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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华人与逻辑绝缘

已有 3968 次阅读8/6/2018 05:52 |系统分类:争鸣


关敏提要:国人虽然学到了一些西方的知识,却学不会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方法。古华人根本就没有“理性”这根弦,其思维的三大特色:乱比,模糊,拜权威,从而与逻辑绝缘。

一,“互渗律”下的乱比思维

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逻辑思维能力差,不善于说理。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初民的思维是原始人的巫术思维。巫术思维的特点就是抓住事物相似进行类比推理,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感应”或者“天人合一”的手段硬扯到一起。譬 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圆地方,故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365日,人有365块骨头”;“地有12经水,人有 12经脉”……这种乱比思维又叫诗歌思维,其特点是跳跃式的联想(如“疑是银河落九天”)。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说,“不学诗经的跳 跃式联想思维方法,就没有悟性,就无法在社会上说话。”

《周易》是本算命书,算命的“比”没有任何原则约束,完全是天马行空,像说相声般的随意。这一传统为中医所继承。譬如:《本草纲目》记载,鱼骨头卡住了喉咙,把渔网烧成灰,服之,有效。理由是,渔网克鱼,渔网灰克鱼骨头。又如:京城四大名医之首的萧友龙治疗子宫脱垂的妙方,用鳖头。显然是因为活鳖头易于回缩之故。但鳖头煨焦后显然无回缩之功了。中毉认为:青蛙肚子大,一次能产那么多仔,不孕的妇女生吞青蛙可怀孕。又如,知了声音嘹亮,所以嗓音哑了,中医让病人吃蝉蜕。其实,知了无嗓门,那是腹部抖动发出的声音,所以,吃了知了壳,也治不了病。整个中医全是臆想,没有任何逻辑依据。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能理性客观的对待自己的身体,不了解皮肤肌肉骨骼细胞,而是阴阳五行八卦上火缺气胡乱叫唤,如何能建立科学意识和正确的思维方式。

原始人的智力活动是集体的智力活动,有它特有的规律就是“互渗律”。互渗最初就是性追求中的相互渗透,人们在生殖崇拜中产生了互渗信仰!互渗是指原始人的一种信仰,认为在两件事物和两种现象之间存在着部分同一或相互之间有一种直接影响,尽管它们之间并无空间上的联系或明显的因果关系。互渗律起作用操纵着原始人的信仰,互渗是图腾信仰的基础。比如我们常说的打一个喷嚏就是有人想你(暗指情人),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合乎理性的联系,是互渗律作用的结果。互渗也都是人对自然事物的一种情感渗透。“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就是李白对山的一种情感渗透,并不存在合乎理性的联系。

《老子》的道就是物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21章)。” 可见:“道”仍然包含有原始思维的神秘互渗——物、象、精、信的互渗,因而是一个难以名状和不可定义的模糊概念;创造不出一个抽象的字眼来命名,只好用一 个物质性的“道”来称谓。第25章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既然是神秘的物质,它所生的“一、二、三”也自然是物质了,这样,“三”才能生万物嘛!万物当然包括人,所以人就是物质。人是物质而且是刍狗一般的物质,就是道家的本 意!

其实,道不是物质,一、二、三,也不是物质。把一切都说成是物质是老子的最大错误。

“天人合一”是中国式的哲学,其实是“天人未分”的原始人的互渗思维。“天人合一”表明中国人不会思维,不会观察、分析具体的事物,当然不会以理服人,只好拿“天”(最大的势力)来压服人。《水浒传》的宋江建立等级制的时候。恐众人不服,便炮制出了一份“天书”,拿“天”来压服人……

董仲舒演绎《易经》的“天人合一”观,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至南宋,朱熹将“天人合一”发展为“理学”。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 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以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他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以此来约束皇权。可是,董仲舒和朱熹毕竟是跪拜在君父脚下的奴才。董仲舒将“天”抬高为帝王的祖宗,帝王成了天下的家长;朱熹将“三纲五常”当做天理之本,“君为臣纲”,臣子无条件服从帝王就是“天理”(父子、夫妻同理);这还有什么约束可言?还有什么是非善恶可言?这深刻地反映出儒家理论根本没有民权思想,彻头彻尾的虚伪。明清以来,君父们兴高采烈地将“天理”当做了维护权力的主要理论,以行“天理”而无所顾忌、肆意妄为,轻轻松松地将“三纲五常”化做“三山五岳”,重重地压在了华夏民族身上。

