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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香港示威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已有 777 次阅读8/26/2019 16:44 |系统分类:时事

坐井谈天夸中华,青蛙哪知井外天?躲进古井成一统,弱肉强食万万年……

1.香港与北京冲突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中国是个野蛮的国家,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文明国家是字母文字!6000年前,苏美尔人创立了象形文字!5400前,巴比伦地区的人们就用文字记录市场价格和讨论什么最赚钱了,并写信告之家里的老婆如何适应市场。说明他们的文字已经民间化!这就是犹太人能写圣经的原因!3500年前海洋民族腓尼基人创造了腓尼基字母文字,使人类进入了文明,而这时中国才开始出现象形文字,远远落后于西方一个时代!

第二,中国人价值观是你死我活的价值观。海洋民族既有同舟共济的双活双赢的价值观,也残存着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基督教博爱价值观的兴起,消除了弱肉强食的价值观,最终在西欧的海洋民族率先确立了人人平等的人权价值观!而中国一直流行弱肉强食的价值观,民间说法是“抚强不抚弱”,这导致了中国人长期扼杀女婴、吃人肉、人殉(冥婚)等丛林现象!中华文化根本没有博爱的概念,没有“人是目的”的意识,一直把人当着长生不老的食品。考古证实,北京猿人喜欢吃人脑;殷墟里曾出土过两个装着人头的青铜鼎,鼎内有煮熟的人脑!唐朝的皇帝唐武宗吃人的心肝以求长生不老。《西游记》里,用小孩的心做药引,就是暗示明朝的皇帝吃人。文革时期,广西、湖南一带风行杀地主,将人肉煮了吃,甚至人脑被生吃。柬共波尔布特学黄俄而吃人脑,所以,许多人被割喉钻脑。

这种食物链价值观被老子称为“道法自然”,即弱肉强食乃天经地义也,百姓不过是圣人眼中的“刍狗”或食物而已!更可恶的是,老子还主张不要文字的结绳而治,也就是说,那时候许多老百姓要学文字用于社会活动,老子却反对,他主张老百姓就该老死不相往来,就该无知无欲,学文字是以智治国,国之贼!这样中国文字的民间化,就由春秋时期推迟到了战国时代,只有2400的历史!虽然诗经记录老百姓的声音,但那是宫廷文人采编的,不是真正的民间作品!

可见,中国文化落后西方3000年,绝不是早熟而是晚熟;而且价值观一直停留在丛林时代。鲁迅是共党的歌颂者,信奉进化论的超人哲学,主张“痛打落水狗”,根本就没有双活共赢的博爱价值观的因子!共党进化论者讲:“先进的工人阶级、先进的共产党有权统治落后的阶级,可以消灭落后阶级。”这就是优胜劣汰的价值观的体现,与国人的弱肉强食价值观臭味相投。中国丛林文化造成人们只信奉强力(权钱色等实力或先进、优秀、圣贤),而不是讲公理、守规则。譬如办事“拉关系、走后门”就是一种中国特色文化。丛林文化必然导致恃强凌弱、欺软怕硬、不尊重弱者。这种习惯在平时走路、开车就可以看到;国外的规则是汽车让行人,但是到了中国这里,就成了行人让自行车,自行车让汽车,小车让大车……这种崇拜强者习惯使正义的法治无法萌芽,只能产生非理性的反民主文化。

第三,逻辑是文明的标志!国人的思维是原始的巫术辩证法思维,而欧美日早就换上高度抽象的逻辑思维系统了。逻辑是在字母文字的基础上的获得清晰知识的认识工具,是在几何推理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抽象思维工具。学逻辑不难:先通过属加种差的方法给词下定义,使词具有确定的内涵外延,避免偷换概念法,保持思维的确定性和清晰性。明末,逻辑由传教士传给汉人。但是,汉人把文明的逻辑珍珠当垃圾,却把动物的屎尿当灵丹妙药。

没有逻辑的华人就是野蛮人。说得好听一点,中国文明还处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西方与日本早进了文明的高级阶段!中国人分不清政府、国家、祖国的区别,这是不懂逻辑造成的。中国没有逻辑训练的灌输教育,就是要让学生无条件地接受以前的“教条”,并且在学辩证法的过程中不断地为强权诡辩、消除自我的独立性,最后被迫变得跟多数人一模一样,仿佛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螺丝钉”。

