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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鼓吹知识分子的奴性

已有 12087 次阅读4/15/2018 06:32 |系统分类:时事

鼓吹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奴性或者刍狗性)

作者:关敏

有人说:子肃是受人指使而鼓吹竞选酋长!这是几千年的中国垃圾思想——人不是独立的人,人是依附于他人的“刍狗”或传声筒,因此,一个人说出来的观点必然是
受他人(或者敌对集团)指使。这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的野蛮思维!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人没有独立过,要么造反夺权,要么依附于政权。中国几千年帝制社会中,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没有独立的企业家和商人阶层,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皇帝与臣子、官与民。由五四运动开始的知识份子现代化运动,使他们在整个民国时期逐渐走向独立,但在中共执政后,半吊子独立又变成全面依附,他们再次成为附在权力之皮上的毛。


极权主义的的价值观——劳动价值论,意味着体力劳动外的其它阶级都应被消灭,属于法西斯的范畴。共和主义的的价值观——要素价值论,劳动、资本、土地都创造价值,意味着共享社会财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共产国家反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承认非物资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只承认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说什么商业职工、银行职工不创造价值,是挪用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更不承认教师、律师等知识劳动创造价值了;还说地租、利息是剥削收入。这样,地主、资本家与店员、知识分子就成了寄生虫和半寄生虫,属于被消灭之列。按老马的理论,原来教师从事的不是劳动,怪不得有人把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比喻出“嫖客和妓女”,教师不是劳动者,而成了“卖”的了!这直接导致了毛泽东的“皮毛之论”,赤裸裸地宣扬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歧视,宣扬对资产阶级(即企业家阶层)的专政。


1919
年列宁给高尔基写信谈到:俄国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是一些自命不凡的资本走狗。实际上他们绝不是什么非凡的人物,而是些臭…”(《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51卷第48页)。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平民教育》上发表了署名为“德”的文章说,“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社会的蠹民吗?”。1920年“五一节”,陈独秀对码头工人演说道,“我以为只有做工的才最有用最贵重!”他“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文革就是这么干!可见,马克思的经济学及共产主义理论是文革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基础来分析社会,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阶级划分,在这一套理论下,知识分子失去了他的社会定位。斯大林这样说道:“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1958年苏联出版的《政治词典》是这样定义知识分子的:一个由被雇佣从事专业劳动的人组成的社会阶层。其中包括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律师、教师和大多数职员。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因为它在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占特别的地位。


1921
年中共“一大”会议讨论中,刘仁静表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一年后,中共“二大”决议中,仍然把知识分子排斥在党的工作范围和群众基础之外,宣称“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我们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

更有甚者,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将知识分子列入绅商剥削阶级,主张消灭知识分子以解决阶级不平等问题:“我们与其急急于倒强权,倒私有制,不如急急于化除知识阶级。如果世界上各个人的知识都在一个平面上,那其它阶级问题,不待解决就自然解决了。”

有一篇文章的名字叫《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作者为陈炯明。他说:“共产党的政策,还要灭绝知识阶级,青年学生,总算知识阶级,共产党成功时,就要把知识的青年,一个一个杀尽。”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夺取政权前处于秘密活动状态的革命党,由于环境险恶,危机四伏,党员除好勇斗狠、死打硬拼之外,还需意志绝对统一,权力绝对集中,极易导致极少数人乃至一个领导人的“专断、独裁”。某些领导者自视为党的化身、真理的化身、天命(规律)的化身。他们心目中所谓革命化的标准就是俯首听命,愚昧效忠,否则就是反领袖、反真理、反党、反革命,罪莫大焉。有文化、有知识、有见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既有不随风、不盲从、不迷信、不屈就的独立思考和遇事质疑的品格,常因观点不同发生分歧,甚至抵触领导。而领导者的专断独裁,恰恰容不得这些。


