一个被告密的人叫Ruge,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密友,两人之间充满热忱的通信至今尚存。

1992年日共创始人野阪参三100岁了,却从解体后的苏联披露出一则半个世纪前的内幕,说他在莫斯科曾诬告山本悬藏等日共同志,导致多人在肃反中被冤杀,他借苏共之手剪除了竞争对手!

其实,左联5“烈士”也是被借刀杀害。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的主持下,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举行了ZG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共进行了17个小时。会议最后改选中委和政治*局。选举时,先进行候选人名单的表决,当周*来念到王明、博古等人为中*委员候选人时,会场上嘘声四起,秩序大乱。在俄罗斯人的控制下,以一票之差的微弱多数通过了米夫所拟的的政*局委员和补选委员名单。史文彬首先起立,代表出席的中委等26人声明选举不合手续,会议应立即停开。于是代表群起集体退席,走出会场。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博古都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王明还成了政*局委员。这样,ZG一分为二,周*来、王明是一派,称为“四中派”,何孟雄、罗章龙为一派,称为“非委派”。罗章龙、史文彬等26人联名写信给米夫,再次表示四中全会非法,应宣布会议一切决议及选举结果无效。米夫感到事情有点不好办,就邀请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来开个会,以消除分歧。这会是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一所花园洋房内开的,后来就被称为“花园会议”。1月10日晚,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分批来到这里住下。第二天开会了,但没结果,米夫等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1月13日,罗章龙组织并领导了13人,开会,通过了罗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并推举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等组成临时中央干事会,还成立了“Z共Z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他们还成立了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成立“第二党的组织”。

革命文艺界也发生了分裂。“非委”的文艺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是李求实组织起来的,其成员有柔石、胡也频、殷夫等人。

1931年1月17日,“非委”在上海远东旅馆举行扩大会议。罗章龙和史文彬两人临时有别的事没有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持。他们不知道,会场已被巡捕和便衣警探50余人包围了。当大家开完会正要撤退时,就全被捕了,当场抓了29人。当晚和第二天还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12人。当年国民党军事统计调查局的“匪情档案”中仍然存有这份资料,告密人是当时中共的交通人王拙夫。这个王拙夫不是别人,正是周*来当年在上海所指挥的红队队员,红队专门杀叛徒。

何孟雄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被认为是搞分裂,所以就被当作叛徒出卖了。何孟雄被捕后,1月下旬,周*来代表ZG约见了罗章龙,一不留神把话说漏了:“从何孟雄等这次被捕事件的例子说明,脱离了中央正确路线,结果不好。”1月27日,ZG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G中Y政Z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当时还把其他“非委”成员都开除了。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周行“借刀杀人”之计,既消除了党内反对派的实力,还宣传了国民党残害英勇的共C党员事迹,同时还恫吓了党内其他对手,一箭三雕啊!

由于GMD当局惧怕事情闹大,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将在东方饭店被捕的23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ZG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还有文联的作家柔石、殷夫(白莽)、胡也频,还有“非委”的妇女部主任冯铿。这里的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即李伟森)等5位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们被称为“左联五烈士”。有必要指出:左联5“烈士”于1931年2月7日被处决,并非因为他们是诗人和作家——而是因为他们组织了颠覆活动而已。鲁迅骂国民党就毫发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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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31
建军节不是8.1而是12.1
作者:关敏

关敏提要:作为夺取军权最早的大动作,是Z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吴玉章、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泸州、顺庆(今南充市)地区独立领导和策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此举远在1927年“4.12”之前数月。
 
国民党原本由熊克武、石青阳等建立了四川支部,并获得广州政府授予四川讨贼军第一路,刘伯承、贺龙均系熊克武旧部。熊、石1924年冬兵败离川赴穗,其国民党中央总部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仍在重庆,石青阳以国民党中执委身份兼任四川执行委员长。
 
1925年8月吴玉章受邓演达委派抵达重庆,旋即改组四川执委会,发展众多左派,9人中除黄复生、邓懋修外,皆中共党员;至10月20日,吴玉章等已发展中共党员8000余人。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吴玉章获得委任,回重庆后即组建新的国民党四川党部,迁至莲花池,称“莲花池党部”。吴玉章“使它成了中共四川地委的公开机构;这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各省党部中是很特别的”(陈钧:《天府兵暴》,P33);与黄复生等原国民党班子坚持的“总土地省党部”唱对台戏,可算是中共与国民党公开分庭抗礼的前驱。
 
刘安恭(1899-1929) ,四川永川(今重庆永川)人;其父曾在辛亥革命后,率众推翻永川县满清政府,被推选任第一届民选县长;幼时随父迁居成都,受过中等教育;1918年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22年后与旅德的章伯钧等结识,曾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国际,入了共党,与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人)结识。刘安恭1924年回到成都,应川军将领杨森之聘任其军部参谋,同时任四川省邮政局长。军阀混战,杨森被逐出成都,驻扎在万县。杨森要刘安恭署理兵运事务,为自己招兵买马。
 
杨森在1926年4、5月间派代表到北京见李大钊,表示愿意脱离吴佩孚,加入国民革命。朱德1926年7月回国。朱德与杨森同系四川籍,曾在蔡锷之护国军中共过事,有一定旧谊,7月受陈独秀委派,回四川争取杨森支持北伐。8月间,杨森又派代表到长沙,与北伐军接洽,再三申请国民政府给以名义。8月11日,朱德抵达万县,杨任命朱德任为军中党代表。朱德再次与刘安恭相聚,分外高兴。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在李大钊的指挥下制造了“3.18暴乱”,因叛乱嫌疑已彻底暴露,不能在北京中法大学安身,通过与杨森有私交的北京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介绍,8月25日来到杨森司令部工作。经过杨森的介绍,朱德结识了陈毅。陈毅见了朱德、刘安恭,三人积极策划夺取军权活动(三人后来在江西时剥夺毛的军权,把军权交给朱德,刘在攻打国军时被打死)。
 
1926年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流”、“嘉禾”号等轮船,在长江云阳、涪陵流域,横冲直撞,多次撞沉民船和杨森部队的船只,淹死数人,沉没银元数十万元。杨森听取朱德等人的建议,命部队扣下了英“万通”、“万县”两艘轮船。可是,英方拒不认错,反而要求赔偿扣留两轮船的损失费200万元;遭到杨森的拒绝后,9月5日派军舰“柯克”、“威警”号武力劫船,并炮击万县的南津街、李家花园、万县中学,还发射燃烧弹,造成大火。杨森即与朱德、陈毅一道指挥部队将英舰击伤。中共重庆党组织,9月9日组织了“万县惨案雪耻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18日重庆6万多市民示威游行,晚上又有十多万人举行火炬游行;接着,重庆的英美烟草公司华工宣布罢工,10月5日成都各界万余人也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全国各地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迫使英舰及其侵略分子不得不撤离四川。
 
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开县(今重庆市开县),上过私塾,读过高小,1912年考入蜀军政府陆军将校学堂。1913年参加熊克武四川讨袁军,失败后,流亡上海。1914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12月,刘伯承在涪陵成立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参加了第二次讨袁战争即护国战争。1916年3月在攻打丰都的战斗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穿透右眼而致残,后编入熊克武川军第五师,任第九旅参谋长。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熊克武四川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取得了成都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被誉为川中名将。1924年在成都养伤期间认识杨闇公;1925年,随吴玉章赴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考察。刘伯承是经过两年时间考虑,于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正式加入中共,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
 
杨闇公(1898-1927)又名杨尚述,杨尚昆的四哥,重庆潼南人,1913年入南京军官教导团学习,加入国民党从事反袁斗争;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1920年秋回国在重庆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3月加入中共。1926年2月,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重庆地委派共党刘孟伉、邓作楷、吴季藩、黄直峰等人在川军中发展中共的力量。到1926 年夏秋,G党重庆地委在川军各部中掌握和可能参加起义的部队有2 万多人。
 
1926年夏,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在顺庆、泸州、合川三地起义。为此加紧了筹备。1926年8月3日,中共四川省委委向党中央呈送两份报告:《四川各派军阀动态》及《四川军事调查》,详尽地分析了四川各路军队的准确情况,为Z共兵变提供了依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四川地委派童庸生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9月10日提交中共中央的《童庸生同志报告川中情形》称‘我们的武力:秦汉川旅长驻南冲(充)有枪二千余……;黄慕韵旅长驻会昌有枪二千余,属邓锡侯部(请求党派代表往该军管理党务,并设法筹饷谋械)。’‘在川中若果我们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扬(杨)森现有委朱德为参谋长兼统一师之意。’所提秦汉川、黄慕韵(源)当时均为中共党员”(《考实》,P15)。此处“黄慕韵(源)”似应为黄慕颜。中共中央随即作出起义的有关指示和决定,“我们自然很希望在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文件集》2,P302)。中共中央同意了顺泸起义的计划。9月28日,杨闇公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在重庆秘密召集川军中12个“头头”开会,商议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事宜。
 
1926年8月13日,川军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等公开通电加盟国民军讨伐吴佩孚,这个通电随后载于报刊,轰动一时。中共不可能充耳不闻。根据苏联顾问的部署,10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最近的政纲和国民会议召集方案等重大问题。会上,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提出:“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等威胁甚大,共产党员同志要负责作川军的工作。”实际上,杨森此时已归顺国民党了,且陈独秀已派朱德前往杨部担任党代表。这个“威胁”只能理解为对左派及中共的威胁。根据吴玉章的建议和推荐,会议决定派刘伯承回川,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名义上说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实则全面负责中共在四川的军事工作,建立中共自己掌控的“左派军队”。
 
9月2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刘湘部整编为国军第21军。整个四川部队皆于10月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所谓“四川军阀”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整编完成后即加入对北洋军阀作战的行列。
 
之后,刘安恭朱德积极策动杨森的一个团易帜,因机密泄露,杨森下令通缉,刘安恭迅即潜往武汉。11月16日,杨森在宜昌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在朱德的建议下,设立中国国民党第20军党部,由朱德任主任委员,并且在万县杜家花园建立第20军军事政治学校。由朱德带到万县的政治工作人员卢振纲、文强、熊荫寰、江亚中、滕代顺、湛杰分别担任教育长和五个大队的大队长。朱德通过政工人员加强对杨森部队的改造,引起了杨森的疑忌。他担心自己的部队被分化瓦解。泸顺起义爆发后,杨森就以第20军军事政治考察团赴武汉考察的名义,要朱德率团前往。12月下旬,朱德率领由杨森部80余名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政治考察团乘“永丰”号江轮离开万县,脱离了杨森的部队。
 
中共四川军委并不理会川军已归附革命之现实,仍确定了泸顺起义的具体方案,并作出决定和分工:1)杨闇公在重庆主持协调全面工作和与各路军阀进行周旋;2)刘伯承负责起义的总指挥;3)朱德赴万县做杨森的工作;4)陈毅负责泸州策反;5)童庸生负责顺庆策反。随后开始实施这个兵暴计划,此兵变实乃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暴动。
 
11月刘伯承由广州回到四川后,到万县会晤朱德。当时,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公开身份皆国民党四川省临时省党部执委。11月中旬成立了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3 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任书记,全权负责全川军事运动,统一指挥和具体领导四川的武装起义。中共重庆地、执委先后派人到顺庆、泸州、合川等地的部队中开展工作,发展了秦汉三、黄慕颜加入中共,而秦、黄二人手中各自掌握的两千人马自然归中共调遣。吴玉章、童庸生、何绍先、潘崇阶、陈毅等秘密联络川军中刘伯承之旧部,如首先发难的第四混成旅袁品文就是刘的老部下。杨闇公以川军中的共党和革命军官掌握的6个旅为骨干,成立了国民党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总指挥部在栖乐山顶栖乐山寺内。
 
刘伯承等人制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争取驻顺庆的四川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所部之秦汉三、杜伯乾两旅首先起义,驻合川的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所部之江防军黄慕颜部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在川北站稳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赖部袁品文、陈兰亭两个旅起义;然后泸州起义部队进发到川北会合,扩编为6个师1个军,以刘伯承为军长;以后再根据实际发展情况,与冯玉祥的部队会合。起义时间定在12月5日;地点在顺庆,然后以顺庆为基地,向绥定(今达县)进击,消灭最顽固的“军阀”刘存厚后,与北伐军会师武汉。
 
由于情况突变,“起义”提前于1926年12 月1 日首先在泸州开始。泸州地处长江、沱江交汇处。驻防泸州城内的是赖心辉部的基本部队第2旅,旅长李章甫反共,李旅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要解决李旅必须智取。12月1日袁品文联络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以请酒为名诱杀了李章甫,16时许,袁、陈两部宣布起义,并立即攻打毫无防备的李的部队,基本全歼。其杀戮人数被掩盖,远超“412政变”。12月2日,袁、陈通电全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4路、第5路司令。7日上午,泸城各机关团体120多个单位及各界人士6万多人,在小较场集会庆祝起义胜利。
 
顺庆方面原定1926年12月5日何光烈在土门寺操场阅兵之时,将其生擒,但不慎泄密,便提前行动。何部旅长秦汉三、杜伯乾,在吴玉章等人策动下,逐渐靠拢中共。12月3 日下午5 时,秦汉三、杜伯乾分别指挥部队举行起义,消灭其师长何光烈及其亲信大部(屠杀知多少),次日晨占领顺庆。
 