只有在文明高级阶段,才会出现民主法治!香港的价值观是基督教的博爱价值观主导,主教陈日君是香港精神领袖;香港学生学习逻辑,不学辩证法,香港学生同时掌握了字母文字英语!这就是香港进入高级文明的标志!处在高级文明阶段的香港,民主自然就成了港人追求目标!目前,香港与北京冲突是文明差异的冲突。大陆的极权主义就是野蛮的超级法西斯主义,在2019年8月17日澳洲大学:香港学生在喊“香港自强”,大陆学生却喊“操你妈B”。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2.西方国家以正义的法制削减血缘关系。

希腊城邦国家的形成不是在部落征伐中完成的,而是在契约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提秀斯是以“说服”的形式,使阿提卡半岛的有关族各系“合并为一个城邦,以雅典为其政府所在地”。正因采取了“说服”或自愿的形式,政治制度就以各族系权利平等为原则。

古希腊政治的基础是契约,而契约是集体会议票决的产物。公元前18世纪,希腊人的祖先就在克里特岛建立了具有民主色彩的人民大会制度。公元前15世纪中叶在希腊文中出现的“民主”一词,是由“人民”(demos)和“权力”(kratia)组成,意为“人民的权力”,即主权在民、人民最大,由民作主。公元前1068年,雅典贵族会议(元老院)废除国王而确定选举执政官的制度。公元前752年,执政官改为10年一任;公元前683年,执政官的任期缩短为一年,期满后进入贵族会议;又增加了6位司法执政官,负责司法,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制度。

公元前594年,梭伦的立法经过了全民公决。梭伦认为:正义就是“一个人之应得”,就是要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偏不倚,给对立的双方以一定的“界限”,实现各阶层的权利与义务平衡。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赋予人民恰如其分的崇高地位/我保护他们免受一切厄运/我始终站在他们中间,不偏不倚/手持大盾,保护两方,不允许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总而言之: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这样,西方国家的法制就是贵族或全民公决的产物。为了保证公平正义,要求司法裁判官蒙眼,不受人间的物质的、血缘利益诱惑而公正地断案。这就削弱了血缘关系的干扰。

3.中国一直就是野蛮的血缘丛林社会。

与古希腊不同,中国上古社会秩序不是契约,而是暴力。中国上古国家是通过杀戮形成的。黄帝族胜了蚩尤族,蚩尤就被胜方食肉寝皮。贾谊说:“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向回纥乞援,付出的代价是:收复长安、洛阳时,所有美女和财产,任凭回纥奸淫烧杀和掳掠回国。这表明:中国的权力至始至终、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绝大多数国人(吴思)认为,打天下坐江山,理所应当。这就说明:华人还没进化成文明人,还缠绵于丛林。在这种强者吞噬弱者的“胜者通吃”丛林中,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规则。因为社会规则是社会各方协商、同意的产物。在“胜者全吃”的“暴力元规则”下,谈判毫无必要。因此,中国从来不会通过谈判确立一套被各方接受的规则,中国的规则(法制)就是胜方的家长(圣人)拍板的产物,家族的血缘关系杜绝了正义法制的萌芽。这样一来,中国自古就没有尊重契约的守法(贵族)精神;只有“胜王败寇”流氓精神;权力斗争的败者轻则失去一切,沦为阶下囚,重则掉脑袋乃至诛九族。既然谁也承受不起失败的苦果,各方都只有选择无规则、无底线、不择手段的恶斗。

华夏国家的产生强化了血缘关系。“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楚文王(公元前689年―前677年)曾到云梦一带打了整整三个月的猎;后来又得到舟地的美女,不理国事达一年之久。楚文王的老师葆申以先王的临终托付来鞭打文王。公元前685年,齐桓公让管仲治理齐国,让管仲当最大的官并给予全国最高的收入,管仲却无政绩。最后,桓公尊管仲为“仲父”(千年后刘禅称诸葛亮为“仲父”),齐国才富强起来。

楚文王、齐桓公的故事说明:在西方已经形成三权分立的贵族公决的共和制高级文明的时候,中国既无贵族公决的的文明因子,更无全民公决的影子,唯有片面的祖先的家法和“亲亲为大”原则治国,永远停留在野蛮的丛林血缘时代。一直到慈禧太后,强调都是“祖宗的家法不可变”(现在叫“不忘初心”)。这就说明,中国政治就是一部野蛮的丛林血缘政治史。