1925
年10月中共中央规定了劳动者3个月、知识分子6个月的入党候补期。

1925
年12月《革命》半月刊发表了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一类是“反动知识阶级”,包括一部分留学生和一部分大专院校教授和学生,属于大资产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第二类是多数高等知识分子,包括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专院校的教授和学生、律师等都属于中产阶级,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以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第三类是“小知识分子”,包括中学生、中小学教员,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从中可以看出,知识越高深的人,毛越不信任,即使是知识层次最低的“小知识分子”,也只是“朋友”而已。该文发表后,致使1926年部份北伐军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恐慌,纷纷着文质疑批驳。此文同时在3个刊物上刊出,并出过单行本。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此文是开篇,但文字删去近半,上述话全不见了,却又加上原文所没有的“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公然伪造历史的铁证,以前未引起学界注意,连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也未发现。

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不少读书人遭到迫害,著名学者叶德辉就是被农民杀害的。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党从组织上全面贯彻阶级路线,推行领导干部工农化,将知识分子归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从根本上质疑知识分子干部的忠诚度。

1928
年9月毛领导的湘赣边界的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最初形态。据记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凡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1930年代“苏区”,蔑视甚或仇视知识分子成了公开的政策。当年边区特委开会,与会人员都要胸前佩戴一个红布条,写明自己的出身。陈正人因为读了两年师范,实际连初中还没毕业,也算知识分子,当选特委书记就炸了锅,“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最后让曾做过印刷工人的谭震林当上了书记。在整“AB团”运动中,“凡是字写得好的人,讲话有条理的人”,都被当作“AB团”给杀掉。“赣西南知识分子的地方干部有95%以上是AB团分子。”“江西的党与团、政权、群众组织各领导机关,过去几乎都是地主残余富农知识分子所把持,而这些分子最大部分都是加入了AB团了。”中央巡视员欧阳钦1931年9月3日给中共中央报告中这一斩钉截铁的结论,就把江西苏区千百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送上了断头台。半个多世纪以后,康克清曾这样对党史研究者说:“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就有遭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1期)。

一位逃出湘鄂西肃反大屠杀的“改组派”红军老战士晚年自述:“当时,凡是稍有点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肃反委员会定成了‘改组派’。像我们这些大老粗,当时还为自己不识字而感到庆幸”。这种工农干部仇视知识分子干部的现象,在一些偏远的根据地,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1949年底,在海南的琼崖根据地举发过一宗“特务案”。投奔根据地的林云之向上级建议:“队伍中不要说粗话脏话,要组织学文化学理论,要搞读书运动,以提高全体队伍的文化理论素质”。但这一建议被某些领导视为“看不起革命队伍、骄傲自大、打击领导”。于是,林云之被指斥为“特务头子”,共有31名青年男女蒙冤,最后全部被杀。此案中还有95人被捕,216人受牵连。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则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聂荣臻1982年底同《红旗》杂志负责人的谈道:“红军时期,医务人员、搞无线电通讯的,差不多都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这些事工农干部不会,只能用他们。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有了根据地、野战军、边区政府,需要建医院、办工业、建兵工厂、修造军械、还有无线电通讯联络、还要办报纸和广播电台等,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但有阻力,知识分子受到歧视。所以1939年党中央才作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共需要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技术知识分子,是作为工具的实用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独立知识分子。

随后的延安整风继承和发展了红军时期轻视知识分子的传统。按领导层的看法,知识多了,思想就复杂,不如工农干部那样容易听指挥。据鲁煤回忆:“当时在解放区,知识分子无一例外的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天生是被改造的对象”。毛泽东一再教训知识分子,要放下臭架子,要服从大老粗的领导。并警告说,知识分子是否有前途,决定于服从命令的程度。

所以,1949后的中国,以文盲为荣,以有知识为耻。1950年华北150万党员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干部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很低。
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从他老师那里搬来的一段话更精彩:中国的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高岗咒骂知识分子,说他们就象雄性的生殖器“说硬就硬起来了。”

1957
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毛的“皮毛论”的意思是,知识分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意是:共产党供给知识分子饭碗,你必需依附在中共政权的皮上面才能够生存,我不给你饭吃,你就得饿死;所以,你得老实点。

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否定,必然导出知识分子依附性的结论。
知识分子依附到“三座大山”身上时,他便是敌人,当他依附到小资产阶级身上时,他便属于“异己”了,当他依附到工人阶级身上时,他便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报告指出,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说知识分子终于附到工人阶级这张皮上了。