黄慕颜接到秦、杜的电报后即在合川举义(又杀了多少)。黄慕颜部举事后即打出“四川红军第一路”旗号,黄自任司令(《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3月本,P171),率部溯涪江而上,向西往大河坝前进。刘伯承在大河坝赶上了黄部,决定改变行进方向,挥戈北指顺庆。9 日,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到达顺庆,10 日,合川和顺庆的起义军7000 多人在顺庆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正式就任总指挥,黄慕颜就任副总指挥兼第1 路司令,秦汉三、杜伯乾分任第2、第3路司令。
 
邓锡侯、刘文辉等调遣万余人的部队分4路围攻顺庆,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敌我双方伤亡惨重。到13日午后4时许,刘伯承总指挥紧急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宣布立即撤离顺庆。正当顺庆义军准备撤离时,省委军委会突然来急电要求坚守。14日,敌军出动8个团分三路向起义军发动进攻。由于泸州起义部队未能按时移师顺庆,顺庆起义军极度危艰。15日下午,起义军从栖乐垭出发,向金台方向转移。16日到达开江时部队仅2000余人,在刘伯承率领下于22日改编为一个旅。在开江,黄慕颜率起义军深入学校、农村,宣传共产理论,依靠骨干力量,相继组建了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共产群众组织。经过休整补充后,黄慕颜率起义军转入鄂西。直至宁汉分裂后才为掩人耳目改称国民军,吴玉章在武汉国民政府为之申请国民革命军第35军番号,遭谭延闿质疑而未果。随后经邓演达操作于1927年5月上旬始授暂编第15军番号,刘伯承任军长。而那时武汉政府已被南京政府所取代,任命已失去合法性。
 
在顺庆方面艰苦战斗时,泸州方面的起义军也面临着更严峻的局面。12月3日,军委会急派陈毅赶往泸州督促起义军北上会师。但陈兰亭贪恋泸州巨额盐税,不愿离开,袁部团长皮光泽亦不愿北上,会师顺庆的计划落空。顺庆部队撤离后,泸州孤立无援,难以持久。1927 年1月中旬,军委会在万县开会,决定刘伯承赴泸指挥起义军。刘星夜抵泸,于24日发出总指挥部布告,采取果断措施整顿军政、民政:整编队伍,增设第6路,升皮光泽为司令;并在各路设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营、连设党代表,实行官兵平等,废除体罚;在部队中进行反帝、反军阀教育;加强军训,整肃军纪;开办泸纳军团联合军校。3月18日,刘伯承公开纪念“巴黎公社”65周年,举行群众大会,革命气氛浓烈。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开进南京。这两支部队的政治部由共党李富春、林伯渠掌控;入城后G产分子立即发生了有选择地抢劫各国领事馆及侨民的事件,造成外国人6死6伤。英军舰旋即反击,事后查明军人死24伤7;市民死15伤9人。苏共命令支部造谣说:“英国军舰开炮轰击,打死打伤我骨肉同胞2000余人。”Z共重庆地委遂于1927年3月31日举行了“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刘湘派军队打死137人,伤千余人(Z共资料),制造了“三三一惨案”。1927年4月6日杨闇公被枪毙。
 
随后,由赖心辉任总指挥的“川黔联军”4万人诈称10万,从四面八方向泸州起义军进攻;同时派出大量奸细混入城中,进行策反。这些奸细混入城后,窜到各部进行秘密活动,都被起义军揭露和破获。刘伯承下令,将主谋者10人立即处决。起义军长期被围困,几至弹尽粮绝,官兵、市民食不果腹,陈兰亭、皮光泽悲观动摇。陈兰亭暗中勾结联军,阴谋劫持刘伯承和共党政工人员交联军邀赏,因遭袁品文等反对未遂。中共泸县特委和袁品文等力主刘伯承撤走,刘遂于5月16日拂晓偕韩伯诚、周国淦从龙透关秘密离泸;他们经大足、铜梁至达县,又由达县越过秦岭,到达西安。在两手空空之下,幸得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将军接济,才由西安转郑州,于7月11日抵达汉口,向周恩来汇报了泸顺起义经过。周任命刘伯承为南昌起义的参谋长。1927 年5月17日,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宣布接受刘湘改编,复因疑惧刘湘,于5月23日夜率部乘船经合江入黔,后被周西成、杨森分别收编。
 
说泸顺起义“为了策应北伐战争”属谎言。此前,四川各路地方军阀已经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吴佩孚,归顺国民革命军加入北伐。因泸顺起义引发的战事至1927年6月才结束,川军皆因此而无暇参与北伐作战。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在“412”之前4个多月,Z共已先行暴动了,从国民革命军中拉出一个军来。是蒋介石先叛变了革命还是革命先叛变了蒋介石?实际上,建军节似乎应该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对,比南昌起义早9个月,“红军第一路”旗号早已打出来过了!为了使Z共夺权显得“正义”,吴玉章、刘伯承等只能委曲求全,舍弃了打响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做一回无名英雄。直至毛时代过去之后,才有越来越明晰地介绍泸顺起义的官方文书,甚至不乏赞扬他们首先创立共军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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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巴乔夫校友的悲惨遭遇

作者:关敏

“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他比戈巴乔夫大1岁;祖籍宁波,生于北国。7岁前家住大连,南迁上海期间亲眼看到“八一三”之战,幼小的心灵中隐约留下国人奋起抗日之印象。此后随家人移居北平,先后进入基督教会主办的崇德中学与燕京大学。,与早早参与学生运动、投身左翼革命潮流的江伟琏,形成鲜明对照。高中三年,江伟琏与蚂蚁交往甚密。1947年,通过民主竞选,在地下d组织的支持下,他一举胜出,担任崇德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此后抵制军训课,签名罢课请愿,忙得不亦乐乎。

1948年,他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燕大采纳美式教学模式,学生自由选课。不修d义课,学校睁眼闭眼,不予追究。鼓励通才教育,主辅修制,效果不俗。重视英文素养,更不在话下。屈指不过半年的燕大生涯,让他久久难以忘怀。

北平沦陷,学生无心向学,纷纷报名加入南下工作团。江伟琏参加g产工作,首先革掉原来的名字,改名XX。因缘际会,先后进入北京青年文工团和北京市体育分会。1951年官方选派首批苏联留学生,他被选中。1951年8月赴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苏联法学重视拉丁文教育,承认苏联民法继承了罗马法,课堂讨论、抽签口试,无不留下深刻印象。留学期间,J平积极参与莫斯科大学学生会工作,与同样就读法律系的戈巴乔夫时有往还。后来,J平担任了中国留学生会主席,与当时担任校学生会t委工作的戈共同工作。

戈巴乔夫1955年毕业,一帆风顺。他1956年底他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回到中国,命运坎坷。门门课程全优毕业的他,被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誉为两大才子之一,前途似乎一片光明。适逢“反*右运动”,提前归国的他不幸得了一顶“右*派”帽子。他说:我因为刚到北京政法学院,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当然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但大家对苏联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刚发生不久的赫鲁*晓夫反对斯*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在座谈会上,有人希望我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和看法。斯的罪恶被揭露后,欧洲国家的G党受到很大震动,一个时期内在群众中影响也降低不少,不少国家的党*员纷纷退*党。譬如,意大利G党总书*记陶里亚蒂说:斯*问题的根源,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我同意陶里亚蒂的观点。于是,我就在座谈会上谈了。后来在揭露我的“反*党”言论中,这也就成为一项内容了。批判时,有人以此说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有缺陷”,是大逆不道!……

他说:1957年5月31日晚,我们住在二号楼、三号楼的一些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议论,大家纷纷表示也要写张大字报,表示我们青年教师的意见。讨论到最后,提出了五条意见,大家推举我主持并起草大字报。大字报共有五个方面内容:第一、认为学校整风不力;第二,认为学校的问题揭得还不够;第三、认为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下落。应当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弄清真相,公布于众;第四、老教师中有一些在肃*反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第五、现今的工会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现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写完大字报后,我们就开始征集签名。许多人都毫无保留地签了名,共有20位。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当然最后也就成了这张大*报的主谋。第二天清晨,我们将大*报贴在了三号楼门前。因为这是青年教师的第一张大*报,又有20人签名,这张大字报非常引人注目,引来了很多人看。北京政法学院院书*记刘镜西,也专程来看大字报。看完后还夸奖我们。紧接着,我们还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以反映意见的方式正式向院党*委做了反映。

他说:1957年6月中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反*右阶段后,学校也就停课了……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反右运动中,我是最好解决的一个右*派分子,因为我很快就缴械投降了!不久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也下来了,对我的处分算是比较轻的。政治上成了人民的敌人,刚刚从苏联回国结婚还不满一个月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家庭破裂。“屋漏偏逢连夜雨”,1960年秋我在西山劳动时被火车轧断一条腿,可以说人生中所能承受的一切打击和痛苦,全都压在了我的头上,但我要坚决地活下去!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我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回答一生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他脱口而出:“划右*派”的经历!火车压断小腿,血淋淋的极限伤痛终究痛在一时,划上“右*派”的精神伤痛却长达22年。文*革10年,北京政法学院派系斗争激烈。1967年身为“摘帽右*派”的J平,与同为右*派的崔琦女士喜结连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但是,民主、法治的理想和信念在他的心中从未动摇,并支撑他度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岁月。1978年他回到了阔别22年的讲台。1983年出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大刀阔斧推行改革。1988年当选第七届人*大常*委及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出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90年被免校长。两年的校长生涯,保护了学者贺*方等人。张Q帆说:“许多人认为他是永远的校长,是法大的精神。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精神符号。”
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32
等级制落实在生前死后
作者:关敏

一,天尊地卑的强权哲学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尊卑”。《易经》中已经阴阳乾坤之分。孔子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董仲舒说:天有高卑,故人有贵贱;天有阴阳,故人有刚柔。具体地说就是君尊臣卑、官贵民贱、男阳女阴,夫刚妻柔,贵贱有恒。做臣子做妻妾的,要柔顺;当皇帝做丈夫的,则可以为所欲为,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命如此,那些处于底层的卑贱之人,受奴役压迫,也只好认命了。儒家向人们宣示:君永远处于尊、刚、健、主的地位,臣永远处于卑、柔、顺、从的地位,这是天的规定、道的本质,是上帝的律令或自然的法则,任何人都不能违逆。

“乾坤,一乾而已”,“男女,一男而已”。皆是主张“一股独大”的“控股”。《易传》的作者孔子(或其弟子)将“不平等合作”上升为“三纲五常”的人生伦理与治国之术,说什么“为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尊君主;卑臣民,由此推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无尊严者接近100%。

孔子天尊地卑学说及其所制定的一套仪礼和做人规矩,目的在于维护奴隶主的统治。儒家的一切个人修养无不围绕着服从君权行事。孔子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犯上作乱,最喜欢循规蹈矩,稍有不合礼仪规范的他都会感到不安。在孔子的误导下,中国历代统治者只有一己绝对自由的追求,却从无“合作共生”的真诚愿景;只想统治别人,统一别人,只想剿灭在野派,“口含天宪”,“舆论一律”,从没有与对立面平等合作的“朝野合作”观念;无论是古代的“招安”,20世纪的几次“国共合作”,还是文革前的“公私合营”、“统一战线”,往往都只是“引蛇出洞”,借合作之名伺机吃掉合作者的“阳谋”。中国历代读书人、士大夫包括商人,也多半只有“学得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当个依附大救星的奴才或“讨主人欢喜”的鹦鹉。他们不明白,合作共生的前提是首先保持独立身份,然后才可能合作共生。合作共生的方式有多种,招商引资是合作,批评监督更是合作。

二,等级制无处不在

《庄子.天道》中记载: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

庄子的意思是说:君在先而臣从其后,父在先而子从其后,兄在先而弟从其后,长在先而少从其后,男在先而女从其后,夫在先而妇从其后。尊和卑有先有后,天和地就是如此运行的,所以圣人效法天地规定了人伦等级。天为尊,地为卑,这都是神明之位;春夏在先,秋冬在后,这就是一年四季的顺序;万物生长,萌芽和分支各有自己的形状,春夏萌芽茂盛到秋冬衰落死亡,这就是变化的顺序。天和地最为神明,还有尊卑先后的顺序,何况人道呢!