《论语》里的有子认为:“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人,很少会冒犯尊长;而不会冒犯尊长的人,绝不会去造反。”显然,这是乱用比喻的推理:父兄并不等于尊长,尊长并不等于统治者。结论,孝悌的人,与忠于统治者毫无相干,甚至越是孝悌的人,越容易造反。事实上,华夏帝国的夺权者几乎都是自称孝悌的人如王莽。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礼记》中《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这种推理是错的。这个推论居然从“个人”层层放大到“天下”,连续不断的飞跃,使人有从人变仙升天的飘飘之感。修身了就能齐家?齐家了就能治国?治国了就能平天下?显然是没有分清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充要条件等假言判断问题。

中国人只会乱比思维和感性思维,缺乏抽象思维能力。最荒唐可笑的是“上善若水”。因为:方形的容器盛它,它就是方形;圆形的容器盛它,它就是圆形。它愿意处在最低的位置,“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而且《老子》由此推出:“是以圣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这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推论,竟然是从“水往低处流”的现象推导出来,荒谬无稽!难道因为江海位置低下,容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哪门子推理?遗憾的是,“水往低处流”仅是模糊的 经验和感觉。人只看见了水“善下之”,喜欢往低处流,却没有看见水喜欢“善上之”,更喜欢偷偷往天上跑,天上没有雨水,哪来“海纳百川”?如果牵强附会地 说“上善若水”,那么“上善若气”、“上善若火”、“上善若土”都恰当,显然,这样的“上善”也太随意、太低俗、太廉价了,实际就没有“上善”了。孟子由 “水往低处流”推理出“人性无不善”,也是荒诞的!

二. 模糊思维与逻辑、科学绝缘

1.缺乏同一律标准。阴阳辩证法号称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实乃颠倒黑白,否定正义标准而搞多重标准。孟子承认:象是“至不仁”之人;却以“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的歪理为舜辩护。孟子主张内外有别的亲疏等级制,内部的人要优待,外部的人要虐待,对自己的亲属依据孝(家规)处理,对非亲属则依据国法处理。

2.鼓吹“不确定性”与逻辑、科学绝缘

祖宗崇拜是感性经验的产物,是狭隘的帮派立场和先入为主造成的。由于经验知识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就会形成对所有知识的不确定性看法,“治大国如烹小鲜” (治国如烹鱼一样随意,没有客观的确定性标准;道粉解释为不翻鱼,乱翻鱼就乱了。其实煎鱼的时候就是要及时的翻动,否则就烧焦了。为了好翻必须使鱼不粘锅,这就要多放油,结果导致华人血脂高、高血压)。

《道德经》宣传就是“不确定性原理”(简称变即朴素辩证法)。“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任何表达出来的概念,都是不确定的。《道德经》认为:一可以分为二、二可以合为一,说圆不是圆、说方不是方,说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东西,真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不能确定:“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弱不能确定。这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尽可能澄清概念的定义南辕北撤。

同为道家的庄子,更是将“不确定性原理”发挥到了极致:在《庄周梦蝶》中,他甚至不能确定“到底是蝴蝶变成了我、还是我变成了蝴蝶”。

道家的最高境界是“道法自然”、“难得糊涂”、“浑水好摸鱼”;它极力混淆祸福、混淆强弱、混淆是非,混淆善恶;最终丧失明确的道德标准、明确的法律,其后果是整个帝国丧失了共同信仰。

“不确定性”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的思维模式,从而导致汉字字义的多义性歧义性,从而使汉文丧失了逻辑(因为逻辑以确定性为前提),使华人与科学无缘。