美国的社会学家艾尔文.古德纳说:如果以经济资本来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如果以文化资本来衡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文化资本是知识分子独有的财富。“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士庶之别在于“恒心”(文化资本)与“恒产”(经济资本)的区别,“现代社会学家曾指出: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他才能坚持其思想上的信念(intellectual convictions)。而一般人则往往跳不出个人的阶级背景的限定。这个说法正是孟子“恒心”论的现代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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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个人主义思想(作者:关敏)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回顾了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以来的中美关系;严厉批评蒋介石集团,依然相信:“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得到我们的鼓励。”艾奇逊所讲的“外国羁绊”是指马列主义和苏联的势力。

美国白皮书的发表,大大地激怒了毛泽东,从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共写了一连写了《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等5篇文章,警告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美国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其中著名的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8.14),《别了,司徒雷登》(8.16)。毛说:“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必要”,“给中国人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这就把当时中国数百万怀有民主理念的新型知识分子都列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了。毛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已把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划为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所瞩望和经常企图争取的”人,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5纵队,推翻中弓。毛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8月23日,张东荪与陆志韦、邓之诚、赵紫宸等燕大教职员联名谴责美国白皮书。内称:由于历史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确有“民主个人主义”,憧憬过以英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明,并曾一度发展为所谓“中间路线”。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不断唆使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中国人民,他们已经纷纷起来,和广大人民团结一致。艾奇逊(Dean Acheson)企图利用他们来反对中国新政权的幻想一定落空。

1950年初,毛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外乎两类;一类是读书越多越糊涂;一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第一类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谈的是孔孟之道、资治通鉴之类的书,所以读得越多越糊涂。第二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了个人民主思想,越多就越反动。”毛还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说的是封建帝国闭关自守时代的事。现在不同了,海禁大开,有了艾奇逊所说的“外国羁绊”。孙中山这位大秀才就一举推翻了满清王朝。我们共产党也不是秀才造反吗?有马列主义和苏联的“外国羁绊”,不也推翻了有“美国羁绊”的国民党反动派?所以,对我国土地上的知识分子,我们可要感谢艾奇逊给我们的教诫啊,必须记得,秀才们虽然上了我们的贼船,但是同船不同心啊!必须慎加留意,小心为上。

毛泽东知道民盟这些人就是白皮书所寄以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以后,大小政治运动不断。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而像三反、五反、土改、镇反这些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都受到了或深或浅的牵连。1957年残酷的“反右”斗争,也正是毛泽东对艾奇逊及其力倡的民主个人主义的在行动上的有力回应,并非完全来自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压力,或者说两者同时起了作用。自从“反右”后,中国就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写了吉林光机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单奎章的点滴事迹。他不但宣称“知识越高,权威越大,思想越反动”,还用极下流的语言辱骂知识分子是“猪”“狗”“鬼”,“一肚子黑心烂肠子”。他公然叫嚣:“对知识分子斗争就是政策”,“就是要把知识分子打个落花流水”,“打个人仰马翻”,“打个灵魂出窍”。他在光机所抓出的“特务”或当“特务”隔离审查的多达166人。他动用多种酷刑逼供——科技会员证就是“特务身份证”,收音机就是“收发特务情报的电台”,个人存款就是“特务活动经费”,照相机也是“特务活动工具”,甚至通晓哪国语言、去过某个国家,也成了那个国家“特务”的证据。在这样惨无人道的残害下,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杀。他还丧尽天良地说:“自杀说明他问题严重。”这样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仇、视科学为恶罪的人,因整知识分子心狠手毒,还被提为省委候补委员,当上了省科技局局长、党组书记。在那特殊的年代,单奎章似的领导恐怕并非个别吧!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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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4/16/2018 06:06
唐武宗灭佛

  唐武宗信奉道教,会昌二年(842年),唐武宗诏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除少数在长安的寺院外,全国所有寺庙全部摧毁,寺庙所有的田地被没收为国有;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灭佛不久,唐武宗即因服丹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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