中国古人把人间的等级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级最早出现于马马迁《史记.天官书》,天上的一个个星都是天的官员或官厅,天做为整体象征了国家的等级体制。司马迁道:“凡举事无逆天数”,“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纪;天有十干,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书;…”。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与天上的紫微垣相对应的。北京的故宫就是“象天设都”的体现。天上本没有帝、后宫、贵人、骑官、上将、贵相等特权等级,是古人为维护王权臆造出来的。

圣经中没有天尊地卑的思想。《创世纪》讲述神创造宇宙,地是宇宙的核心,头一天,神创造出地来。“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即第二天创造出天,没有天尊地卑的思想。《圣经》天然地不适合专制皇帝的需要。

三,中国人做鬼也要搞等级制

2007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韩裔学生赵承熙的持枪射杀32人后自杀。令人意外的是,美国人在悼念仪式上点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包括了凶手赵承熙)。这是一种超越了爱恨情仇的神爱。美国人没有选择仇恨,而是选择了宽恕。在他们看来,害人的凶手也是人,也是受害者,也值得同情。
 
日本人也有对所有死去的人(包括罪犯)的神爱。他们信奉“死人无罪”,日本人认为:“不管多坏的人,人死了罪也就没有了,人死就都变成了神”。对于犯罪者,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对他们判刑、惩罚是应该的,但对死人问罪有什么意义呢?有人尽管生前作了很多坏事,犯了很多错误,一旦死了,他的罪行和错误就可以原谅了。所以许多日本人在做了错事,造成巨大损失时,往往采用以死谢罪,以死换取人们对他的原谅。这也是造成日本人自杀率高的原因之一。所以,日本人认为无论是东条英机还是广田弘毅,既然已经被国际裁判判了绞刑,这事情已算完了,与靖国神社的参拜又有何关系呢?其实在日本,即使是罪大恶极之人或被民众憎恶的历史上人物,也放在神社中祭奠;比如祭祀逆臣足利尊氏的足利神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鉴于神社是日本人向故去的人问候的地方,这是人家的生活习惯,犹如汉人拜祭祖先,所以我们无法也不应指责日本人去参拜靖国神社。所以,对中国政府反对日本人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人感到不舒服。
 
汉代的阉人司马迁居然将国人的死分为“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真是搞窝里斗的等级制理论依据。此后,中国人互杀到民国和文革也是“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日本人没有此类陋习。日本曾发行一个牌子来纪念一位被倒下的烟囱砸死的人,纪念他是因为他让大家知道了烟囱是会砸死人的,他们认为在地震中死难的人都是英雄。中国唐山大地震时有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司机直接开车到北京新华门报信,他只说了一句唐山完了,就死掉了,但中国没有纪念这个人。
 
中国人的生死观与日本人正相反。中国人认为:即使人死了,也不等于其罪行和责任可以被解除,对死人也要问罪惩罚。典型的如,杭州城外的岳飞庙里,有秦桧夫妇下跪的石像,去参拜岳飞庙的人,用庙里准备好的鞭子抽打这个石像。中国人这种对死人也要问罪惩罚,即使自杀其罪行也不能被宽恕的生死观,在日本人看来是过于残酷了。
 
中国人对罪人往往是杀死还不解恨,还要吃死人肉(公元前196年夏,刘邦以梁王彭越阴谋造反为由,将其杀死,切碎作成肉酱,并把这肉酱分发给全国各地的诸侯食用,以示恐吓;公元23年,王莽被杀后,尸体被众人抢食,其首级悬于宛市的城门上,“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董卓随意地杀不服他的大臣而且逼迫众大臣吃人肉,公元195年,董卓死,民争食其肉。当时关中“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榷、郭汜等放兵劫掠,加以饥馑,二年间民相食略尽”。典型的人吃人的世界,这就是汉族人起源的朝代),鞭打尸体(公元前506年伍子胥掘坟抽打楚平王尸体三百鞭,直到尸体粉碎)、甚至喝下仇人的骨灰来解恨的(隋朝初年,王颁因不满陈国国王陈霸先杀其父,加入了正在南方攻打陈国的隋军。陈国败后,王颁从坟中掘出陈霸先的尸体,焚其尸骨,用水和着骨灰喝了下去)。
 
这是一个被利益和仇恨扭曲了心态的野蛮民族,当然会对日本人参拜自己的神社愤愤然,美国人不会有这样的情态。

在西方,人死后都葬在教堂里,每个上帝的子民都占据同样大小的墓地和一样大小质料的墓碑,小到乞丐大到总统,墓葬的规模都一样。流沙河写过美国战士公墓的文章,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他们的坟墓是一样的。他们的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查找起来很方便。反观中国,“XXXGM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X山”;有些家属还要闹“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讣告里死主消息下面还要加个括号“相当于\厅级待遇”!只有一个等级森严的劣等民族才去搞这些事。

人都会死的,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人类尚无法证明死亡以后的差别,那么在今生最好的办法就是规定人在尊严与权利上一律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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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34
税是什么?
 
作者:关敏
 
1.税的政治涵义
 
社会契约论认为:纳税人为避免自然状态下的混乱,更好的保障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自愿地缔结契约,通过契约让渡自己的部分财产,以交换国家的保护行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公民纳税建立政府,其目的有二:一是为群体生活提供安宁与和平,从而保障人权和财产权;二是为社会生活提供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可见,国家收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仆人。政府是人民花钱雇佣的服务机关,是人民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人民有权要求政府提供满意而优质的服务。对达不到这种要求的政府,人民有权随时更换这政府。
 
2.税的经济涵义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的需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品,具有消费上的独占性和排他性,这类产品可在市场上获得。另一类是公共品,不具有消费上的独占性和排他性,如国防、环境保护。公共品是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为一切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物品。公共品没法从私人市场获得,只能由政府提供。这样,政府提供公共品,纳税人把税当作公共品的价格。税即是人民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品而支付的代价。所以,税就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价格,与此相应,政府是属于第三产业的服务部门。
 
既然税是服务的价格,就应该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最好一事一议或一年一议)并遵守“消费者主权”(政治上叫人民主权)原则。这就不能够由政府一家说了算,必须事先征得另一方也就是纳税人的同意,纳税人通过自己的代表,按照立法程序制定各项税法。公共财政实际上国家与人民之间就公共物品的提供及其价格达成协议的机制,因此,人民必然对公共物品有选择和决定的权利。消费者主权原则要求越是与消费者利益相关的事情越应交由消费者自己决定。政府的政策是为消费者服务的,唯有消费者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裁判者。消费者的同意是赋税的基础,是政府课税的合法性所在。未经消费者或其代表同意,决不能对公民的财产课税;而公民同意的制度体现就是代议制。税收应当由公民的代表所组成的代议机关来控制并监督其开支。税收应当用于建立和维持政府运作以及政府为社会生活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绝不能用于任何除此之外的其他目的之上。通过代议制,制定出反映人民意愿的税收法制,以此保障税的合法性。
  
3.“税收”与“捐税”——两岸中国人观念差异
 
对于“税”,同是中国人,称呼却不同。中国大陆叫“税收”,中国台湾叫“捐税”。这两个词内涵不同。古汉语里的“收”的最初意思是“拘捕”,以后演绎为“收取”、“征收”,因此,大陆的“税收”的“收”字,更多体现了税的强制性;而台湾的“捐税”的“捐”则较平和。《辞海》上“捐”是“赞助”之意,更多体现了“慷慨相助”的意思,没有强制性的涵义。按照英国的观念,税收应当来自臣民自愿的输捐而非政府的课征,因此“无代表同意则不征税”是英国宪法的根本原则。
 
如果与“贡”的涵义相对照,“税”的特有政治意涵就更加突出。“税”是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是私有制社会的概念。中国一直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私有制未发展,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税”概念。
 
中国人一直是王的奴隶,国王征税勿需臣民的同意;上贡者与索贡者之间是不平等的,前者臣服于后者。非议者被诛九族。韩愈歇斯底里的叫嚷:民必须上供养活统治者,否则格杀勿论。
 
在西方,纳税者与征税者(政府)之间是平等的;国王政府与臣民即纳税者都按照契约办事,国王征税需要臣民同意。可见,西方国家的人民是自己私有财产的主人。
 
纳出去的税和换回来的服务应该是等价的,如果政府手里的税款用不完,则要退给纳税人。而献上出去的贡却是无偿的,中国王朝政府手里的税款用不完,则被官僚贪污。可见,纳税人是自由公民;上贡者是奴仆臣民。因此,可以说,中国无西方意义的税,只有进贡的贡赋。
 
西方人在反抗国王任性征税的斗争中,终于使国王成了花瓶,而国家的权力转到了国会手里。中国也有抗税斗争,大太监魏忠贤专政的时候,苏州就爆发了抗税斗争,殴打政府官员。但中国的斗争是丛林方式:一是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旗帜;二是对皇权制度无威胁,中国人不知道皇帝制度外还有其他好制度;三是无西方国会机构,西方的国会就是讨论税收是否合适的机构。可见,明末的抗税斗争稍早于英国1640年消灭英王的革命,但不具有文明社会的性质。满清灭亡后,中国才开始进入文明社会。
 
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决定从1916年征收所得税。但文件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全国商民的强烈反对,不得不于1916年暂缓举办。1920年,政府再度决定实行所得税,但再次引起各省议会、商会及社会团体的反对与抵制。他们宣称:所得税应在政府裁减军费、节省政费以后实施,否则人民不承认所得税;所得税应经过合法的国会决定。抗税引起社会上巨大反响,民国财政部不得不于1922年下令停办。
 
可惜的是,这种势头并未继续下去。1929年,取代北洋政府的国民党政府开始征收消费税,1931年又开征营业税,以取代厘金,但存在重复征收等诸多问题。各地商民抗议,全国商会为此呈函财政部,提出意见。商民们普遍抱怨,原以为新政权会给商人参加会议,发表意见的机会,却没有想到国民党政府也是由政府出台税法,根本未得到人民的授权和同意,商民的意见也没有得到采纳。商民的抱怨是有道理的。消费税与营业税保留原来厘金很多不合理做法,颇有换汤不换药、以聚敛为能事之嫌。而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训政,北洋时期的国会之类,不复存在,税收立法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征求人民意见,获得人民同意的民主宪政原则,自然无从谈起。因此,尽管商民意见纷纷,强势的国民党还是将消费税营业税向全国推进。
 
国民政府对税收的形式特征的宣传是一贯的,这就是著名的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指国家征的税为国家所有,不再归还纳税人,也不支付任何报酬)和固定性。税收“三性”强调国家只有征税权力而无需承担任何义务,而纳税人仅承担纳税义务而无权索取任何回报,严重地忽视了纳税人的的权利,是乱收税费、乱罚款、乱摊派的根源。以至于社会上流行“国民党税多,共参党会多”的谚语。

如果认为政府“天生”就有权自定税收章程,那就等于承认政府对纳税人的财产权拥有支配权,也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有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纳税人事先同意”原则,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能够制约政府征税这个权力之手的制度,民主对政府的限制首先就体现在对政府征税和用税的限制上。所谓“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首先就是屏蔽政府的非法税费的侵犯。因为只有政府的征收才可能对私人财产权构成不可抵御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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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39
关敏:保护财产权是国家的目的
作者:关敏

关敏提要: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条件。个人财产权具有永恒的价值,是个人永恒的权利。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就是对人类的“犯罪”。保护财产权是成立国家的目的。

一,保护财产权是成立国家的目的

古罗马著名思想家西塞罗在《论义务》中指出,建立立宪国家和自治政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他反对平民动辄重新分配富人的财产,他引用凯撒敕令里的一句话:“让他们住在邻居家的房子里,用不着付房租”,然后加以反驳。他讲,有些人装出一副民众之友的样子,讨好百姓,或者试图使土地改革法得以通过,把土地占有者逐出他们的家园,或者建议以前的债务应当一笔勾销,这显然都是在毁坏国家的基础。因为:如果把一部分人的钱财夺走,送给另一部分人,和谐就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尊重财产权,公平就会完全颠覆。为了说明正确的做法,西塞罗举了西西昂的阿拉图斯的例子。阿拉图斯回到被僭主统治了50年之后的故乡城市,夺取了权力,招回了曾是该城最富有的600个流放者。但是在财产和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上,他觉得很难处理。一方面,原先的富人不应该继续受穷;另一方面,不宜打乱持续了50年之久的财产权。于是他去了一趟亚历山大里亚,向富有的国王托勒密借了一大笔援款。回来后,他劝说一些人放弃现有的财产,接受等值的金钱补偿,又让另一些人接受与他们失去的财产等价的现款。结果双方各得其所,保持了社会的和谐。

1656年英国思想家哈林顿(1611~1677)在《大洋国》中指出:“所有权,即产权是一切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建筑在所有权上的”、是产权的自然产物。产权“就是对土地金钱或商品的所有权”,土地所有权是至关重要的产权。政府或政权必须保护私有财产。他说,国家的性质、政府的形式由地产的状况和产权的均势决定。如果一个国家的土地大部分为一人占有,或者他的土地超过人民所有的土地,那么他就是大君主,其国家就是极权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果土地为少数人或一个贵族阶级占有,或者是贵族连同教士一起成为地主;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超过人民,这样的国家就是混合君主政体即贵族政体的国家。如果全体人民都是地主,少数权贵集团无法压倒他们,那么这种国家如果不用武力干预,就是一个共和国。这一切说明,国家是在财产权利的基础上产生并由财产权决定的。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或政府,无疑要保护私有财产。“每一个政府的基础或中心就是它的基本法律。基本法所规定的就是一个人可以称为自己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所谓财产。同时还要规定一个人有什么凭依可以享受自己的财产,这就是所谓保障。前者就是所有权,后者就是所谓统治权或主权。前面已经说过,后者是前者的自然产物,因为统治权的性质决定于一个民族的所有权的均势。因此,大洋国的基本法或中心就是土地法与选举。”这说明了民主制度与私有财产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还认为:英国的土地多数已为中产阶级所占有,所以,英国只能搞共和政体。他说,一个平等的共和国是在平等的土地法基础上建立的政府。

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各项人权。洛克认为:“人类结合成国家,把自己置于政治之下,其伟大的主要目的是保全他们的财产”(财产在这里指代所有的人权),政府的一切活动都不得违反这一目的。因此,任何政府首要的、不可推卸的职责就是保护私有财产。政府对财产的任何侵犯,就给予人民以推翻它的理由。人民是决定并管理税收的主权者,并通过民主的代表制度行使这种主权。

柏克认为:保护财产权是成立国家的正当理由与根本目标之一。然而国家本身的存续离不开“权力”与“税收”两大要素;而以政府为载体的“合法权力”之获取应当通过竞选而授予给“个人”或“政党”;《大宪章》确立的税收必须信守“无代表不纳税”原则,即“征税”与“用税”要经过纳税人或其代表们的同意,否则政府不过是“暴政”。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明确指出:美国宪法的第一目的就是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他看来:“财产权利产生于人类能力的差异”,勤劳程度的不同造成了财富的差别。“保护获取财产的不同能力,立即产生不同程度的和各种各样的财产占有情况”,因此,私有财产权是天经地义的,同时财产占有的不平等也是不可避免的。他进一步认为,由于财产占有的差别,人类才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和集团,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对财产权构成了威胁,所以,有了保障财产权的必要。他写道:“造成派别的最普遍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所以我们要探究的重大题目,是力求公共福利与私人权利免遭这一派别的侵害。”他得出的结论是,“保护产生财产权的人类能力的差异,是政府的第一目的”,“调节这各种各样又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权是建立政府的目的。