中国最早的数学书《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大约成书于西汉时期。这二本书中的计算方法,主要是用于划分季节、丈量田地,是“数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产物,全是为了实用,它写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既无“圆”的定义,又无“方”的定义,甚至没有“矩”的定义, 谁能理解?这是因为:华夏数学没有逻辑学指导,没有系统地研究“概念”,所以,中国数学就毫无科学理论可言。中国的实用数学的计算工具是“算筹”,主要是一些小竹棍。由于特别崇尚“位置”的贵贱(贵贱位矣),算筹自然要体现出“……万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等等尊卑贵贱秩序,算筹最终变成了僵死的算盘。

3.提倡“不确定性”是为了任性、独裁

义,羊、我结构;我,至尊;羊,大祭。指我获得了无敌天下的至尊的地位在搞祭祀大典,多亏有神明暗中相助,没有神灵的干涉,我不能胜也。可见,中文的“义”本身就有独霸天下的独裁涵义。

“義” 直接来源于祭祀祖宗仪式。“義”字由“羊”、“我”组成,非常形象地表示:自己头顶最好的牺牲——“羊”,献给祖宗。虽然“义”来自祭祀,但这个概念非常模糊,就是最“仗义”的孟子,也没有明确它的内涵和外延。

“义者,宜也”《中庸》。宜什么?有哪些宜?都不清楚。其实,这绝非“圣人”们的粗心大意,它来自经验崇拜的“不确定原则”,对“义”的内涵和外延不作限定,就可以任意取舍。只要自己认为适宜就做,就无所畏惧、就为所欲为。这对掌握了话语权的人,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没有掌握话语权的人,只能任由别人宰割。

孔子说,君子为了天下,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敢于做任何事,只要符合义(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孔丘说“言必 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说话守信用;做事要结果,这是顽固小人的行为。孟轲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意思是高贵者为了忠义、孝义,做人不必讲究诚信,不必履行承诺。人人“惟义所在”,人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华夏帝国彻底丧失了诚信,“虚伪”成了帝国的最显著特色。

“不确定性原理”对华夏民族的危害及其巨大,对统治者真是绝对利好。国人爱好类比幻想,认人唯情,见仁见智,否定正义标准从而陷入了思维混乱和胡搅蛮缠,这时候唯有靠祖宗崇拜和圣人(权威或强权)崇拜来止乱;西方人靠逻辑和上帝博爱来来止乱。中国没有确定的准则,君王的意愿就成了唯一准则:君王说好就是好,君王说对就是对,君王想咋干就咋干,君王语言就是圣旨。悲哀的是,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法则,甚至同一个君王也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法则:他今 天指鹿为马,明天指鹿为鹿;他今天一分为二,明天合二为一;他今天量小非君子,明天无毒不丈夫;他今天说梨子是甜的,明天说梨子是酸的。对臣民来说,如何适应帝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辩证法”,成了最要命的技术活。

三.立场思维导致拜权威

中国文化是强调“孝亲”的立场文化,看任何事情都是从自我(家)利益的立场看问题。几千年的“以孝治天下”强化了小圈子的功利主义特色,以至于今天的国人句句不离利益。

虽然儒家强调仁义道德,说“君子明白义,老百姓明白利”,但儒家的义是臣民的义务,是君主的利益之所在。孟子说得很清楚,没有讲义务的社会会把君主放在后面的(就是在提倡“让干部先走、先享受”)。可见儒家就是为君主谋利。这与希腊人不同。希腊人强调,研究问题如研究天文、数学、语法、逻辑等各种问题最好摆脱利益的干扰,才能接近真理。而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中国研究天文,那可是天机,关系着朝廷的兴衰,所以,天机不可泄露,泄露者会被皇帝砍头。由此形成了中国的传统——祖传秘方。天文学、中医、臭豆腐都是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一切都是为了私利而保守秘密,结果中国成了崇古的僵尸国。