4.红色基因就是野蛮的吃人基因

华人只拜实力和强权,没有是非正义观,这是弱肉强食的价值观造成的。华人不懂:个人自由的和人权是文明社会的基石,从未把君主的专制独裁当作首要问题来讨论,因为皇帝不许文人讨论皇帝的好坏与革命问题。因此,中国从未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制以保障私人财产,防止暴君们随意没收。国人以“做稳了奴隶”而骄傲,嫉恨富人,支持官方杀富济贫。所以,丛林的东方无法产生资本主义。

有人认为,经济自由化会导致政治民主化;但他们没有想到,丛林社会文明无民主化之基础。在英国用大炮撬开了中国的大门后,中国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经过30多年的打拼,清朝的海军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九,却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皇帝在汉人影响下开始变法,慈禧屠杀了变法者软禁了光绪,强调中体西用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之法”就是丛林血缘文化的总代表。满清本是原始的渔猎民族,比汉人更丛林!希腊民族是海洋民族,和丛林民族的弱肉强食的价值观不同,是一种双活共赢的价值观!慈禧不可能有双活共赢的价值观!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后,慈禧才开始变革经济政治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强化满清的领导,其结果必然是满汉矛盾的日益扩大,最后爆发辛亥革命,汉族官僚纷纷倒戈打倒了满清。

革命后,人们发现“民国不如大清”。原来,北洋集团一派独大,一旦发生争议,北洋派就很自然地用暴力解决问题,没必要诉诸于司法。乱杀辛亥元勋张振武、暗杀善于竞选的宋教仁就立即发生了,国民党与国会都被袁世凯消灭了!袁世凯和张勋都复辟帝制了。于是就有了新文化运动。所有的西方思潮都到中国亮相,最后,部分国人选择了马义。马义与秦始皇思想一拍即合,这就是“毛思”。在苏联、日本争夺中国的战争中,蒋介石被耄赶出了大陆。毛立即关上了中国的大门,不是乾隆胜似乾隆,还企图领导全球。中国的历史又回到了(皇帝)原点。耄晚年,哀鸿遍野;凤阳县小岗村的那18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立下生死状,偷偷地包产到户。不得已,中国重新开放国门,搞“经济特区”,类似于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开始了新一轮的“洋务运动”和引进西学,结果导致八九屠城。中国社会的进步,又一次卡在了特色制度问题上。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成了消灭全球民主的反动堡垒和专制势力的策源地,目前正在扼杀香港的司法独立制度。

2019年8月17日,红色基因的后代们在加拿大骂要民主的港人是穷B,每位参与者被中共恩赐100加元,还能到中餐馆吃一顿。8月20日,官媒新华社盛赞这些骂人者。可见,红色基因就是弱肉强食的反民主的基因。原来:民主是一种照顾弱者的制度——雅典伯里克利时期,政府资助贫民参加城邦的公共生活,对富人却课以重税;17世纪英国革命以来的民主就是给弱者以发言权,使他们的权利通过妥协得到某种实现;民主国家的罢工制度也是对弱者的保护,红朝却禁止罢工以保证弱肉强食。

其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维持强势。人总是有弱点,有精力衰退的时候,如刘少奇在强势的时候摧毁了宪法,那么在他弱势的时候又如何指望宪法的保护?文革时,刘少奇手举宪法又有何用?

哈耶克指出,生物学中的“弱肉强食”、“你死我活”、“优胜劣汰”等观念,不适于人类。“优胜劣汰”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优胜劣汰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使弱势人群丧失了生存的权利。这样,弱势群体就会报复社会。当局不尊重农民的权利,设置种种不正当的规则歧视农民;农民可以给城里人输送有毒的大米、蔬菜、猪肉……就会陷入相互毁灭的陷阱。所以,在一个伸张人权的时代,效率必须以人权为基础,两者最好的相容便是“适者生存,不适者也能生存”。换言之,优胜劣不汰即“双活双赢”才是人类竞争的道德底线,这样才能形成文明的民主社会。

人类应该感谢美国。威尔逊总统在一战临近结束时提出的“14点和平倡议”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和国际交往原则,即:世界必须是权力的共同体,而非权力的均衡;它必须是有组织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组织的敌对”。一战结束时成立的“国际联盟”、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都体现威尔逊主义理想;它强调是道德权威上的集体安全,而不是崇尚实力的所谓大国均势。威尔逊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必须将民主政府向全世界普及”,这是实现人类集体安全的制度保障。为此,必须摧毁任何地方的反民主的专制强权,目前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人类文明的敌人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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