二,财产权促进自由

美国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认为,“私有财产权神圣,个人处置和投资财产的权利,以及在宽广的法律范围内,个人的自利与自主自然地演化为一个有益的社会秩序,一直是美国政治理念的主要原则”。为什么美国的制宪者对保护个人产权如此重视?这是因为个人财产权绝不是人的身外之物,仅仅是满足人类生存和享受的需要,而是人类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与个人自由和社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财产权是人权的核心和根本保障,它为其他各项人权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和身份尊严保护。没有私有财产权,其他任何权利都不可能得到真正行使。因为人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使用或控制他之外的物质世界的某一部分,甚至沉思默想也要求人应有处于他沉思默想的地方的权利;除开用口头直接向其他人表达意见,表达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就要求使用身体之外的物体之权利;人们为任何不损害其他人之目的而集会在一起之权利也以有呆在合适的聚会场所之权利为前提。可见: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财产的安全度是人身自由的安全度指标。

1.财产权是人身自由的标志,享有财产权才有个人自由。私有财产是一块自由的天地。因此,建立了财产私有制的雅典人发展了自由思想。伯利克里说:“我们所倾心的自由,涉及到日常的生活,如果我们的邻居想走他自己的路,我们决不会对他产生怨言。”建立了民主共和城邦的古希腊人就骄傲地把自己称作“自由人”,直到今天西方人仍然处处以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是“自由世界”自诩,可见他们最珍视的就是自由。在他们看来,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人有自由,能独立自主,不受外物和他人的支配和奴役。

2.财产总是增加人们的选择自由。财产作为自由的保证,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财产具有“抵押”的作用,可使人在各种竞争与合作中,实现其“进入”的自由。其二,财产起着一种“保险”的作用,财产权是让每个人有家可归的“家”。财产权保证了公民的个体独立,而恰恰是这种独立,戒除了更多的人身依附,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自由”,使公民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为,才有了自由地把自己的财产与他人的财产进行交换的可能,而市场交换所要求的平等原则和权利意识是民主的基础。

3.没有财产权作基础的生存权是没有自由和尊严的猪狗生存权。休谟说:“哪里没有财产,哪里就没有自由”。没有财产权或财产权受人控制的人是不可能有人身自由的;没有财产,人不能维持生命;没有财产,人身就有危险,就无法自由。实际上,控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最好方法就是控制他的财产,如汉密尔顿所言,对人的生存的控制会导致对人的意志的控制,“一分钱憋死英雄汉”的情形可能比“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情形”更为常见。“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前提是自己尚有田产可以耕种;如果陶渊明是无产者,不折腰就只能饿死。控制了财产,也就意味着控制了人的劳动;控制了人的劳动,也就控制了人的自由。哈耶克说:“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个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4.没有财产权就没有信仰自由。其实,信仰自由也是以财产权的保障为基本条件的。没有财产权,信仰自由同样会化为泡影。英国思想家霍布豪斯在谈到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说道:“任何信仰只要伴随着诸如开除职位或剥夺受教育权利等惩罚,宗教自由就是不充分的。”开除职位就意味着坚持自己独立信仰的人要放弃稳定的收入和地位,剥夺受教育权意味着坚持信仰者将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接受教育,实质上都是对于财产权的控制。

5.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表达自由。表达自由不仅意味着赞同政府的自由,更意味着批判政府的自由。对言论自由的遏制最经常的幌子是将批判政府的观点斥为“异端邪说”。只有在拥有稳定的财产之后,公民才有可能表达批评政府的言论。民间资本是政府专制的反对力量,广泛私人财产是新闻自由的经济基础。托洛茨基曾经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替代。”控制了公民的财产,就意味着遏制了公民的咽喉。

弗里德曼论证道,市场机制以下述方式保障人们的自由的天然权利:第一,它保证财产权利,包括人们按自己的意愿消费自己的收入;第二,它保证选择职业的自由,每个人自由选择自己最需要与他的能力相适应的职业;第三,它促进了发展的自由,每个人选择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能力行事;第四,它促进了表达的自由,竞争的市场通过使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离、分散经济权力而保障了交流的基本自由,人们的言论自由由于存在着就业的多种选择机会而会变得更有现实性。表达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即是如此,与政府或某个报章的主编意见不同的观点可以在竞争的大众传播界得以公布。如此等等。弗里德曼指出:“在经济安排与自由言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直接的相互关系。我们很少认识到:要想使信仰狂热者有发表意见的可能,丰裕的金融支持与经济支持是多么的重要。”私有财产权的确立,使私人具有和政府对抗的物质基础。就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例,“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只需要说服几个富有的人提供资金来实现任何想法;不管想法是多么古怪,都是如此”。虽然表达自由是一项政府不得克减的人权,但政府却可以通过控制财产权而影响表达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订货合同,或者受制于这种或那种政府机构的管理之下,或受制于有关税务问题的调查之下的商人,将不愿意单独地、以那种可能会破坏政府规则或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行使他们的自由言论权利。依赖于政府对其研究的资金支持的大学教师,将同样地感受到对他们的言论自由的‘令人寒心的影响’。”

个人财产权是个人自由、权利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是自由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保障,也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条件。必须把维护个人财产权作为根本的道德原则加以遵守。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人类的未来,但人类社会不论演化成什么形态,个人财产权具有永恒的价值,是个人永恒的权利。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就是对人类的“犯罪”。

从权利的阶次上讲,个人财产权应同言论、信仰自由等人类基本权利一样,居于被优先和特别保护的地位。只有个人财产权得到保障,其他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或才有实现的可能,否则,不仅将失去既已获得的权利,而且我们希望实现的权利也将变得毫无实现的可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只保障人权而不保障财产权,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保障财产权而没有生命权和自由权。从这一意义上讲,财产权就是生命权和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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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40
关敏:私有制带来了繁荣、避免了公地悲剧
作者:关敏

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效率保证,有助于带来经济繁荣。这是因为:

第1,经济中有一条简单而重要的规律,这就是: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更谨慎。所以,保障个人的财产权比废除个人的财产权带来了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收益、更低的成本。财富藏在哪里最合适?藏在公民手里最合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性是很显然的。

私有制降低了管理成本,避免了贪污腐化。加拿大北部有一个印第安部落,他们一直生活在公有制下。由于海狸皮价格上涨,导致了内部的人滥捕滥杀海狸。为避免杀鸡取卵似的短期行为,他们对海滩实行了私有化,这样一来,每家在自己的地里喂养、捕杀海狸,大家都富了起来。印第安部落若继续坚持公有制,就要加大管理力度,增加成本和税收负担;有人就会贿赂管理者,从而造成贪污腐化而难以持续发展。私有化避免了公有制的上述毛病。

第2,私有财产权制度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它保证了成千上万的消费者的不同喜好能够在市场的结果中反映出来。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公有制命令型经济带来的产品短缺。

对个人财产权的维护是人的爱己本能。人不为己,实是一种非正常思维。拥有个人财产权,一方面使个人谋求幸福生活、建功立业的欲念得以激发,潜能获得最大限度的释放,发明、创造和参与竞争才有动力,从而使每个人特别是那些具有异乎寻常天赋的个人得以把他们的全部聪明才智贡献给社会,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曾这样问道:如果个人被剥夺了获取财产的希望,还能向他提供什么自然的刺激物呢?另一方面,拥有个人财产权,个人会基于效率和成本—效益的目标理性来处置自己的财富。而没有个人财产权,自然使个人对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不负责任,随意处置。

进一步说,财产的私有化,使社会财富的使用效用趋于最大化,浪费趋于最小化。因此,维护个人财产权与社会利益本质上是相一致的。伯纳德.曼德维尔认为,人们为他们隐秘的、追逐私利的激情所驱使,可以通过“巧妙的设计”,达到经济的富足、社会的和谐。这样一来,“为老练的政治家所巧妙安排的私恶就可以变成公利……因此,虽然人人都满怀邪恶,但整个大众却组成了天堂”。

公有制社会根本无法真正组织起有效率的劳动,更不要说任何创造性的劳动了。政府官员不可能预先就知道人们需要什么及需要多少,官僚指挥经济的结果,要么是生产过多,要么是生产过少。相反,私有财产权制度能诱导人们把生产活动投入到它最有价值的领域。计划经济在这方面就差得多。马国家就有许多这种例证。

第3,私有制避免了混乱和短期行为。如果财产是无主的,谁都有动机去蚕食它,但却没人有动机去关心它——这就是公地悲剧。财产所有权克服了这个难题,它确保人们有动机去考虑自己行为的损害与收益。这既激发人们的斗志,又避免了短期行为。

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和社会认可,能为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清晰的边界和稳定的预期,从而大量减少纷争与不确定。韩非子曾说,山上出现一只野兔,人们争相追逐,每个人都想得到野兔,因为野兔的归属未定;市场上有上百只兔子,没有人去抢;不是因为人们高尚,是他们知道那已是私有财产。这说明了只有私有制,才能制约人们相互争夺财产的无限欲望。私有制划清各自利益的范围,这既可让财物得到更细心的经营,又可避免财产纠纷。

如果所有权不牢靠,通过交换得益还不如巧取豪夺。谁还愿意劳动?在财产权受到保障的制度下,人们为干得又多又好而竞争;在否定财产权的制度下,人们为干得又少又坏而竞争。一个社会没有财产权,就好比饿狼抢食,适用的只能是“丛林法则”:牙齿与利爪代表一切。这时,代替人类经济活动的将是普遍的“丛林”状态,即人们以破坏性的方式抢占有限资源的状态。譬如:抢瓷器店,除了抢走一些外,定有更多的瓷器在抢夺的过程中被打烂。

从亚里士多德起,人们就认为财产的私有制更有效率。著名的“公地悲剧”表达的意思就是,在公有制下,人们对于财产会不负责任地超负荷地使用,最终造成财产的毁灭和普遍的贫困。公地悲剧原指这样的情形:某村庄有一公共牧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放牧、免费使用。结果,这个牧场放牧的牛羊严重超载,牧场被彻底毁坏。“公家的东西坏的最快”、“短期行为”就是指此。可见,没有私有财产制度,人类就会为争夺各种资源而造成公地悲剧。

人们常为了自己一点点“好处”就不惜使公共资源遭受巨大损失。生态恶化、资源被任意侵占滥用,根源就在于公有制。美国西北海岸生产牡蛎的条件不如香港,这地区在美国西北,天气较冷,对养蚝(hao)是不适的。冬天若结冰过久,蚝会受伤;夏天不够热,蚝的成长速度减慢。为什么美国西北海岸是生产牡蛎的胜地,是因为这个州不单准许私人拥有海滩,就连被海水浸着的地也可界定为私产。香港海滩适合养蚝,因为海滩是公有的,污染严重而导致牡蛎死绝。

农业的发展肯定离不开土地,中国有60%的耕地处于中等产量,需要有大量的投入。根据2000年的数据,中国每公顷土地农业增收12700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在韩国是22400美元,台湾是13150美元,因为韩国与台湾的土地都是私有地,土地政策非常稳定,这说明稳定的私有土地政策是农民增收的关键。据统计,台湾一个农民人均年收入是大陆农民的25倍。中国大陆无人愿意耕种的土地即荒芜地在增加,而台湾的耕地却每年都在增加。在台北最高的建筑——101大厦,即世贸中心附近的地段是“寸土寸金”。但就是在这里,有一块号称台北最贵的农田,主人不愿意将这块地卖出,就每天在地里种菜。政府还不能随便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拆迁,更不能在土地上喷上一个显眼的“拆”字。台湾人都知道而且羡慕一个事实,那就是台湾农民非常有钱。在台湾的农村,99%的农户加入了农会组织。农会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保护农民的权益和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正是台湾的私有制、民主制和农民自治三位成一体实现了台湾农业经济的飞跃,使台湾农民的地位和收益25倍于大陆农民。

第4,致富的捷径是确保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意味着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私人企业也神圣不可侵犯。宪法中对财产权的坚强保护再加上独立的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鼓励投资的绝好方式,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为维持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提供了根本保障。法治保护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产权的行使和契约的运行提供了保障,为商业活动的进行和商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规则,为损失的分摊提供了合理的基本准则。法治显然打消了许多不正当商业行为的念头,对侵权之法律后果的预期可以有效地规范商业行为,降低商业风险,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人们只有在有权正当占有劳动成果时,才会放手创造财富。如果一个投资者,知道他的投资能得到保护,政府征用财产会受到国家最高法律的禁止,他就更愿意创业和明智的管理。这样,经济才能发展。私有权鼓励个人以最有利于他人的形式开发并利用资源。譬如:海南生产芒果的条件远远好于台湾,可海南芒果的单产只有台湾的1/10;这说明私有制提高了产量,优于公有制。财产权制度有效地界定了产权,为解决稀缺问题提供了最为广阔的知识空间;私有权促使现有资源的所有者为将来节约资源,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生产和积累。

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能形成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技术的提升。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会使人彼此仇恨、掠夺、不仁不义。这种说法与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有了财产后──譬如一栋房子、一家商店、一块土地或一个工厂后,他就会在自己最关心的空间里发挥最大的创造性。私有制有利于人们进取精神和创造力的发挥。没有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制度,谁愿意投资、谁愿意技术发明呢?没有刚性的财产保护制度,何来经济发展?!使英国变富的根本原因不是资本积累、不是工业革命、不是海外掠夺;而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

休谟在《英格兰史》(第五卷)中,把国家的繁荣强盛归功于政府干涉财产的权力受到限制。法理学家边沁指出:“一个国家富裕的唯一办法便是维护财产权的神圣尊严”。使美国变富的更是私有财产制度!1862年,就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著名的《宅地法》,法案规定:成年美国公民只需交纳10美元的登记费,就可在西部获得160英亩的土地,耕种五年后就能拥有这片土地的产权。这项法律,点燃了美国人到西部创造财富的巨大热情。19世纪末,经过开垦和耕种的大草原变成了沃土桑田,曾经荒无人烟的西部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重要粮仓。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制宪代表们在通过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时,代表们的意见空前一致,其内容是:“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专利的保护在16世纪的英国就已开始,美国人第一次把专利权写入了宪法。所以产生了爱迪生等众多大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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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41
蚂蚁血缘考
作者:关敏

如果说法西斯主义表现为种族主义,那么蚂蚁就表现为种姓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实质上丛林时代的血统论。马强调单个人隶属于他所在阶级,就是血统论;因为每个人最初总是随着父母生活,因此家长的阶级地位就成了每个人的“成分”,这就是种姓主义的血统论!