正因为只讲立场和利益,就没有了逻辑和正义。所以,为了利益就不择手段,夸大其词地把自己派别说得神乎其神,恬不知耻地摘桃子。中医偷摘最大的一个桃子是 “中国人繁衍至今是中医的功劳”,甚至吹嘘:“如果无中医,中国早灭种了”。这就是模仿唐朝韩愈的胡话——“古之无圣人,人之类早灭绝了”。第二个大桃子是屠呦呦得诺奖,中医一致认为这是中医的功劳,尽管青蒿素发现的全过程都用的是西医的方法,而且是在非中药的黄花蒿中提炼出青蒿素,起初并不叫青蒿素,只是为了掩盖“百无一用是中药”的真相,才改称为青蒿素。三氧化二砷治疗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医认为是中医的贡献,尽管西医早就有过这方面开创性研究。一旦出事,中医会立马表态“不背这个锅”。比如:胡万林,当年被誉为“发现黄帝内经”的神医的时候,中医无人说他是伪中医;出事后,中医说他是败类。马俊仁的中华鳖精也是中医祖传秘方;出事后,就是伪中医。首乌导致肝衰竭,中医认为是未炮制的结果,不背锅。总之,所有的问题,中医一定会甩给伪中医或骗子,甩得干干净净。

由于只讲利益,必然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一团乱麻,莫衷一是的乱糟糟的局面,谁也不服谁。其根本原因是华人不懂得用逻辑规则剔除思维混乱并消除意见分歧;因此,华人唯有祈求权威——祖宗、帝王、圣人来统一思想!

甲骨文的“孝”,从爻从子,“爻”就是卦爻,它是卜筮的内容,具有无上权威;“子”就是“人”;孝字从爻从子,表示“人”要遵从“爻”的权威,具有接受长者教诲与顺从长者意志的意思;“孝”,自然就有“服从”与“顺从”的意思。教字的甲骨文,从爻从子从攵,“攵”即手持刑杖棍棒之像;“教”就是“统治者拿着棍棒,要求人民服从爻”。王为什么要采用棍棒教育呢?因为那是一种否定自主意识式的奴化教育!“文”就是暴力,“爻”就是谎言;谎言与暴力,是古代统治者的法宝!

中国文化的要害就是祖先崇拜,它导致了崇古尚古的社会风气。在诸子百家眼里;今不如昔。他们言必称“上古”称三皇五帝。似乎离开了祖先权威,就做不了文 章。老子没有权威用,就捏造出来一个“古之圣人”,庄子又虚构了一个“仲尼”。这庄子一会儿把“仲尼”当成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 这“仲尼”当成批判奚落的对象,简直莫名奇妙得厉害。孔子更是绝对离不开周公周文王的,须臾不能离开,要是离开了,马上就患上了失语症,连话都不会说了。中医必须靠黄帝来推广自己的医术。到了后世,中国读书人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古圣立言”,全中国人两千多年如一日,日日夜夜靠三五个死人的智慧和话语讨生 活,实在是可悲之极!

张岱年发现:中国圣贤根本不屑于推理论证,直接把结论塞给读者。例如老子、孔子的书就只有结论,没有论证过程。诸子百家只讲礼的等级和压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说服人的逻辑。

孔子要求臣民拜权威——“畏圣人,畏大人,畏天命”,“视听言动”都需合乎礼。其要旨就是“听话”“服从”“不许反驳”。可见,孔子只有压服;敢于“反驳”的宰我被骂为朽木粪土;敢于传播“异端”的少正卯被孔子屠杀了。

而道家更干脆:老子要求人民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 要像刍狗一样地不说话,这样一来,人民这个“水”族就只能利君王了,只能“载”王侯而不能“覆”王侯了,其反动立场不是昭然若揭吗?

不许人民说话,显然也是压服而不是自由平等地说服。原来,周公曾提出“由民情而知天命”的观点,因为周替代商,与部分民众支持有关。随后,武庚和“三监”也因民众支持而向周朝造反,周公就强调天命由王家垄断,与民众无关。在《大诰》中,周公说非圣贤不足以知天命,接着又声称只有通过最权威的占卜才能了解天意,民众的抗议并不代表天命和天意。这就造成后来周厉王弥谤——禁止妄议朝廷后全国鸦雀无声,人民像一滩死水似的安静“不争”,结果厉王被赶出了国都。

墨子反对一人一议,提倡“上同”,主张拜权威。中医更是禁止批评,提倡迷信权威。中医粉说,若许你批评中医,大家不信中医了,中医如何生存?可见,拜利主义者只会用权威来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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