马克思将社会存在归结为阶级存在、强调人的经济状况、尽情渲染人的阶级性,肆无忌惮地贩卖“血统论”,使人堕入唯成份论、唯血统论的渊薮。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写道“工人除了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一定量生活资料以外,还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来养育子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力市场上代替他,并且还要延续工人的种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6页,此“种族”=印度的“种姓”)。工人是代代相传、世袭的?有的巨富出身于工人家庭,例子多矣。有工人的特殊种族?难怪在马克思旗下的国家,唯成份论、血统论泛滥肆虐,皆源出马克思的教导。

阶级论把人类分为对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某人一入D,就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而没入D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小资产阶级。这造成了人们之间的权利的两极分化:一极是特权分子,一极是奴隶。D人镇压阶级敌人一开始就是血统论的,连亲戚朋友都诛杀。这有大量历史事实为证。列宁主张赤裸裸的等级制,把人分成:先进分子、一般群众、落后分子、敌人。前者享有种种特权,后者就倒霉了。列宁说,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农民是反动的一帮”。“我们起初使用一切方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去一般地反对农民(《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版第9卷第213页)。“必须在农民中抓一些人质,如果不把积雪清除干净,就把他们枪毙掉!”可见: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列宁看着农民挨饿时高兴地说:“饥荒能够也应该给敌人一个致命的当头一击。”农民反抗无偿征粮政策,列宁立即以毒气弹镇压。列宁的国家使2千万俄罗斯人惨死。

1931年11月7日黄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通过的伪“宪法大纲”在“选举”权上第一次给一个阶级以特别的权利,“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歧视农民、压迫富人阶级;对一部分人专政,不让他们享有人权;实际上是否定了人权。“资产阶级”究竟占多数还是少数?如果是多数,那“不给资产阶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是剥夺了多数人的民主权利;如果资产阶级是少数,那有必要限制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吗?多此一举。

“不给资产阶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际上是一个打击异己的花招。如果你对他们有不同见解,他们可以把你说成是“资产阶级”,剥夺你的权利;也可以把你说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哪怕你从来没有过财产,从而剥夺你的权利。比如:王实味讥讽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就被定为资产阶级托派而杀了头。

1949年前后的“土改”,就彻底实行血统论政策了——按人的家庭出身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实行了“土改”与对资本家改造之后的“地主”与“资本家”之称谓应当“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种姓了”。因此,之后几十年中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一种“种姓迫害”。在反右运动时,许多人就是因为父母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历史反革命才被划为右派的。从此,阶级划分趋于明确,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是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是准阶级敌人。对待准阶级敌人,当局大有名堂。在大城市、公开场合从来不明确说对他们应该歧视,私下里却有上级传达的规定,不准这些人参军、入党、入团、提干、当会计出纳、上大学、开精密机床、当司机等等,总之好事没有他们的份。当时学校里提出的宣传口号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所谓政治表现无非是做忠实奴才,满脑子阶级斗争意识,与自己的亲人以及其他黑五类斗争。结果培养了许多人格很扭曲的人物,他们与父母为敌、以揭发家庭成员的丑态为荣。人的成分等级也决定了量刑的轻重。判决书在罪行栏目里首先要提成分(出身)一项,谕示罪加一等,假如该人成分没问题则免掉这一项。譬如:在一个看守所里有两个犯人,一个富农出身,偷了7个猪崽被判刑7年,一个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强奸了两个地富出身的处女,只判刑两年。

马鼓吹“存在决定意识”。他在《费尔巴哈》中说:只要认识到无产阶级的状况,任何阶级都能形成共产主义的意识。可见,人的理性认识才是意识的决定性因素,“存在决定意识”不成立。蚂蚁的立场、观点、方法,本质上是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即是唯阶级论、唯成份论、唯血统论。“阶级论”就是独断论,贻害无穷,必须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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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43
洪秀全的免费共产梦

作者:关敏

民国前推行土地国有化有2人:王莽与洪秀全。王莽被人食肉寝皮,洪秀全被毁尸灭迹了。虽然如此,他们开辟的共产路却被继承下来。叶利钦说,苏联顶层已经进入了免费的共产主义,要什么有什么;而广大的人民却在悲惨之中。其实太平天国也进入了免费共产主义。

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既与传统农民运动血肉相连,又有西方文化的风貌。洪秀全早期著作不厌其烦地引述了《礼记》中孔子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同样地,上帝之道实行之时,也将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取消人们之间的界限这一中国乌托邦思想的老生常谈,以人们在至尊上帝之下应该情同手足的词句被不断地重复着。

太平天国与历史上的反叛武装一样,也是靠掠夺获取经济资源与按等级地位统一配给的制度。但太平天国迈出了崭新的一步,就是将这种经济制度加以美化,提高到一个理论高度,用其教义对这种经济制度进行诠释,并为之取了一个很神圣的名字,称之为“圣库”。

公用共享是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这是理想,亦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理论的依据为宗教。按太平天国教义,认为一切财物均为上帝所赐,所以均要归公。“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帝大福,无处不饱暖”。“拜上帝会”初建时期,主张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社会。“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太平天国史料丛刊》91-92页)。可以看出,洪秀全的理想社会也接受和搬运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

圣库掌管一切财物,金田起事之前,已经设置。军民日用所需,由政府统筹供给,做到生活优裕而无私财,既可控制党众,又可杜绝贪污。圣库及田亩制度即因此而定。此后凡攻战所得的食物和财物必须上交公库,个人不得私藏。圣库并非它所宣称的要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而是借“天下财物皆天父所有”的名目来使得最高权力者能够更大程度上控制经济资源,真正实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太平天国不仅在军中实行“圣库”制度,占领南京后,还将之推行于军队以外的民众。广贴告示称:“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岁给一石,小岁五斗,以为口食。”圣库制度确曾严格施行。占领永安之前,以乡间富室之家为实施对象,进军长江之时,以城市为对象。天京政权既立,占地渐广,始推及于乡间,“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定都天京后,分设圣库馆与圣粮馆,置总典圣库与总典圣粮。圣库馆以管钱为主,圣粮馆以管谷为主,天王府各有典圣库、典圣粮。另有分司某种什物(如油盐),或分任某一工作的各类典官,后者是按技艺之长,使各有所归,各效职役,有如军中的“诸匠营”。大小官员俱无常俸,买菜钱(礼拜钱)、粮、米、油、盐皆有定制,每7日向各典官衙取给。食肉限于天王至总制阶层,总制以下不给,朝内军中皆然。

太平天国“圣库”制度的实质性作用,就是要增加最高权力者控制资源的范围,以达到到更多的占用与享用这些资源。这种冲动,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但却受到技术与组织条件的限制。太平天国所控制的地域也仅偏东南一隅。就其短暂性与局部性而言,太平天国是失败了,但放眼中国整个近现代的演变路径与最终定型,也可以说太平天国最终成功了。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中国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太平天国所开辟的道路或显或隐、似断却连地在延伸与成长。

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根据“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公有原则,废除土地私有制。1是宣布平分土地,将土地按年产量多寡分为三级九等,好坏搭配,成人不分男女,均可领到一份。田亩制度的实施细则为:一为土地公有,依照产量,将田分为九等。二为计口授田,不论男女,按家口多寡,杂以九等,好丑各半。三为丰荒相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2是改组社会,公有共享,按照太平军规制组织居民社会生活,实行兵农合一的乡官制度。3是规定农副业生产和产品的分配制度。4为自给自足,每家种桑、养蚕、织缝、养鸡、养彘,农隙之暇,兼事陶冶、木石等。

太平军长期处在戎马倥偬之间,没有一个安定的局面,无法将这些理想实现,只好“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除了税额稍轻以外,田赋制度经过系统化,与清制区别不大。太平天国的商业税不象无处不施行的厘金税那样泛滥成灾,而且显然条文比较合理,施行中的弊端也少一些。理论上“凡物皆天父所有,不需钱买”,事实上难以作到。为使财物长期流通供应,仍需要商业,除了私营,尚有公营。

当然,在太平军内部,则一直实行军事供给制。建都南京,取得行政权力之后,太平军就开始按照小农的理想改造世界,树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国的样板。其大致改革如下:

一、取消私有制,实行“共产”生活。太平军军律规定:不得私蓄财产,“凡私藏金银剃刀即是变妖,定斩不留”。占领南京后,太平军马上没收人民的财产,除个人随身携带的少数生活必需品(如衣裤被褥等)外,一切商店货物、民间粮食、房屋田产、金银珠宝统统缴公。所有的军民都实行平均主义的军事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天朝田亩制度》要求人民25家为一“两”,组成生产、分配、军事、宗教、政治、教育等几合一的农村公社。在这种公社中,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一律归公。群众生活则靠“圣库”平均供给来保证。他们以为,一切都军事化、集体化、规格化,人人都过“通天下皆一式”的生活,就能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平均主义乌托邦。

二、取消商品生产。钱、财、粮、物一律归公之后,全体市民按军事编制编入各种行业的组织中,行动军事化。手工业者则编入“国营”手工业作坊——“诸匠营”和“百工衙”,从事有组织的集体生产。 将南京城内居民分别男女,按年龄、技能分别编入各馆各营,财货收归公有,衣食等由圣库供给。每25家为一两,由一名两司马统领,这就是地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每25家设一国库,除维持家庭生计的必需品(按规定的数目)外,一切财富都归国库所有。婚娶弥月,俱用国库,各有制式。

三、禁止集市贸易。财产公有,生活供给,当然无需贸易互通有无了。太平军曾出告示说:“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在一切货物、店铺归公之后,即使“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

四、取消家庭,生活集体化。财产公有,生活供给,教育由“天国”负责,家庭“三要素”(生产单位、消费单位、教育单位)随之消亡.太平军严禁奸淫,明令诸王得娶妻纳妾,他人却一概不准与异性接触,虽夫妻、母子不得聚首。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即将百姓从家中逐出,分为男女别馆居住,“男有入女馆者,无问军民杀无赦”。“虽夫妻同宿,也视同犯奸,治以极刑”。

五、文化“革命”。太平天国对儒、释、道三教彻底查禁,同时将“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后来,太平天国又规定了“旨准颁行”制度,一切出版物须“呈献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旨准颁行,但世间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传诵者,定然问罪也”。再后,又成立了“删书衙”,专事删书工作.所有书籍须经此机构将其中“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剟净尽,才能诵读。

同时,太平天国在生活方面,除了厉禁鸦片、赌博、娼妓、游惰、缠足等陋习外,饮酒、吸烟,长指甲、剪发剃胡刮面,“养鸟斗蟀打鹌赛胜,戒箍手镯金玉粉饰之类”,“演戏斗剧”等诸端都在该禁之列。抽烟喝酒、编歌作诗、剪发剃胡刮面等,都是死罪;“如有聚人演戏者全行斩首”。这样一来,庶民百姓耳闻自睹的都是大一统的“革命”天条,不受异端邪说的蛊惑,固然思想纯净,精诚笃实。然而人们正常的文化娱乐生活,除了吟诵几本删削剪裁的图书,看看天王、东王游龙戏凤的仪仗,其余也一概全无了。

《杨秀清诰谕天京人民》中承认:“在尔民人以为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产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 可见这许多极端措施已使人民极为反感。取消家庭生活的制度两年后不得不废止;各种匠营、馆集中的人大批逃亡;“吃大锅饭”由于接济不上,最后只能喝粥;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发财致富早就使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名存实亡。就在这一系列的改革实行并逐一破产的同时,太平天国两次颁布《太平礼制》,按照彻底的儒家纲常伦理,建立起一整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等级制度,其森严完备的程度,与旧制度毫无二致。最后,洪秀全的“天国”化为泡影,他自己却大兴土木,广置妃嫔,深居简出,出警入跸,成了名符其实的人间皇帝。

太平天国最后失败之原因,正是洪秀全在登基之后,放弃了基督教文明的原则,完全退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以人代替神,迅速腐化变质而造成。基督教实行一夫一妻制,洪秀全搞多妻制,这根本不是基督教,是邪恶的儒教。3宫6院72妃都是腐朽的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洪秀全还未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多人。到了占领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进南京后,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江南春梦笔记》中说,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3000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当时即有人写诗讽刺:“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堕溷愁。”1864年天京沦陷,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后说:“我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88个后妃已超过了历代帝王的3宫6院72后妃的人数了。宫中有横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洪秀全自己生活在天堂,人民依然在水深火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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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免费”梦的可怕后果

作者:关敏

中国古人的大同免费梦,主要通过组织农民起义的宗教团体的某些生活制度体现出来。东汉末年,汉中巴郡农民起义领袖张鲁创设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典型。张鲁据有汉中后,推行反映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的设施和制度达30年之久;其措施包括:废除官吏,设“祭酒”分管部众,按教阶设祭酒、大祭酒进行管理;废除私有制,财产共有,共同消费,把粮食平分给居民,各祭酒的辖区设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供旅人无偿取用。重教化,对部众的管理强调用说服教育方式,对犯法的人也首先教育,宽恕三次不改而后处罚。

毛对吃饭不要钱情有独钟,在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20日)期间仍在提倡。12月7日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30年,人们都高兴这个制度。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CD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毛想把公共食堂坚持下去,是一种作秀。他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在毛时代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粮食仍然是农民自己种的,收获不到粮食就没饭吃。这一点和以前也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粮食收获后,不再分配给个人,而是集中到食堂;各家各户不再起伙做饭,而是到食堂吃饭,农民付出了劳动,也就不存在“不要钱”即“白吃”的问题。不是毛恩赐给农民饭吃,还是农民自己养活自己。

毛《为〈三国志.张鲁传〉所写的序文》说:张鲁等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自唐以来农民起义的口号,平均主义的理想日益突出。唐末王仙芝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以号召民众。北宋的王小波、李顺起义高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我们痛恨贫富不均,大家起来均贫富吧);收富人财物以救济贫民,把“均贫富”的口号讨诸实践。

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提出的口号是“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元末红巾军的口号“杀尽不平方太平”,明末的李自成起义也提出“均田免赋(粮)”口号。他们都以“平均”“免费”等口号发动人民参军。

李自成吃什么?他的部队吃人肉。可见,免费不过是幌子,“吃人”才是目的。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等人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

1958年的免费大锅饭共产风,其实就是“大同”梦在现代社会的回光返照。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查岈山人民公社仅4万人,1959~1960的3个月期间就饿死了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潢川县有一小孩快死时,对他母亲说:“妈妈,我死了你不要吃我!”这个孩子死后,妈妈为了活命,还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固始县90万人口,官方记载有200例人吃人事件。固始县两个生产大队统计,吃了2百多尸体。可见,免费的最后阶段就是吃人了。

有人说:免费医疗与免费大锅饭不同。其实,形式有区别,本质相同,都是共C主义的取消商品货币实行按需分配的思想。诗经里秦国人就有“与子同袍”的共产思想,所以,陕西免费要求特强列。华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从孔子一直传到毛。到1978年,中国的许多人均经济指标,并未超过1957年,甚至未超过1936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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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44
共产“免费”的构想及其实践

作者:关敏

一,共产共妻制的构想

比柏拉图稍早一点的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前446-前385)在喜剧《公民妇女大会》中(该剧公元前394年演出,柏拉图的《理想国》写于前377年),就设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该社会中的土地等财产公有,取消家庭,实行公夫公妻,连孩子也归公有。

为了实现国家正义,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在理想国中,军人和哲学家等级不得占有任何私有财产,不得有别人不得查看的房屋,不得与金钱发生任何关系,不得佩戴金银,因为金钱是罪恶之源。他们必须以国家利益为自己利益,完全献身于国家,过一种简朴的近乎禁欲主义的生活。其生活所需物品,全部由国家供给。所有的人都应像士兵一样,居公共之屋、饮公共之食,实行共餐制,全部免费。而生产者等级却可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

政府每年在第一、二等级中集合20~40岁的女子和25~55岁男子,举办交配节。交配节后,男女分开过集体生活。他们“居公共之屋,食公共之食”。他们生育的子女由国家抚育;对于“劣种”要将其秘密地消灭掉。父母不认识子女,子女也不认识父母。父母将与自己儿女年龄相当的孩子都称为儿女,孩子也把与自己父母年龄相当的长者都称为父母。同龄人则互称兄弟姐妹。柏拉图相信,通过消灭小家,全城邦就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大家视则同视、听则同听、同作同息。在一定的场合下,视形势需要,大家必须同唱一首赞美歌,或同声表示谴责;忧则同忧,乐则同乐。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柏拉图主张控制舆论,主张对文艺作品的检查制度。他甚至认为:“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以便于造就一个没有矛盾、没有争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大同社会。蚂蚁把柏拉图的统治阶级的共产主义扩大到全社会后反而更残酷。

事实上,这种共产共妻的设计与幻想,人类从来就没有实践国。越是没有实践过的东西越容易让人美化它,这就让共产共妻的共产主义对年轻人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力!

意大利僧侣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1622年在狱中写成的《太阳城》一书。他写道:太阳城的居民废除了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和公妻制,没有剥削;人人劳动,产品按需分配,全部免费。太阳城最高领导人是最高宗教祭司,称为“太阳”。他是太阳城宗教与世俗事务的最高首脑,是一位“哲学王”。“太阳”为终身职,或由他本人指定接班人。太阳城的居民在集体食堂里用餐,食谱由医生安排。劳动是全民的义务,人人热爱劳动,劳动光荣;教育与生产相联系。因此,Socialism 最早出现于1753年的意大利。

二,共产公妻制的最初实践

1822年,英国资本家兼慈善家欧文(1771~1858年)提出共产主义移民区理论,他使用了Socialism 一词。欧文的公妻制的设想与他的公有制和无神论是三位一体的。共产主义建立在纯粹爱慕与情欲基础上的婚姻关系,应该是公妻与公夫制的统一。财物是公有的,放在仓库或货栈里,由年龄达到可以担任分配职务的那一组人分配本联合体的一切成员每日所需的物品。1824年欧文以3万英磅购买了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德国宗教团体于1818年建立的名为哈莫尼(Harmony)村社的所有建筑物和3万英亩土地。他将此地名命为新和谐公社(New Harmony),有一千多人参加了欧文的共产主义实验。

这里的财产归大家共同所有,大家共同劳动,各尽所能,生活按需分配,孩子归大家共同抚养。开始的时侯,大家的热情很高,所有的人按自己能力和专长分工劳动,在新哈莫尼社区有2千多英亩农地,18英亩果园以及面粉厂、纺织厂、工具厂、医院和商店,还建立了学校、幼儿园,以解决小孩的入学和养育问题。欧文还一度建立了自由提款箱,供成员用于社区以外的交换。但两个星期后,就没法继续下去了。在这里,每天劳动完了,大家在公共食堂吃饭,在商店领取自已所需的日用品。全盛时期,新哈莫尼有160多栋房子。男女成员一旦有了好感,即可成双结对,不要考虑任何经济问题。热情消失,产生了审美疲劳;话不投机,相逢不再甜密,可以道一声珍重,挥一挥手,不再回头。男女成员,合也自由,散也自由。大家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和谐欢乐。成员们天天都有Party,夜夜都似新婚。

欧文的共产主义向社会全方位开放,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也混了进来,这些人只参加娱乐,干活却不见踪影。换言之,他们只欣尝这里的Free Lunch和婚姻关系,在尽情地享受人生。即使当初积极性很高的成员中,也因分工不同引发出活重活轻的问题;分配上绝对平均引发的心理不平衡的问题;有人多吃多占住房和消费品的问题……人们逐步失去了工作的热情,新哈莫尼的劳动效率越来越低。日益增长的需求与产品的短缺的矛盾越来越大。同时,废除了婚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产生了新的困扰:除去经济因素,两性的吸引较多地集中在个人的外观、文化修养、工作能力等方面,同样会产生新的不平等,有的人如众星捧月,有的人则一偶难求。过去,当他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去教堂倾诉,寄希望于一种超现实的力量。现在一切都变得非常现实,村社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寄托。到1828年,共产主义新村基本瓦解,欧文留下他的儿子收拾残局,带着遗憾和困惑回到了英国。4年的共产主义实践,他损失了25万美金。1839年,他在英格兰建立了协作移民区,组织劳动公社,不到5年以失败告终。欧文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博爱,受到了马列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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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土地国有化理论

作者:关敏

一,家庭经营和社会经营的结合,是农业的最佳经营结构

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马克思以为生产力发达了就必然消灭小农私有制;可是美国农业早就机械化了,也没有公有化。美国的农民生产了占世界50%的玉米、20%的燕麦以及15%的鸡肉、猪肉、棉花、烟草和小麦。美国已经消灭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美国在工业、服务业中都以巨大的企业集团为主体,而在农业却始终是家庭经营。1979年美国共有233万个农场,农业劳动者330万,平均每个农场还不到1.5个劳动者,就是说,大多数仍是家庭农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没有消灭家庭农场,而且为它们的存在创造了前提。2006年,美国的家庭农场平均是466英亩(约2800亩),许多农场在2000英亩(约12000亩)以上。即使规模这样大,依然是家庭经营。

不仅是美国,所有发达国家的农业,都是家庭所有、家庭经营。以日本的农业为例,日本二战后土改使土地所有权非常分散,但是由于解散了财阀,有竞争性资本市场,有些企业家开办农业机械租赁公司,赚了钱。由于有自由土地市场,另一些企业家租很多小块土地,合成大块土地,然后租各种农业机械,雇人经营,不但赚了钱,而且付的租金也比农民自己种地收入高,因此农民往往不愿自己种地,而愿将地租给大农场。可见,自由土地市场、竞争性私人银行业、自由劳力市场(移居不受户口制度限制)正是农业机械化的条件。而中国现在的土地公有制正是农业机械化的障碍,它不可能兼顾公平和效率。现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为了顾及公平,土地分为若干等,每等都在全村人之间平分,使得每块土地极小,土地又不能自由买卖,因而不便机械化。而在土地私有制和自由资本市场、自由劳动市场条件下,公平和效率才可得到兼顾。

相反,凡是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国家,农业都不成功。马克思的信徒,用强迫的方法试图消灭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结果导致罄竹难书的辛酸和血泪,数千万人的死亡。苏联1929年开始,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1930年代初期农业产量降低了30%以上,全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直到1953年苏联的谷物产量仍低于1913年。中国1950年代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直到1978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达到2.5亿人。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失败?农业的家庭经营为什么成功?

这是因为:农业是和工业、服务业不同的一个特殊的产业。农业有以下几个特点,使它不适合于集体经营,而只适合于家庭经营。

1)自然性:农业的生产原料主要来自于大自然,即二氧化碳、氧气、水和土壤养分;农业的能源主要也来自于大自然,即太阳辐射。农作物在田间是在自然力的推动下自己生长的,并不需要人力的过多参与。自然性是农业的根本特点,它派生出其他特点。

2)季节性:农作物随着自然季节而生长,从播种到收获,一般需要几个月(3—8个月)。农田中所需要的操作,如整地、播种、施肥、治虫、收割等,都有季节性,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只能由个别农民按季节而完成。不可能像生产汽车那样,分为许多零件,在同一时间内由许多人分工生产,再来总装。因此,农业的集体生产根本不能提高效率,而只能降低效率。这里讲的农业的集体生产,是指许多劳力在一小块田中劳动。至于农业的规模生产,即很少劳力经营较多土地,则肯定能提高效率。

3)整体性:农作物的收益由许多因子(天气、地力、投入等)决定,而不是由单项劳动决定,因此,农业无法实行计件工资或按劳取酬,集体化生产无法调动农民积极性。

4)多业性:由于农作物生长不需要人力的过多参与,因此,如果土地面积不大,农民家庭就可以同时经营农、林、牧、副、渔等多种产业。家庭中的部分劳力,也可以从事其他职业(兼业)。集体化生产将农民都束缚在土地上,必然是劳动力的极大浪费。

农业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农业只适合于家庭经营,农业集体化必然要失败。

当然,在自给性的社会中,依靠家庭经营,农业就能维持并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社会中,农业只依靠家庭经营是不够的,需要有社会经营的支持。农业的生产资料(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需要有工业的支持;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需要有食品工业和商业的支持;农业也需要金融、科技、教育、信息、运输等部门的支持。个体农民的力量有限,需要有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但是所有各种社会支持,必须以农业的家庭经营为基础。

家庭经营和社会经营的结合,是农业的最佳经营结构,这是被世界各国农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所证明的事实。

二,土地国有化的歪论

1872年,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见《马恩选集》第3卷第127-129页)说:我确信,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这些情况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并使用机器和其他发明——正在使土地国有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一方面居民的需要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些都不容置辩地证明,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一旦土地的耕种是由国家控制并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由于个人滥用地力而引起的农产品减少现象,自然就不可能发生了。……法国的农民所有制,比起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我认为,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整个社会只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摆布。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

马克思认为,土地国有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他的理由归纳起来有如下四点:①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利用科学知识、科技手段和一切现代方法;②大规模耕种土地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③当一小撮人按照他们的任性要求和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的时候,生产的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④一方面居民的需要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证明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一旦土地的耕种由国家控制并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由于个人任意经营而引起的农产品减少的现象,自然就不可能发生了。马克思也断然反对“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认为这样做“就等于使社会仅仅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的支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土地国有化是以实行农业计划经济为前提的的;他所指的国家,是掌握在像他那样的共产主义者手中的国家。

首先,是谁最关心土地的使用和经营的效率?当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使用者和经营者,而并非马克思或别的什么人。土地的使用者和经营者无不尽心竭力、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劳动对象发挥出最大效益,创造出尽可能多的财富;怎么会“任性要求……无知地消耗地力”呢?怎么会有“任意经营而引起的农产品减少”呢?当然,农产品减少的情况也难免会发生,但那一定不是土地使用者、经营者的主观愿望造成,而是由于天灾人祸等不可抗因素造成,或者土地使用者、经营者知识缺欠,对客观规律认识不够而造成。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实行土地国有化并在全国建起无数个集体农庄;中国1958年搞人民公社,都是在马克思这段“理论”的指导下搞的“全国规模的经营农业”、农业计划经济的样版。结果不但没有给“生产的发展以更大的推动”,恰恰相反,它导致了大饥荒,饿死了上亿的人口!

“大规模地耕种土地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这个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论断,纯属虚妄。中国发生的情况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就农民劳动热情和生产力而言)。它给我们的教训是:农业合作化道路走不通;无论工业还是农业,搞纯粹的计划经济是条死路,而只能搞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至于说,“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利用科学知识,技术手段、一切现代方法”云云,更牵强附会,毫无科学之严格意义。何谓大规模?是1公顷、10公顷或者0.1公顷?在不妨碍使用农业机械的前提下,土地分割允许的最大值是多少?难道农业机械本身不在发展进步?小块土地必有小型的农业机械出现,如今纳米技术已获运用,医学上有分子开关。能否有效地利用科学知识、技术手段、一切现代方法,主要地取决于土地使用者的素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经营方法,雄辩地证明同样能有效利用科学知识、技术手段、一切现代方法。统计资料显示: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5%,生产力水平已达到何等高度!

“大规模地耕种土地比在分散的和小块土地经营农业优越得多”,纯属“想当然”。大规模耕种土地和经营农业,并非越大越好,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土地肥瘦、土质情况等等因素,能大则大,宜小则小,不能一概而轮。比如山地丘陵、河川、坡地,大规模根本办不到,只能是小块、分散地耕种。又比如虽是平原土地,因靠近大城市,根据市场需要与经济效益,宜种蔬菜合算;为保证四季皆有新鲜蔬菜供给市场需求,冬季只好在温室中生产或塑料大棚中进行,如何“大规模”?

“当一小撮人按照他们的任性要求和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的时候,生产的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是什么意思呢?何谓任性要求?土地的使用者和农业经营者难道会去生产一些人们生活不需要的、卖不出去的农产品吗?土地的使用者和农业经营者为自己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必然会尽力调查市场需要、供求状况,以此为据调节生产,这正是市场经济使然,何以这样做反而使“生产的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呢?难道只有按照国家的利益来调节生产(即是计划经济),生产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吗?苏联未解体前和中国毛时代三十年,排长蛇阵凭票购物不是司空见惯吗?

“一方面居民的需要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这一条“理由”更不能证明土地国有化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完全相反的证明。例如美国,各种农产品供应充分,价格便宜,居民需要能得到满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2010年以来,美国的价格水平普遍下跌……

“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同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可是,曾几何时,在苏联,在东欧,在中国,在一切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种种尝试、实验均以失败告终。马克思在写这段话时,证明他自己完全进入到他“海市蜃楼”幻景:“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 假定国家能代表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但也非常天真的愿望。权力趋向腐败,因此必须得到有效的制衡并把它限制在必需的范围内。事实上,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即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一种奴隶制。二十世纪中期,中国青海省有许多国营农场,劳动力是犯人,没有工资,只得到维持生存的起码生活资料。这些农场年年亏损,有的一年就亏损几个亿!马克思如果活到现在,土地国有化定会成为他第一个最反感的现实,由一个生产者阶级支配土地仅仅是一个错误,而由政府支配社会却是一种灾难。

托克维尔认为,农民对待土地的有限度的占有,是法国人之所以可以摆脱土地之束缚,摆脱他们的农奴地位,从而引发自主意识的关键。他说:“很久以前,路易十四在敕令中便公开宣布这种理论,即国王占有的土地,原本是依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的,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祇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托克维尔说,“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可见:土地国有化是封建社会主义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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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45
免费引发丑剧 无产阶级不先进
作者:关敏

有人说:穷人出生,就应该为穷人呼吁。此说法把穷人的要求都视为正义,是完全错的。蚂蚁的无产阶级先进性是颠倒黑白的。

一,穷苦并不代表正义

1655年1月22日克伦威尔在解散议会时说:“如果国家注定要受难,那么就让她因富人而受难吧,这比因穷人受难要好些,因为所罗门说过,穷人压迫人时,犹如暴风雨,毁灭一切,什么也不留。”看看黄巢军队大规模吃人、张献忠的部队大规模杀人就明白了。

隋文帝时,有个幽州总管燕荣,这人是个虐待狂,见人就打,不把人打到骨头碎烂不罢手。哪怕有一天不打人,他就全身不舒服。当时有个观州长史元弘嗣,隋文帝发调令,让他去幽州。元不敢去,皇帝说,有我的命令,你怕啥。元弘嗣去后,依然被燕荣每天用鞭子狂抽,关进狱中,他每天吞自己的衣服,忍辱活下去。此事震惊朝廷,众官替元弘嗣鸣不平。隋文帝把燕荣杀了,让元弘嗣继任幽州刺史。

史载,元弘嗣是比燕荣残暴百倍的虐待狂。燕荣的虐待,主要针对于个人,只要别被他逮到,就能逃得过。而元弘嗣之残虐,却是以群体为目标。公元611年,他在东莱海口督造战船,征调来的役夫下水后,即不再允许上岸,只能没日没夜、无休无止的泡在水里劳作,由于泡在水里时间太长,许多役夫腰部以下都生了蛆,活活累死后,就顺水飘走……单此一件事,死在元弘嗣手下的无辜役夫,就多达数万人。当元弘嗣在燕荣手下,遭到残酷虐待时,世人对他是充满了同情的。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却更加残暴。

可见,受苦难的经历并不能带来正义。

二、免费引发丑剧

话说新世纪,郑州有家馒头店,店主决定,凡是来店里的环卫工和弱势群体,一律每人赠送五个馒头,分文不取。当领馒头的人排着浩浩荡荡的长队的时候,店主有点崩溃了。等到月底一算账,亏本了。

店主把每人送五只免费馒头,改为送三只!领馒头的人愤怒了:“你说好的每人五只吗,凭什么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你还是人不是?还有没有良知?给我们退钱!”店主答“退钱?这是免费馒头,根本没收你们的钱呀……”群众愤怒了:“胡说八道,造谣一时爽,全家火葬厂,你是收了环卫公司的钱,专门给我们做馒头!黑心店主,克扣我们的血汗钱,还我们的血汗钱……”惨了,店主被骂的目瞪口呆,完全不知道自己遭遇到了什么事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店主被迫停止了送馒头,岂料登门谩骂的人更多了,污蔑栽赃者有之,破口大骂者有之……总之是非常热闹,悲摧的店主,唯有以泪洗面。好端端一家馒头店,怎么会落得这样结果?只是因为店主对人性缺少思考,把贫穷当做了正义,把懦弱认做了善良……

由此可见,受苦受难不代表你正义,贫穷更不代表你正确!因此,那种说“我代表广大的穷人,代表无产阶级就天然正确”是不成立的。

三,无产阶级非先进,资产阶级眞先进

1984年再版的教育部《历史科学概论》说:“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它的革命目标是消灭一切剥削形式,而不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它是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最彻底的表达者,它对未来根本无所恐惧;它能够摆脱一切剥削阶级的偏见,敢于彻底地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蚂蚁认为人性是有阶级性的,由于阶级不同其人性也就自然不同。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如旭日东升,生来就具有大公无私的的道德、是善的;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唯利是图的阶级、是恶的。

工人阶级果真象马所说那样大公无私吗?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必然大公无私;这是马的辩证推理,根本不合逻辑。没有事实证明工人阶级大公无私,一无所有者往往更自私,自私得无任何底线约束,甚至可打家劫舍、谋财害命。博爱和普渡众生的慈悲情怀,必须有可以实施博爱的个人资本。资本家能够成为大慈善家,而乞丐只能靠乞讨度日。

马列毛断定:无产者最高尚而资本家最卑鄙,显然不是生活中的事实,而是暴力革命的意识形态,至多是主观臆想的道德假定。

人类为恶的智慧在权力不受约束的环境里,“无产阶级”决不会比资产阶级逊色。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是人;在苏制国家,依靠权权交易、裙带关系,靠溜须拍马、讨好卖乖当了国企的厂长、书记,不懂业务又毫无责任心、只会看上司眼色行事和欺压职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比比皆是,他们的工资何尝不是普通工人的数十倍、百倍!国企头子与资本家比较,知识、责任心和综合素质多数不能比拟。而富人和白领阶层、专业人士,不论他们多么富而好礼、行善积德,都被说成是虚伪的。贪官都说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其实资产阶级廉洁得多,只要看看比尔.盖茨和诺贝尔就知道了,人家把钱捐给了人类科学、慈善事业。可见,蚂蚁完全是胡说八道。

资产阶级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他们创建了自由文化,不断地生产出丰硕的精神食粮,开创出新文化新的知识。他们鼓励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开发新的科学知识和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甚至亲自动手开发创造,在资本家阶层中就有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

资本家阶级在政治上反对特权阶级,他们所创建的政治体制,是适合每个人公平正义发展的体制。资本主义的国家不是资产阶级的,更不是资产阶级用来镇压、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它代表了社会多数人的意愿、意志和要求。199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最高收入家庭,在荷兰和瑞典征收累进所得税税率高达60%,美国则为39.4%;美国遗产税为70%,在实施税收政策时尚不闻有暴力抗税、抗法等情发生,并且,对偷漏税者一经查出,重罚不贷(可致倾家荡产)。德国经过国家税收分配,最高收入阶层与普通职工的平均收入之比下降为3.1:1,已经出现了均等化的趋向。不言而喻,这种对资产阶级不利的税收法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制定的,资产阶级心甘情愿这么做。马克思把资产阶级定性为反动阶级是极端错误的。

总之,无产阶级不是先进的阶级,资本家阶级才是人类的先进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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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51
苏联顶层共产而群众悲惨

作者:关敏

布D政不过数年,许多“人民公仆”就变成了高踞于人民头上、享有特权的老爷。早在1920年代,D官的工资就比同级政府雇员的工资高出50%。1935年,工人的平均年薪仅1800卢布,而一名大企业里D书*记的年薪加津贴则是45000卢布,为前者的25倍!工人们普遍不满,称管理人员为“养尊处优的恶鬼”。在1930年代的大饥荒中,农村D干仍可从合作社得到牛奶、黄油等食物,他们听从D指示,对周围普通农民挨饿的状况漠然置之、不予救济。一位俄国人气愤地说,“由特*权而导致的品质败坏令人感到可怕;这些人数年前自己也是贫民,却已失去了相类于农民的最后一丝痕迹。”

针对这种种现象,雅科夫斯基等老布D批评官僚们把国家当成自己的私产,指出“一个十足的统治者的阶级已经形成”。苏G把全国各方面的事务统统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他们把大大小小的工业设施、零售商业和批发商业、运输业和服务性行业、各级学校以及其它的文教机关,统统收归国营。由国家干部来代替那些原来私营的企业主和经理,结果这个官僚集团的人数就迅猛增长。例如:苏俄管理工业生产的机关叫做国家最高经济委员会,在1921年,这个委员会雇了近25万人。而1921年苏俄的工业生产,已经下降到不及1913年帝俄时代工业生产水平的1/5。在1928年左右,苏国家机关的员工人数高达400万人。20 世纪 20~30 年代,托洛茨基就先后提出“老近卫军”发生“官僚主义化”,苏联形成了“官僚集团”、“特殊阶层”的警告。列宁晚年时曾建议,对苏维埃政权“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官僚腐败进行斗争,但他的措施无非是加强监察、审计、检查部门的力量,改善干部选拔制度以及不断清党等。这些均无助于扭转官僚腐败恶化的趋势。因为,一旦D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而又不允许制约它的力量存在,这种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化。

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在诗中说:“一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他是苏联有大特权的人,他的外汇,特别是法郎多得很,他几乎年年要到法国去度假。 

1930年代初期,高干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己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D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1930年代初期始,斯*林大规模地为自己盖“专用别墅”,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毫无限制地花公款过“豪华生活”,斯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24岁的中将;尽管他是个“酒鬼”,1947年却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他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在斯身边工作的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

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克里姆林宫内幕》中说,自1930年代起,苏联D干实行高薪制。巴黎公社规定官民工资差距不得超过5倍,而苏联在1930年代中期已超过30倍,到1950年代初期已达50倍,1980年代初高达100多倍,培植了一个高薪特权集团。当时还实行兼职取酬制度,即一个人兼任几个职务并领取各项职务的全部报酬。D领导人都被选入苏维埃执委会或被任命为政府负责人,这样,与普通人的收入差距就大了。此外,还向领导人员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即“大信封”(钱袋)制度——就是领导干部每月都会收到一个装有许多钞票的大信封,里面的钱从几百到几千卢布不等,钱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在数量上一般相当于公开工资的一至二倍。这些工资附加款都是通过秘密渠道发放的,不交税,也不纳入缴纳党费的计算基数。

除收入方面的特权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其它种种特权,包括:

①宅第权。从顶层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署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②特供权。各级D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紧缺的主副食和其它商品。

③特教权。高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比较重要的学院,像培养外交官和出国工作的负责人员的国际关系学院、外贸学院,都是专为那些权贵阶层子女保留的。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④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⑤特卫权。花在高干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⑥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赫鲁*晓夫当政时,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攻击,取消了一小部分特权:信封、免费的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等,却被特权阶层赶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通过拉帮结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然后“黄袍加身”的。如同赵匡胤那样,登基之后最忧虑部下会不会再搞一次“陈桥兵变”。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部下。最主要的手段有两种:

一是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特权,并使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勃列日涅夫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先通过颁布一系列条例、规定,使官僚阶层享有种种经济特权,把他们的特殊利益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勃列日涅夫的“铁杆保皇派”。

二是大搞任命制,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这样一来,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人民群众绝缘的利益共同体。由任命制形成的这种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阶层当时已有50-70万人,加上家属,约占全苏总人口的1.5%。必然拼死抵抗反腐败浪潮。

勃烈日涅夫动用公款为他的子女修建别墅。官僚们纷纷效仿,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会所。这些被称做“小屋”的私人别墅象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和其它设施。勃列日涅夫本人也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6栋别墅。

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年纪轻轻,竟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1982年1月,查出了一宗100万美元的钻石和其它贵重物和50万英镑的西方货币和价值昂贵珠宝、绘画作品走私案。而这些物品都是属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的和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尤利的。主审该案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正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结果,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和女儿加林娜逍遥法外。

甘当乌龟的女婿邱尔巴诺夫得到了勃氏的庇佑而当上了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邱尔巴诺夫贪污了20亿卢布的公款。1980年克格勃副主席谢苗.茨维贡将军在安德罗波夫布置下领导一次反腐调查,无意中从勃烈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邱尔巴诺娃的情人布里亚季亚家中搜查出一大批钻石等贵重物品,布里亚季亚供认钻石是属于勃列日涅夫女儿的,顿时满城风雨。这时,一贯以马理论家自居的苏斯洛夫不顾重病缠身,亲自出面掩盖勃家丑闻,狠狠教训了茨维贡,不许其逮捕布里亚季亚,逼使茨维贡将军开枪自杀。反腐者被腐败分子反掉了。

又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G顶层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D委会,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者说是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短短四年间,苏顶层就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几万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以乌D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为首的特大贪污受贿集团,在莫斯科的主要庇护者之一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

当了17年内务部长的谢洛科夫,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他不但把内务部最大的国家别墅和内务部的迎宾馆据为己有,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据了一套很大的公寓。在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堆放了七层;而床底下塞着的竟是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

1980年,一位侦缉人员偶然买到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却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原来,苏渔业部一大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两地生产的价格昂贵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由西方公司用鲱鱼价格买下,然后倒手销售。苏方参与者从巨额赢利中分占丰厚所谓利润,并存入瑞士银行。这种倒卖活动竟持续了十年之久。经查证,此案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管理局副局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及其它城市的饭店人员,共三百余人。而负责分配这种罐头的竟是索契市市长沃隆科夫,直接管辖该市的第一书记麦杜诺夫,是苏G顶层委员,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他对沃隆科夫百般庇护。后来,麦杜诺夫虽然被撤销了职务,却被调到莫斯科,当上了粮食食品部的副部长,并住进了莫斯科的豪华住宅。

苏G许多州书记、边疆区书记和中*委员都卷入肮脏交易,互相赠送贵重礼品,包括给党魁进贡。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给党魁和政治*局委员们寄来的礼品盒子。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勃爱不释手,常在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堂而皇之地摆弄这枚心爱的戒指。卖官鬻爵的现象日益猖獗。某些地区就连D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lO万卢布。 

叶利钦说:如果爬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主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交通工具等等。“因为共*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暂时二亿人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义”。“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他以别墅为例:“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电。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东西”。“就连我这个政*局候补*委员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l个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叶说,州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第一书记想谋私是太方便了。“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在日本公务员任期只有五年,五年后需要干20多种其它工作后才能再考公务员,官僚不易形成特权贵族。而在苏式社会里,形成了特权贵族。苏式公有制其实是官有制,民一无所有;官是永久性的官,下台了仍然享受特权,这就形成了特权阶级;加上不许人民监督,没有言论自由,腐败得不到及时揭露,最后苏东集团在人民反对声中垮台。这说明“蚂蚁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官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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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整体主义的忽悠术
作者:关敏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就是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见马恩选集第一卷) 说:“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

马克思断定“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请问:“无产阶级”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表达“要求否定私有财产”这一阶级意愿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指除劳动力而外一无所有、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社会群体且占社会大多数。这个群体非常庞杂,其阶级的意志的表达,是个很复杂的过程,不能由某个人说了算数。要么由全体无产者投票公决;或者经由基层逐级选举,最后由选举产生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决议——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召开全世界无产阶级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决议。“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经过这些程序吗?没有。没有合法程序,不过是假冒“无产阶级”的名号而已。

“无产阶级”没有“私有财产”(或极少),“否定”的是资产阶级与其他富人的私有财产,将其没收公有,平等共享。这对“无产阶级”和穷人无疑是“好”主意。因此,马克思博得无产阶级和穷人的好感。富人不愿怎么办?革命!暴力剥夺;再不行,连他们的生命一并剥夺。这种理论,与强盗理论没有区别。人有勤懒、智愚、俭奢之别,个体创造财富效能不同,才有穷富之分,才有财产多少之别。这是产生财产私有制的根本原因。“私有财产”是克勤克俭创造积累的,为生存、发展之需,否定了私有制,谁还会愿意劳动?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私有财产”,有百害无一利。强制“否定私有财产”,暴力推行财产公有,将使所有人不勤不智不俭,失去劳动的积极性和生产的创造性,导致把持政治权力的强势群体为所欲为,肆意剥夺弱势群体的劳动果实甚至生命,社会混乱退化,后果不堪设想。“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违背人的本性,违背自然和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是不可理喻的怪论。

1958年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劳动者除了劳力外一无所有。可是,公社书记、主任……生产队的队长(甚至包含部分会计、出纳、保管),这些“无产阶级”并不要求“否定私有财产”,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多吃、多占、私分)攫取生活资料。干部家铺的、盖的、用的,身上穿的戴的,嘴里吃的吸的,与普通社员截然不同。当数千万农民饿死时,“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组成的优秀群体中,饿死的有吗?他们心安理得吃着供应粮,眼睁睁看着种粮的农民饿死!毛死后,众多“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疯狂地化公为私,立成暴富。可见,“无产阶级”并不“要求否定私有财产”,他们要求的只是否定别人的私人财产,并不否定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是假,要求占有别人、占有更多财产才是真。在西方,真正的无产者微乎其微,大多数人是中产阶级,“私有财产”增加的趋势证明,私有制不是被“否定”,而是不断地被肯定。

社会上不乏一类奸贼,他们生性懒惰或比较懒惰、不思进取;又心胸狭隘、嫉妒患红眼病,不甘心别人的富又不安分自己的贫,时刻做着天上掉“馅饼”的梦。社会倘若有“要求否定私有财产”者非此类人莫属。马克思为这一小撮人张目,他的“理论”代表的正是这类人的“要求”。

“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当今德国肯定不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奴役制”,因为东德的无产阶级都冒着枪林弹雨跑到西德去了。最后,无产阶级的东德只好合并到西德。

“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联系马克思的一贯思想,这里“根本上”是指消灭私有制、取消货币等。这些目标都是反人类的。

无产阶级哲学?假设马克思哲学即是他宣称的那样,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是无产阶级的哲学。依此类推,必有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哲学;有地主阶级和农奴阶级的哲学;有资产阶级哲学,有小资产阶级哲学……等等。细分下去,社会每一种人都有隶属自己的哲学:痞子无赖哲学;强盗土匪哲学;乞丐哲学;政客哲学……代表各自小群体的利益并为其服务。如此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哲学成了“各取所需”的胡说八道,它的真理性在哪里?哲学,若冠以阶级名号,必有阶级偏见,失去客观性,蜕化为“政治工具”,沦为伪科学。

从上述的马克思的用词造句中,字里行间里,使人感到绝对化、僵死和狂妄。这来自于他的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马克思打着“无产阶级”名号,处处以“无产阶级”代言人自居,以骗取愚民的崇拜,并以《论权威》维护马克思。不是一目了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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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10:53
人间罪恶源于平均主义

作者:关敏


2011年7月一个警*察告诉我:人生的最大幸福就是实现共产主义,那时物质极大丰富,能够按需分配。那是人间极乐世界。

我说:“按需分配”的“需”具有无限性,而满足需要的物质即使极大丰富也是有限的。所以,“按需分配”永远不可能。因为好东西总是少数,不可能极大丰富。又大又亮的钻石,谁不想拥有呢?每个人都说自己需要,能满足各人的需要吗?山珍海味,熊掌鱼翅,谁不想吃?每个人都说自己需要,能满足各人的需要吗?如果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了一个美女,都宁死也要独占这个女人,那怎么办?于是这两个男人就公平决斗。直到一个男人杀死另一个男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当人的一种需要被满足之后,会引起了更大的贪欲,他需要的东西,人类社会至今还没有发明出来,又该如何“分配”满足?

警察说:科学能使物质极大丰富,使得“按需分配”成为可能。

我说:这是错误的“科学万能论”思想。如果科学万能,能使人无所不能,那人不就变成神了吗?若人是神,那人类社会也就解体了。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水就是一个常量,不可能极大丰富;水极大丰富就是水灾,少了就是旱灾。煤炭、石油等资源只会越用越少,岂能极大丰富?科学解决不了。由全球专家组成的民间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人类的生产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下去。早在1980年代,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就指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据此,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换句话说,由于人类发展的需要和地球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达到所谓“按需分配”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物资极大丰富到各取所需;不仅天真、空想,而且取消经济核算和经济学科。因为极大丰富,还要成本核算干啥?共产主义迷信科学,到了常识都不顾的地步,只能吸引那些愚昧的东方人。阎锡山在1921年的进山会议上提出过“土地公有私种”的主张,阎氏说:“土地公有私种。凡属农民生则自种,死则归公。产业既均,人欲亦遂。”也就是说,农民对土地仅有终生使用权,而没有个人所有权,阎氏认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平等。阎深恶痛绝私产制度,在其个人日记中多有记述,譬如1931年7月8日记道:“私产制度之罪有三:一为强盗罪,一为杀人罪,一为扰乱罪。三罪案定,经济革命始有劲。”10月16日的日记又阐释:“各取所需是圣人制度,各取所值是贤人制度,劳资合一是常人制度,私产生息是盗贼制度。”完全被忽悠。

亚里士多德认为:1.私有制利于善德的成长,私有财产为人们乐善好施提供了物质基础,人们“为朋友、宾客或同伴效力和做好事会令人感到莫大的喜悦”。2.喜欢私有是人的天性。私有制使个人能收获自己努力的成果,他就会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样,个性就得到了发展,也会使经济效率得到提高。3.私有财产有利于息争止分。公有制带来懒惰和浪费,因此会引起人们的争端。试想那些还未变得懒惰的人看到竟然有一部分人少劳动甚至不劳动却与他们辛勤劳动后得到的同样多,他们能长期忍受这一状况吗?要么他们也变得同样懒惰,要么反对这种不平等。前者降低了效率,后者引起了人与人之间的争端。世间种种罪恶的根源,不在于财物的私有制,而在于人类的罪恶本性。“问题不在私有不私有,而在于人类那种企求均富的欲望”。

李*锐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 顾准说:没有最终目的(即共产主义),最终目的并不存在;只有不断地实现或完善人的自由的经常性的工作;打着“最终目的”的旗号,最有可能把人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章诒和问著名右派、老诗人聂绀弩:“聂伯伯,你读《资本论》17遍之后,有什么感想?”“最大感想就是怀疑理想;理想错了。”北京电子动力公司前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美丽童话,通过暴力去消灭私有制,让亿万人的人头落地,悲哀!

作者:关敏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但这一切根源不是这个政策的推行者,而是另有其人。是谁,是马克思!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积累规律有两种表述:一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二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里面暗含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由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所以,出现了机器排斥工人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最先划分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是把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第一部类的。到1881年的第八份手稿,马克思才把生产资料的生产列为第一部类。恩格斯在编辑和出版《资本论》第二卷时,把两份手稿统一起来,划分两大部类则依据第八份手稿,成为现在见到的《资本论》的论述形式。为什么要修改成为这种论述形式?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积累,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和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第二,与上一点相联系,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由此就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广大群众狭隘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公式举例论述扩大再生产时,马克思有两个基本假设:(1)第Ⅰ部类的价值大于第Ⅱ部类的价值;(2)第Ⅰ部类优先增长。第Ⅰ部类积累处于主动地位,第Ⅱ部类的积累和(资本家)消费要根据第Ⅰ部类来定。

列宁在1893年写了《论所谓市场问题》一书,阐述并在某些方面推进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列宁指出: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公式I(v+m)>Ⅱc,可以断定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观规律。列宁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恰恰是建立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新设备、新工艺不断涌现,劳动者日益被机器所代替,因而资本有机构成日益提高基础之上的。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意味着同量资本中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部分所占比重的增大,这就需要生产更多的追加生产资料,尤其是用于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正是基于此,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书中,把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一因素纳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公式进行了新的推演,并由此得出了新的绪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事实上,列宁的观点就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述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时说:1.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条规律。2.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生产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毛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文中,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然而,毛在1958年主持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接着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还制定出一整套大炼钢铁、以钢为纲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从而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人民困苦,形成了人尽皆知的“低指标,瓜菜代”三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

可见,大炼钢铁导致大饥荒的根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苏联过分强调重工业(第Ⅰ部类)的发展,而忽视了生产生活资料部门(第Ⅱ部类)的发展。不均衡的发展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虽然GDP总量很大,但居民并未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苏G因而失去了民心最终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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